我国教育政策研究

二、我国教育政策研究

（一）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产生和发展^[12]

毛泽东曾有一个著名论断，“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极其深刻地说明了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在改革开放年代，我国教育处于重大改革和快速发展中，教育民主和法制建设逐步推进，教育政策研究的作用日益突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改革的历史，就是教育政策不断调整的历史，也是教育政策研究不断发展的历史。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相对滞后的、计划色彩痕迹比较严重的教育事业必须加快改革。现代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系统，成为仅次于经济部门的文化产业，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不同利益，也使各级各类教育处于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所面临的需要、关系和问题难以计数，从正常运转到改革发展都离不开正确的教育政策，而适时适当的教育政策必须在民主和科学的轨道上进行及时调整，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求变化，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这期间我国教育事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持续快速发展，突出了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国内社会经济形势以及国外教育政策研究的影响和推动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应运而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快速发展起来，成为教育科研新的生长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和地方制订的教育改革大政方针，都有教育科研机构的直接参与，并在不同程度上吸纳了教育科研的成果，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以及高教管理体制改革、高校扩招、中小学“减负”、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等。

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方面主要表现在：素质教育研究走向深入；教育国史研究不断推进；《邓小平科学教育思想与“科教兴国”战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21世纪初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取得重要成果；高教研究异常活跃，有代表性的如《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布局调整的研究与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研究》；基础教育研究深化，创新教育兴起，出现了《基础教育若干热点问题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基础课程教材改革研究》、《北京市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等一大批成果；职业成人教育研究围绕职业成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积极为决策服务，其中关于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是一大重点，如《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经济发达地区多元办学体制问题研究》；区域教育研究成为一大热点，如《不同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报告》、《特贫困农村地区教育综合改革研究》，等等。

（二）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

1.队伍建设逐步壮大

（1）政府方面：伴随政府机构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走向深入，政府职能发生重要转变，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越来越多地从事政策研究，形成了以政府职能机构和专门政策研究部门为主导的研究队伍。

（2）科研机构：建立了政府和学校所属的以教育政策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如教育部直属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教科所教育战略研究室，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直属的如上海教科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智力开发研究所，北京教科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为代表的高校教育科研院所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类研究机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力加大，并逐渐形成不同特色和优势。

（3）学会组织和专门研讨会：自1997年起，我国先后成立了全国教育管理研究会、全国教育战略研究会、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会，聚合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如2000年10月14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在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召开，来自国务院有关部门、教育部有关单位以及部分高等学校和地方政府部门的代表60余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就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成立的有关事宜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审议并通过了专业委员会章程，选举了理事会及其负责人，并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这次大会是中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后，理事会每年都在不同的地方主办一次年会。自2002年起，由北京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不间断出版的《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在教育决策部门和理论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2.课题项目和经费投入不断增加

伴随国家教育科研立项和投入经费不断增加，教育政策研究的分量随之也不断增加，并在整个教育规划课题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统计，80年代共有582个主要研究机构开展的各类科研课题总数达到4337个，其中教育发展战略与宏观管理有481个，占总数的11.1%。‘八五’期间五类课题（系指国家社科基金、中华社科基金、青年社科基金、国家教委重点和青年专项基金），教育发展战略类有19个，占课题总数的6.3%，资助经费实数为27.4万元，占资助经费总数的6.6%。‘九五’期间，仅五类教育发展战略课题项目就达到30个，占课题总数的4.7%，资助经费增加到56万元，约占资助经费总数的6.8%。”^[13]

3.学科建设正在起步

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规范正在建立，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与技术正在确立，出现了《教育政策学》等学科建设成果。吸引了战略学、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学者参与，形成跨学科多部门参与的综合优势，开展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探索。

4.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自“六五”以来，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成果对国家或地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了这些决策的科学性，促进了教育工作实践的健康发展。

（三）推进教育政策研究的展望

一项好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政策可以在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反之，可以使直接投资化为乌有、得不偿失，甚至还带来负面效应。这已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因此，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须把重视和加强教育政策研究作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则有利于教育行政机关改变工作作风，深入调查研究；二则有利于优化和营造教育政策研究的外部环境，拓宽政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活跃教育政策研究中的争鸣，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三则有利于确立教育政策导向的工作机制，把教育政策研究作为政府教育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教育政策研究机构

目前，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机构主要在政府部门、隶属政府管理的专门研究机构和部分高校，其归属的性质呈“官方”和“半官方”。这一研究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缺陷。西方发达国家以民间或以“独立自由人”形态的研究机构不仅数量多，规模也较大。如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研究所，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等，使政策研究机构呈多样化形态，研究主体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为决策者的意图和倾向所左右。而我国这类民间的研究机构十分鲜见。对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首先国家应当允许和支持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建立，允许“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大类别政策研究机构的并存。事实上，民间研究机构的成立，对与政府机构进行人员交流，与“官方”、“半官方”研究机构共同竞争承接研究项目均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其次，要逐步推进和实施教育政策研究系统的行业管理，制定“行规”，规范研究主体与决策主体的关系，规范研究成果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式，使“官方”、“半官方”、“民间”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在竞争和承接研究项目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再次，全面实施教育重大政策研究项目的招、投标制度，公正、公平、公开地让不同形态的研究机构参加竞标，公正、公平、公开地让行业评估研究结果，从而实现政策研究制定的民主化。^[14]

