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应急传播制度的完善

从我国目前尚未成熟的灾害科学传播现状以及实际管理中的混乱来看，应从政府和媒介两方面入手，建立一套立足长远的应急性科学传播机制。

一、政府应急传播制度

（一）制度的保证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等法律法规已经初步为灾害期间的信息传播与公开提供了制度基础。加强对其的进一步完善和监督落实，是保障公民知情权，提高我国公民的灾害科学教育水平的前提条件。此外，政府还应该与不同灾害研究或防治的机构定期开展合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灾害的动态变化情况，细化法律法规对防灾减灾科学传播的规定。

（二）建立专门灾害应急管理机构

从灾害管理角度来看，借鉴国外灾害应急管理机构设置的经验，我国应当建立专门的、统一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机构。我国现行的应急管理体制是，应急管理工作条块分割，不利于统一指挥和调度。所以，我国应建立一个由国务院领导人牵头的处理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突发事件的综合协调部门，如自然灾害局。

（三）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

信息沟通是危机处理的重点，危机发生后，危机所在地政府要立即上报危机事件的最新信息。上报的各种数据要准确、及时，以便于上级政府决策。建立统一的灾情信息系统，可以及时向国家领导及各部门传递自然灾害的综合信息，有利于国家和部门迅速做出反应。目前我国主管灾害的专业部门，如气象局、地震局、水利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等都各自建有内部的信息网络系统，这对于国家制定统一减灾政策来说是一个阻碍。因此，我国应建立全国性统一的灾害数据库，建立空、地、人的立体监测网和综合信息处理系统。

（四）加强救援队伍及其装备建设

灾害救援队伍是灾害救助的主力军，要提高救援质量，保证救援效果。应建立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灾害紧急救援队，如医疗、电力、通讯等，平时进行救援演练与培训，培养专业救援技能。同时，加强救援装备建设，提高技术性救援。平时加强防灾救灾意识的培养，训练基本的救灾能力，在灾害发生时可以实施自救与互救。

（五）加强预防、预警、反应机制

预防机制主要是在常态状态下进行，包括组织编制总体应急计划和预案、指导应急培训、演练和宣传教育工作等。通过平时的知识普及和技能培训等，加强人们对自然灾害的认识，减少对自然灾害的恐惧，提高人们避灾、抗灾和救灾的能力，增强整个社会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为了能对自然灾害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水平，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创立一套比较完备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可以建立突发事件警报系统，一系列安全计划与灾害援助计划，帮助地方制定气象灾害的防备计划，负责管理自然灾害警报系统，实施减轻重大灾害事件后果的防备计划。反应机制能确保政府在灾害发生后对灾害情况和灾害所造成的影响迅速做出判断，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六）建立健全灾害重建和恢复系统

灾后工作如果进行不到位，会动摇国家安全、导致社会动荡、造成经济衰退，从而使公众产生恐惧不安的心理。因此，灾后应妥善安置灾民，启动各种经济援助项目，全面评估紧急应对计划，防止疫情，尽快恢复教育，关心灾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应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以人为本，从可持续角度出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家园。

二、媒介应急传播制度

（一）改善大众传媒在应急性科学传播中的形象

在应急机制上，大众传媒必须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危机报道机制，要能满足全方位多层次地迅速跟进灾害这一条件。随着事态的发展，大众传媒的不同部门要灵活调整、前后方联动，并且能最大限度在事件的广度与深度上取得平衡。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应当继续扮演好自己的权威角色，再同信息量更大但稳定性和可信度较低的新媒体积极配合，取长补短，形成大众媒体应急性传播的共同体，引导舆论，加强科学传播，稳定公众情绪，做好抗灾减灾工作。

媒介工作者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在平日就应制定好应对各种灾害的报道机制手册和流程图，在灾害真正到来的时候能够做出更为专业的报道。要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深入到本职工作中，不要虚张声势地煽情造势。同时报道应更具行动价值，除了灾情信息和受灾范围外，至少还应提供给公众非常具体的行动信息。

（二）研发或引入新技术，提供应急性科学传播的硬件支撑

这一方面的代表技术就是日本的地震速报系统 （EEW，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它可以在监测到地震信息的第一时间触发，为两大用户传递情报：一为医院、铁路、公共场所等；二为电视、手机、广播等媒体。且在传递情报的同时，可以做出自动断电或停车等指令。EEW为人们抢得S波到来之前的几秒珍贵的逃生时间，已经成为日本防震减灾的金字招牌。该系统和大众传媒进行合作，在发布预警的时候，甚至会自动打开电视机，同时还会一遍一遍地播放已经录制好的抗灾指导，协助人们正确地逃生。对于这样行之有效的应急性的传播技术，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引进或者开发。

（三）建立全国性灾害信息传播信息系统

我国应建立由全国、省、市级以及行馆应急单位组成的灾害信息传播信息平台。该平台应能兼容历史数据、预警监督、风险评估、应急调动等功能。

该系统首先要具备完备的灾害数据。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对该类数据库的建设和共享重视程度较高，并且几乎都能通过互联网访问，而且灾害种类齐全，而我国灾害数据信息共享尚未规范化。实际上，数据库要有全国及周边的详尽地理、气象信息，要涵盖能追溯最远的各地区详细的灾害记载，要有各地的应急机构比如消防局、医院情况等。数据库在系统分类的基础上，要做到实时更新录入最新灾害信息。

在算法上，也应当组织专人进行研究，如果可以通过录入疑似危机前兆信息，很快判断出某区域是否会出现重大灾害并预估规模和损失，那么就可以联合各类媒体发出预警信息，为减灾抗灾争取宝贵时间，提供过往经验。

所建立的灾害信息传播系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交互平台，能够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重组共享。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智库都是不同的模块，当发生重大灾情时，系统可以协助决策者抓取相应模块，迅速组成应对子数据库，对于应急性科学传播，能够提供最准确的数据和最科学的建议，准确高效的调动不同部门进行救灾。

灾害信息传播信息系统也应当在每个区域设立实体的通讯指挥中心。这一点可以借鉴美国纽约的紧急事态管理办公室 （the New York City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OEM）的模式：在危机爆发前，它尽职尽责地向公众宣传防灾减灾知识；灾害发生后，办公室监控人员24小时监控城市公共安全机构，通过电台和计算机辅助的远程系统，并保持同其他45个市级、县级、州和联邦的机构的联络，此外还开通热线解答市民关心的问题。

（四）重视灾害传播的内容和方法

在灾难发生后，新闻媒体应该在第一时间真实客观地报道灾情，一一设置议程，让受众关注。电视和广播媒介由于其不易保存性，应该侧重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同时兼顾传授灾难知识。大众媒介发布灾难的相关信息，发挥了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让受众去关注灾难。对大多数受众而言，灾难本身并不会自动呈现在眼前，而需要媒介去向受众再现灾难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受众通过媒体了解灾难之后，强烈的保护动机会驱使受众主动向大众媒介寻求灾难相关知识的解答。

在灾难报道中，普及相关避难知识。科学家对每一种灾难都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避难方法。但是由于灾害不常发生，普通民众忽视了对避难方法的学习。因此当灾难来临时，由于民众的恐慌与对于避难方法的生疏导致原本可以避免负面后果的没有避免。故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媒体应当普及科学知识，传播避难方法。一方面在受众遭受此种灾害的时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受伤害程度。如日本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之后，媒体应当强调如何避免核辐射，可以在生活板块上介绍抵抗辐射的菜肴做法，推广合理的生活小习惯远离辐射。提醒受众在日本核泄漏之后尽量减少食用日本海产品，远离已经公布的各国实施进口限令的日本食品。

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除以上基本的职业道德操守需要坚守和把握外，“记者还应注意面临的两大问题：一是即时报道的风险；二是采访遇难者家属”。记者则要保护重大突发事件亲历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一方面，记者要理解事件亲历者的受创心理。采访重大突发事件的记者不可能没有感情，但要避免出现情绪错位。如何在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和控制自我的情绪，保证采访正常进行中找到平衡点，是记者在突发事件现场应该注意的问题。另一方面，所有的媒体采访都应恪守人道主义至上的原则。记者对重大事件亲历者及其家属的采访应该考虑新闻心理学、精神心理学等诸多因素，理解灾民、救灾者的心理，采取适当的提问方式，而不致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再伤害。

（五）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灾害时期的信息传播提供保障

在目前国内已经通过的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方便公众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制度基础。

（六）建立公共危机应对机制

建立公共危机应对机制，满足及时、全面、多方位、多层次地传递灾害信息的要求。在重大危机发生后，能够立即启动，及时反应，迅速策划，并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断跟进、调整。在对灾害信息传播的不断探索中，我们形成了一系列比较规范的操作方式，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迅速并且果断采取措施，阻止突发事件进一步扩大。在报道中，记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重视第一时间赶到，注重现场报道。重要媒体机构重视对危机信息的全面呈现，追求在深度和广度的双向维度上传递信息，并在技术上辅以大量简单明了、清晰直观的图片、图表等来帮助公众了解和记忆。

总之，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我国自然灾害发生情况、政府管理现状和特点，我们应当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然灾害应急传播制度，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灾害管理模式。因此，我们需要政府与媒体通力合作，进一步加快中国自然灾害管理体系的建设，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科学共同体的参与度