2.逐步拓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围

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应在以往国内、外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拓宽研究的范围。王宪廷在《教育政策咨文》一文中则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考虑，认为目前教育政策研究范围应包括以下四大类别：“第一类是研究怎样才能制定出一项较为理想的教育政策，具体内容包括：怎样科学地发现、界定和陈述教育问题；怎样确定科学完整、切实可行的决策目标或目标体系；怎样有效地控制和利用影响教育决策过程的各种内外因素，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环境因素，教育的传统与现状、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教育政策倾向等中观环境因素，教育决策者以及教育决策组织结构形式等微观因素；什么样的决策活动形式更有利于科学民主地制定好的教育政策，这既包括对现存决策模式的选择和利用，也包括研究如何综合、完善各种模式，同时也包括结合实际创造出新的更合理更有价值的教育决策模式；如何制定、优选备选方案，决策之间的临界线怎样设定等这些教育决策过程中的技术层面上的理论性和应用性问题。第二类是研究一项教育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它偏重于教育决策过程的描述和分析。这类研究常常涉及到教育政策背景、教育政策制定者、决策机构的组成部分、工作结构、决策人员的职责与权限、相关人员的参与程度、何种实施方案才能确保政策目标的顺利达成；建立怎样的信息反馈机制有利于政策执行信息反馈的及时、准确、完整；修改、补充、完善方案与追踪与度等。第三类是具体研究某一项教育政策。它属于教育政策分析和评价的范畴，偏重于教育政策本身内容的分析与其实施后社会效果的评价。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后续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或废止现存政策提供参考和建设性意见。第四类是对左右教育政策走向、统摄教育决策过程并体现在教育政策内容中的科学和社会理论，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指导思想或理论基础的研究。它偏重于教育政策理论框架的分析，着重解决贯穿于教育决策过程中指导思想的理论定位问题，并以此来判别教育政策的性质。”^[15]此外，还应研究“教育政策的解制与规制的问题、教育政策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政策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教育政策制定者自身素质问题以及当前我国有关教育政策的一些热点问题等”^[16]。

相关链接1-7：

当前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若干热点问题

教育政策研究的一个基本条件或者说是教育政策研究人员的一个基本素质，是对国家教育政策研究需要的关注。“九五”期间我国教育突破了我国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瓶颈障碍，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就教育政策议题而言，还存在如下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1.如何处理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办学条件保障的关系，如何规划相应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规模问题；

2.高校扩招以后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和拓宽就业渠道的研究；

3.进一步提高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保障教学秩序、规范教学的研究；

4.高校后勤社会化中的公寓管理、学籍管理、网络管理、大学城、并校及分校或异地办学管理等引发的办学秩序与学生思想教育工作问题的对策研究；

5.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与进一步增强地方、高校自主权和依法自律的关系研究；

6.高等教育新的拨款体制与科学评估体系研究；

7.各地在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难点、热点问题研究；

8.进一步改进高校招生、录取、考试与收费制度等问题的研究；

9.规范小学、初中、高中升学、择校、收费的问题，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研究；

10.落实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措施及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研究；

11.新形势下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和机制研究；

12.教育依法行政所面临的形势与相关建议研究；

13.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教育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的研究，包括研究制定《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台湾机构和个人在大陆投资合作办学等问题的研究；

14.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政策研究；

15.我国教师教育的转型研究。

［资料来源］袁振国：《教育政策分析与当前教育政策热点问题》，《复旦教育论坛》，2003年第3期。

3.提高研究者素质水平，壮大教育政策研究队伍

应大力提升教育政策研究的地位，积极鼓励和吸纳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加入教育政策研究行列。通过学术会议、研讨班、讲座和在研究实践中学习与锻炼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大面积提高研究者的能力和素养。一般而言，教育政策研究者应基本具备以下能力和素质：（1）对政策的敏感性；（2）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3）沟通与合作能力；（4）较宽厚的多学科知识和技能；（5）全方位获取信息的能力；（6）求真求实独立自主的研究立场，等等。此外，要大力发展教育政策研究的学科建设，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同时，加快培养教育政策研究的专门人才，积极鼓励、吸纳有工作实践经验的人员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参加有关教育政策的学习和研究，有效扩大教育政策研究者的队伍。

4.丰富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

拓展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国外先进理论，为我所用。比如，“贝若尔和摩根（Burrell＆Morgan）的社会理论分析四模式说不失其参考和利用价值。他们认为，社会科学观上的定位和分析一般可从本体论、认识论、人的本质意义以及方法论四个层面上着眼，而对社会本质的假设可分为稳定和急进改革两大社会学派别。如果我们把主观主义的社会科学本质观和客观主义社会科学本质观作为纵坐标，而将稳定和急进改革两大社会学派别对社会本质的假设作为横坐标，即可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理论进行定位”。^[17]它为分析和把握诸如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教育政策目标以及教育政策运行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乃至思想意识形态等问题提供了多元化的理论参考。

5.完善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构建本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并综合地加以运用，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研究活动本身对研究者提出的要求。“教育政策研究方法繁多，以研究对象范围来划分，有个案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从认识论角度看，有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就研究规模或层次而言，有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按研究方法的性质来区别，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具体研究方法和方式主要有文献法、实验法、比较法、访谈法、历史法以及人类学方法，等等。具体到某项研究，这些方法又决不是孤立地运用。研究者应依据研究课题的规模、性质、目标、各种与课题有关的主客观条件等创造性地将诸多方法及其变式灵活组合、综合运用。”^[18]

此外，我们应本着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立足我国实际，以广泛深入的实践为依托，严肃认真地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教育政策研究理论平台，使政策研究尽快走出盲目“附和”或情绪化“议论”与牢骚的误区，步入理论研究与实践相对同步发展的健康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