（一）科学共同体的发展脉络

近代科学革命以后，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开始变得越来越活跃，真正的科学共同体呼之欲出，英国著名的格雷山姆学院便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的原型。后来，人们在格雷山姆学院的基础上创立了英国皇家科学院——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共同体。这里有发达的交通，便捷的书信往来，科学家们通过互访、游历等种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互通有无，交流科学问题，由此形成了一个 “无形学院”——一种非正式的科学共同体。

19世纪开始，科学有了长足的进展，科学研究呈现出职业化和机构化的特征。1826年德国大化学家李比希创建的吉森化学实验室与1874年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出现，预示着以科学家群体或集团合作交流的研究方与状态式取代了近代科学的那种分散、独立、业余地从事科学研究的状况。因此，科学共同体的出现成为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正如R．K．默顿指出的，形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这样的 “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规则、规定、习俗、信仰、价值和预设的综合”。并且在它的规约下，所有的科学工作者逐渐共同构成了最大的科学共同体——整个科技界。20世纪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研究不论从范围、规模、深度和广度还是从参加人员、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指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一方面，像卡文迪许这样的官方的、私立的或大学的科研团队继续发展并强化；另一方面，在整个科学界这个科学共同体的环境下，各个具体学科的全球性组织又构成了各自学科的最为广泛的科学共同体。再者，政府主持的像 “曼哈顿计划”那样的“大科学”科研团队成为新兴的科学共同体单元。在科学的组织化以及机构日趋庞大的背景下，又呈现出形形色色的非正式的科学研究“圈子”和信息交流网络。各种类型的科学共同体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结构显得多变而又复杂。

（二）科学共同体的定义

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在同一科学规范的约束和自我认同下，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掌握大体相同的文献和接受大体相同的理论，有着共同的探索目标。它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之一。

（三）科学共同体的几个功能及对灾害科学传播领域的意义

应对不同的环境与问题，科学交流有正式的交流和非正式的交流之分，并且灾害的各领域专家在频繁的交流中也形成了灵活机变的小组，有助于探索研究最前沿的灾害问题。科学共同体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职责是把具有独创性的科学论著及时地发表出去，同时增强相关机构媒介在灾害科学传播方面的权威性，要把谬误百出的、荒诞不经的、平庸无味的谬论与伪科学消灭。在科学共同体中，需要适度的竞争，否则科学也会没有活力和生气。灾害研究领域在我国尚待进行系统的发展，科学共同体在这方面能够有效促进各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有利的竞争和协作。科学知识或理论一开始都是由某些个人或在某些地域生产的，属于个人知识或地方知识，还不具有足够的普遍性和共有性，但是通过科学共同体的交流、批判、纠错、修正、同化，最后用共同体公用的词汇表或词典的语言准确而系统地表达出来，它就会超越狭窄的个人和地域，从而变成具有普遍性的公共知识。科学共同体对于这些观点以及科学家行为等的承认，在督促和提升信心上对科学家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设置一些奖项，能够彰显灾害研究与传播对于国人的重要性，同时使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或专家投身于灾害研究之中。科学共同体借助科学自身的本性和逻辑，培植、训练和强化科学的规范和方法，为科学家提供行为准则和研究工具。科学共同体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律令：一切科学研究成果，必须首先在科学会议或科学期刊发表，以接受科学家的审查和批评；越过科学共同体，动辄召开新闻发布会，轻率地与媒体唱和，在社会上大轰大嗡、恣意炒作，是有违科学规范和科学道德的，为科学家所诟病，为共同体所不齿。科学共同体不同于严格甚至呆板的学校教育，共同体能够以其内在魅力吸引和熏陶有科学理想的年轻人，引导他们走向生机蓬勃的科研道路。开展灾害教育以及灾害的科学传播，需要引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共同体内有许多权威的德高望重的专家，他们在争取科研所需资源上具有很大优势，能够帮助年轻的学科找到生长的土壤与肥料。科学共同体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根本无法遗世独立，并且它本身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造福人类的生活，因此它应该主动地、创造性地适应社会，也就是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从而既有利于科学发展，也使大众打破对科学的心理屏障。科学共同体从社会纳税人那里获得资源，因而有责任把研究成果和科学知识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告诉公众，从而继续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科学普及或科学传播，除了普及科学知识外，更重要的是传播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价值 （尤其是科学的精神价值）。在灾害传播领域，这一点尤为重要，也是科学共同体能够带给大众的最直接的成果和福祉。

图4－2－1 科学共同体的功能

四、科学共同体在灾害科学传播中的具体作用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环境不断恶化、人民生活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社会交流活动的不断增加，自然灾害和人为公共突发事件越来越频繁，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伴随的经济损失也越来越严重。一场灾害涉及各个方面，因此各部门间的协调和联动就显得至关重要。大灾时可以设立联合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就是一种柔性组织，可以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节。当大灾大难发生时能及时组成指挥部全面对灾情进行处理，当灾难没有发生的日常情况下，组织则各司其职，继续完成自身被分配到的任务。如果把协调机制比喻成路网的话，我们在横向上的协调往往是不通的，制度设计是跟不上的。灾害智库不但要在危机到来的时候能迅速集结，在常态情况下也要设立专门的联络网络。要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协作能力和专业知识，利用各种渠道，跟踪掌握、消化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经验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加强与境外学术机构及专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全面提升我国灾害应急管理及灾害信息发布工作的水平。积极支持专家智库组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专家组内部信息通报、业务交流、保密规定制度。加强与国家、地方和其他部门应急管理专家的交流学习，互通情况，共同探讨研究相关问题。

五、灾害时的媒介表现

所谓重大灾害事件就是指由于自然环境的改变而导致的地震、洪水、干旱、台风的灾难，或者是人为造成的重特大事故等。重大灾害事件的发生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受到社会各界群众的普遍关注。为此，在应急机制构建过程中，如何构建好传播媒介，明确传播媒介的功能、传播内容以及传播方式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以保证传播媒介能够在应急机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案例分析

1．2011年日本大地震中的媒体与传播

2011年日本发生里氏8．8级大地震，这次地震是一场1200年一遇的大地震，其释放的破坏力相当于汶川地震20倍，也是日本开始用现代科技观测地震以来，录得的有史以来最高震级记录。[1]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日本从政府、媒体到普通民众都表现出了冷静、有条不紊的应变态度以及高度的专业主义。

下面我们以日本公共传媒广播协会 （NHK）为例。从地震发生到结束，主播们始终保持镇定的面容，媒体播报的画面上没有恐怖的死亡特写，没有灾民的慌乱与绝望，更没有现场记者煽情式的报道，一直 “及时”“实时”播报最新消息。当获悉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第1号机可能爆炸后，NHK立即切断对政府长官的采访，转而反复播放核辐射时的科学知识指导以及相关避难信息，让民众第一时间获知最新消息。另外，日本媒体能够毫不遮掩地将准确信息传达给民众：“地震引起的核辐射辐射量每小时1015微西弗，这相当于普通人一年可以承受的辐射量”，媒体在此刻真正做到了真实、准确。整个传播中，有信息量却不侵犯个人，有数据却不煽情，有各种指导提示却不引起恐慌。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对于地震的科学传播以及应对技术都是全球领先。目前就有地震速报系统 （EEW，Earthquake Early Warning），它可以在监测到地震信息的第一时间触发，为两大用户传递情报，一是医院、铁路、公共场所等，二是电视、手机、广播等媒体，且在传递情报的同时，可以做出自动断电或停车等指令。EEW技术能够为人们争取到S波到来之前那几秒珍贵的逃生时间，目前已经成为日本防震减灾的金字招牌。该系统和大众传媒进行合作，在发布预警的时候，甚至会自动打开电视机，一遍一遍地播放已经录制好的抗灾指导，协助人们正确逃生。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NHK电视台中断议会会议报道发布的几十秒的地震预警信息中，除了灾情信息和受灾范围外，还至少提供给公众两个非常具体的行动信息，如 “请注意从上方掉落的物品”“请不要收拾火源”等。

2．雅安地震与汶川地震时的微博媒体表现对比 （见表4－2－1）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随着现代科技突飞猛进，人们的信息传达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媒体在信息传递中的通达性、及时性以及服务性无可比拟，特别是灾难当前，及时的播报与互动的科学传播更为大众所接受。恐慌止于信息公开，谣言止于信息畅通。由此，我们可以展望，三网融合后，无缝覆盖、畅通的网络带给人们信息发布与传播的便利更将为灾难中的科学传播提供坚实基础。

表4－2－1 地震微博媒体表现对比

图片来源：盘古搜索，《雅安地震舆情传播分析报告》

（二）重大灾害中媒介如何传播

重大灾害发生时信息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满足受众对于自然灾害造成影响的知情权，及时地向公众提供灾难信息和预警信息，对公众进行正确的引导；另一方面，长期的重大灾害信息传播会引起受众恐慌，甚至潜移默化地腐蚀受众的认知和价值观，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媒介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的报道中发挥着巨大的舆论引导和监督功能，在这个背景下，提高媒介素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需要。在重大灾害发生时，信息的传播通过媒介来进行传播，媒介的媒介素养直接影响重大灾害发生时信息的科学传播。

1．传媒内容的要求

但凡重大灾害降临时，绝大多数民众还是把求证、信赖、求助的目光投向 “政府的化身”——传统的、主流的传媒通道。他们相信主流媒体因为其本身的权威性能够给大众提供更加科学与准确的信息。很长时期内，中央级传媒的声音、文字、画面就是代表中央的、代表国家的，即使是地方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都具备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起到类似 “情绪起动机”和 “情绪稳定器”的作用。由此，传统、主流的媒体在报道重大灾害时作用非同小可。

传播及时、真实和准确的信息，这是任何负有社会责任的大众传媒所应该葆有的信仰与原则。同时，及时、真实和准确的报道新闻，也是预防社会恐慌，以最低成本实现高效社会管理的有效措施之一。

及时、真实和准确的新闻报道能够安抚民众情绪。无论是人祸还是天灾，谣言对社会生活秩序和生命财产安全都构成了影响甚至威胁。当真相不明、信息不确定之际，民众的担忧、紧张与恐慌情绪自然衍生，并相互感染迅速蔓延。在求助主流权威渠道未果的情况下，其势必定愈演愈烈。而这时，民众们就很容易相信图谋不轨的人因为各种目的编造的谣言，这样的谣言利用大众的对科学知识的欠缺与其内心的恐慌来谋取私利，带来的是社会的深深的恐慌甚至动荡。所以，我们需要媒体深入事件现场，尽早发布客观报道，让处于未知、疑惑中的民众迅速了解真相。媒体只有这样才能还原真实，协助政府消除信息的不确定性，安抚民众的恐慌心理，平定社会情绪，也为政府处置危机提供了时间空间保障和舆情支持。

2．传播的手段和技巧

信息的传播必须完整。这里所说的完整，包括两个层面：首先传播的信息本身必须是完整的、全面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其次传播的过程也必须是完整的，便于受众 （包括决策层）做出正确反应的。信息反馈作为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要环节，其作用是使传播者和受众在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中建立起互动关系。没有反馈的传播不是完整的传播过程，没有公众反馈的科学传播也不是我们想要获得的科学的传播效果。媒体对于灾害所导致的问题没有万分的预见性，就如日本福岛核泄漏带来的抢盐风波一样，如果媒体没有对公众的抢盐行为做出反馈，或者过迟做出反馈，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都是难以估计的。所以，公众对于科学传播的反馈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媒体也需要密切关注公众的反馈与行为，使得科学传播更加高效，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媒体提供的透明完整的信息也是制止流言的有效手段。在突发的灾害面前，社会上出现谣言本不足为奇。在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的今天，特别是电话、E－mail、手机短信等人际传播工具加快了各种信息的流传速度，一些信息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心理定式和认知特点进一步变形、失真而成为流言甚至谣言可以迅速流传。而谣言又是造成受灾地区恐慌和某些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原因。对此，围追堵截都无济于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正确有效的信息不断地去刷新覆盖错误的不良信息。在这一点上，媒体有责任承担起澄清谣言、稳定民心的重任。广播、报纸、网络、BBS、电视台等媒体资源应优化整合，为社会公众提供透明完整的信息。

媒体的报道要坚持理性。当重大灾害发生时，媒体是社会主流价值的引导者，在这个时候更应该理性看待重大灾害。例如，在近期北京的暴雨事件中，有些媒体对政府的不作为行为大肆渲染，使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其实在暴雨灾害中，北京市政府还是积极地在进行抢险工作，甚至在救灾过程中有公职人员因劳累殉职。因此，对于灾害的报道不能失去理性，煽动舆论。

媒体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灾难突发期在灾难周期中持续时间最短，但是对社会冲击、危害最大。在发达国家，无论是人为灾难还是自然灾害，媒介记者几乎是和急救人员同时到达现场的。现代化的通信手段使灾难信息在瞬间广为传播。总的来讲，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灾害发生率较高，如果事件规模较大或意义重大，就会吸引国际传媒的关注。

传媒对灾难事件的积极介入，只是灾难信息传播的第一步。一旦灾难发生，媒体就要积极面对，把公众对危机的舆论引导到有利于危机解决的正确方向上来。灾难发生后，传媒一般有3个可供报道的主体，即灾难本身、灾难受害者以及灾难引发的政府和社会行为。这3个方面基本涵盖了环境异变和人的行为这两个主体。仔细分析传媒在灾难救援报道中的功能，可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传媒的作用，以便在报道将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舆论的工具，具有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无疑是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舆论机构。[2]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是促成危险向机会转化的关键。实践证明，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但能化险为夷，最大限度地减轻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而且还能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将坏事变成好事。

重大灾害关乎人们的性命安危，灾害后大量的信息瞬间爆发，传播的内容鱼龙混杂，再加上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和无线通讯网的高速发展，传播范围更为广泛，这些都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空间。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在1947年提出的谣言公式[3]：R＝I×A，即谣言的杀伤力 （Rumour）＝信息的重要度（Important）×信息的不透明程度 （Ambiguous）。后来传播学者克罗斯将这一公式发展后提出：谣言＝ （事件的）重要性× （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谣言光靠堵是堵不住的，更重要的是信息公开渠道的畅通、积极地疏导和引导以及提高大众判断能力即大众自身的科学素养。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要充分运用自己在公众中的影响力，努力营造化解突发事件的 “意见环境”，要有效地应用包括内容提示、说理和诉求等说服性传播的技巧，充分发挥 “两级传播”和 “意见领袖”的作用，更多地采用 “议题设置”等手段，对社会的认知、态度和行动进行全面的引导。“利则扬之，坏则毁之”，使舆论朝着有利于将危机变为转机的方向发展。

3．加强人文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经历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国家日益富强；相应的，国家在应对重大灾害中的救援能力和恢复能力也有所提高，新闻媒介的不断宣传更是能起到稳定民心的重要作用。

国家和人民富强了，因此在发生重大灾害以后对灾情的真实报道和财务救援宣传已经不再是应急传播时人民唯一关注的内容了，人文关怀内容同样为人们所重视。人文关怀更能使灾区人民感受到温暖，建立起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信心。由此可见，在发生重大灾害时，人文关怀内容是应急机制媒介需要传播的重要内容。

在对重大灾害的报道过程中，体现人文关怀的传播内容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将温暖送给灾区的人们，让他们重树信心，走出灾害的阴影。具体传播内容应体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坚持以人为本。对于媒体从业人员来说，坚定时效理念、信息理念和人文理念是自身职责的基本要求，关注灾难中的 “人”是传播者具有良好人文素养的体现。在发生重大灾害时，应急机制媒介所传播的体现人文关怀的内容中，首要是要体现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多考虑传播受众的情感，重点传播灾害中受伤人员的救治情况，失踪人员的搜寻情况等人们普遍关注的人文问题。在传播内容上要保证人的尊严不受损害，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人们已经将尊严看得十分重要，甚至有的人认为尊严要重于生命。为此，在传播内容的设置方面要十分注意对人们尊严的保障，避免在报道中出现一些有损人尊严的报道内容，使人的存在价值得到充分尊重。

把焦点对准灾难中具体的人和事。灾害，可以破坏甚至毁灭一时一地的基础设施、设备、人民群众的财产甚至生命，但不能击倒党领导人民抗灾自救的信心，更不能毁灭人类生生不息、不屈不挠的精神。因此，灾害报道的焦距要始终对准灾害事件中的人，根据人的活动来调焦、对焦。灾害报道中的人物应该是有血有肉、充满感情的，而不应该是空洞的口号。媒体不仅要发挥好 “喉舌”和 “传声筒”的作用，更要充分彰显媒体独特的人文关怀。

身体力行，亲自体验灾害带给人们的创伤。人们感到痛苦、悲伤，还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恐惧和焦虑情绪。灾区人民对重建家园表现了极大的渴望，广大受众对灾区人民也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因此，媒体在报道灾情进展和善后工作以及对灾难产生的原因做出科学的分析之外，还应身体力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体验灾难带给人们的心灵上的创痛，时时不忘倾注人文关怀，直接参与对普通灾民的关怀，为受灾群众寻求社会的帮助，如公布慈善捐款热线、热心组织义演义卖等社会善举。[4]

注重对人们社会权益的宣传。在发生重大灾害时，人们除了身体受到伤害以外，他们的社会权益也相应地受到了损害，特别是在一些人为造成的灾害救援延误、救援不力等情况下，更要保证人们的社会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这也是应急机制传播的重点内容之一。例如，在灾害发生以后，人们受到的损失该由谁来赔偿，怎样赔偿等问题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特别是那些受灾最为严重地区的人民，他们的社会生活权益受到了极大损害，日常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为此，通过对他们社会权益补偿和救助内容的传播能够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树立灾害地区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的信心。

4．加强科学知识的教育

加强受众媒介素养教育。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受众进行媒介素养知识普及，如在高校开设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在网络上定时发媒介案例解读信息，告诉受众如何分辨信息。只有不断加强受众对媒介的认知能力和判断力，才能促使受众准确利用大众媒介实现自身的发展。

提高受众面对危机的理性。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为了使受众在媒体面前，尤其是面对重大灾害事件时，不要停留于表面和个人感觉，能够追求真实，能够相信权威的大众媒体，拒绝没有消息来源的信息。

受众要掌握多种媒介的传播技能。受众只有了解媒介的优劣势，才能辩证地看待媒体传播的内容。同时，提高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和鉴别能力，并勇敢辟谣。

灾害过后及时反思。媒体在进行灾害报道时，不仅要报道信息层面的事实，还要追求报道的思想深度，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引领。纵观人类发展史，灾害又恰恰是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一部 “特别教科书”。灾害过后，最有必要举一反三，透过灾害事件本身追讨事物的本源，给人以警示和启迪。

六、重视灾害语境下三网聚合的技术特性

（一）三网融合条件下重视各种媒介的科学传播属性及其在灾害不同阶段扮演的传播灾害信息的角色

报纸在灾害信息传播中主要扮演权威信息发布的角色，也兼有科普教育功能，其即时性、直观性以及交互性比较薄弱，因此在此我们不做过多讨论。广播是有着相当长历史的大众媒介，它在新技术革新的脚步中被甩在了后面，相较于十几年前，广播所扮演的灾害信息的科学传播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看轻。但其实，广播也绝非即将被这一领域的传播所淘汰，这还是由广播的两个特性决定的：首先是易接受性，广播不需要识字能力，只用耳朵收听即可，所以在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中传播灾害信息，广播有着比报纸或新媒体更高的接受程度和信息到达率。其次是即时性，广播也可以做到同步报道，并且其直播所需设备比电视等更轻便，利于抢先深入现场。不过广播在灾害不同阶段的传播角色没有其他媒介那么明显的阶段性区分，它主要还是用于现场报道或者官方权威信息发布，也有常态的科普知识传播。电视可以说是传统大众媒介的代表，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它的身影。它也是重大灾害发生期间灾害信息科学传播的主力军，有着如下特征：直观性，高保真度和传真技术，让人们在收看灾害信息的时候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传播灾害科学信息，接受度高，效果好。即时性，电视同样能做到实时传递现场情况。综合性，电视的受众群体以亿万计，频道和节目多样化，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在灾害期间能多视角全方位地传递信息。

电视在重大灾害发生的不同阶段扮演的科学传播的角色。

前兆期：电视在灾害前兆期的科学传播功能不明显，一些新闻节目会报道可能是灾害征兆的自然或不正常现象，不过是否能引起群众或有关部门的重视，取决于报道的广度。并且这类消息的取材，过分依赖于采编人员自身的灾害知识和科学素养。

突发期：重大灾害爆发时，如果有技术条件支持，电视媒体可以第一时间在屏幕上发出预警，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赢得关键时间。电视作为受众最多的媒体质疑可以迅速引起人们对事件的注意，争分夺秒的了解相关的救灾自助互助知识。此外，电视媒体能够起到主流权威媒体的正面作用。

蔓延期：当事件不断演进时，电视媒体主要起到信息沟通作用，安抚群众情绪，对于在其他渠道流传的谣言有遏制作用，深度报道和科普专题都是极好的手段，并且比常态传播效果更好。

解决期：这一阶段，电视媒体应当继续挖掘事件的深层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做好事件善后的跟进报道，为下一次灾害的发生做好准备。

目前学界对 “新媒体”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而互联网是新媒体的代表，它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舆论的形成与强化的过程中。我们所探讨的新媒体的范畴，除手机之外，主要指伴随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论坛，即社会化媒体 （social media），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社交网站 （SNS）以及微博。这几类媒体并没有明确的划分界限，只是在功能和使用者紧密程度上有不同的特点。互联网在信息的传播上有其宏观层面的总体特征。

信息传播速度快：数字技术的发展让信息能够几乎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进行传递。信息的表现方式多样：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整合了文字与视频、音频信息，能够全方位展现灾害情况和进行灾害教育。参与互动的受众广泛：互联网超越时空限制的特性，将过去不可能轻易有交集的人聚集起来，共享信息的同时进行互动行为，让网络信息的传播速率有很大的提升。同时，去中心化的特点让交流双方的社会等级差异也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消弭，这对于话语权的下放、关键灾害信息的上达、政府了解公众关注点都有着重要意义。谣言易发性与自我纠错性不断进行博弈：在我国，公民科学教育水平有待提高，公众对各类信息的自我甄别能力尚不尽如人意；而互联网的信息来源广泛，公众参与新媒体讨论的程度又逐年增高，这之间的矛盾具体体现为经常伴随重大灾害出现的谣言打击面广的现象。而诸如科学博客圈、专家学者实名认证的微博以及理性网民的质疑，又形成了新媒体谣言的自我纠错能力。这两种力量经常在一次事件中不断进行博弈。

互联网在重大灾害发生的不同阶段扮演的科学传播的角色。

前兆期：互联网的受众广泛，交互性强，使许多普通公民在发现灾害的征兆时能马上传递信息，涉及面也较传统人际传播广，不过由于互联网信息繁多，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很容易被湮没，所以需要更健全的机制与渠道保证这些灾害征兆信息上达相关政府机关。灾害前短暂的预警时间也可以利用新媒体的传输优势做到覆盖面广、传递迅速，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在2009年7月16日就与人民网等14家网络媒体签订 《气象预警信息共享服务合作协议》，能够在气象灾害的防灾减灾上做出迅速反应，减少对人民群众的危害。

突发期：互联网等新媒体近年已经逐步代替传统的电视广播新闻，在灾害爆发时迅速传播信息，引起公众的注意和戒备。不过由于灾害爆发的特性，这一阶段难以进行经整合的深度报道。而网络自发性缺乏大众传媒的约束力和验证能力，造成了本阶段会有大量谣言流出。

蔓延期：该时期互联网媒体开始有时间推动达成舆论上的社会共识。互联网的双向互动性优势开始体现，广泛的参与度和讨论平台的构建能很大程度上发动群众救灾抗灾的热情，同时能将科学减灾的知识迅速深入下去，灾害的危机感和新媒体多形态的传播方式比常态教育有更形象的体验感，效果也更好。灾害的科学教育与之前流出的谣言开始进行博弈。

解决期：互联网在本阶段可以促进政府和群众的交流，修复危机，针对群众关心的衍生问题，权威机构进行深度解读。这一时期也是网络媒体引导舆论的良好阶段，可以充分发挥人文关怀的优势，减轻灾害带来的震荡。与此同时，媒介可以进行全面的灾害知识经验总结，继续发挥互联网多形态优势加强公民灾害教育。

手机本身是一种通话工具，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它已经成为整合多种媒体功能的便携终端。移动互联网技术兴起之后，手机更兼具了上面讨论的互联网的许多特性。不过和传统媒体相比，手机自身的特征有如下几点。

时效性：手机短信具有短小、即时的特点，可以在灾情发生时迅速地编写和传播。广泛性：作为自媒体，手机在我国的占有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而群发功能使传播范围得到极大的扩展。移动性：手机小巧，携带方便。定向性：信息传播定向性强，个性化程度高，可以根据灾害波及的不同范围做出调整，有利于信息的有效接收。融合性：手机实际上是前沿媒体技术的载体，多种媒介融合集于一身，有条件的话，电视、报纸、广播、社会化媒体软件完全可以在手机上实现。

手机在重大灾害发生的不同阶段扮演的科学传播的角色。

前兆期：手机可以承担起环境守望的角色，当区域出现灾害前兆时，可以迅速向公众传递预警信息，或者有针对性地预防性科普教育。

突发期：手机的拍摄功能能够第一时间由公众传递灾害情况，引起各方重视，争取救灾时间，且因其可信度较高，在这一阶段手机承担起迅速发布权威信息、稳定群众情绪的重任。

蔓延期：继续承担前一阶段发布权威信息的责任；同时由于其具有自发性信息采集功能，能够帮助政府进行救灾决策的调整；发挥互动作用，可同传统媒体进行互补，加强组织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减轻谣言危害。

解决期：进一步完善灾害报道，同时大量总结补充本次灾害带来的经验教训，抓住时机为今后的重大灾害进行事前科学传播。

（二）灾害科学传播的跨媒体信息共享

三网融合下，跨媒体的信息共享是一大趋势，在灾害科学传播方面也应做到跨媒体的信息共享，形成科学传播信息网，全面提升人们应对灾害时的科学素养。整合不同形态的媒体，实现三网融合环境下灾害科学报道的有效联动。针对不同媒体的特性，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可以更加有效地做好灾害发生期间的科学传播，由于互联网的媒体容量较大，可以更好地做到应急科学传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应当继续扮演好自己的权威角色，再同信息量更大但稳定性和可信度较低的新媒体积极配合，取长补短，形成大众媒体应急性传播的共同体，引导舆论，加强科学传播，稳定公众情绪，做好抗灾减灾工作。

（三）三网融合下灾害信息的传播技术

在三网融合的大环境下，设置全方位的科学传播机制，将信息更加有效地传递至受众。这一方面的代表技术就是日本的地震速报系统（EEW，Earth quake Early Warning）。它可以在监测到地震信息的第一时间触发，为两大用户传递情报：一为医院、铁路、公共场所等，二为电视、手机、广播等媒体；且在传递情报的同时，可以做出自动断电或停车等指令。EEW为人们抢得S波到来之前的几秒珍贵的逃生时间，已经成为日本防震减灾的金字招牌。该系统和大众传媒进行合作，在发布预警的时候，甚至会自动打开电视机，一遍一遍地播放已经录制好的抗灾指导，协助人们正确逃生。东日本大地震发生时， NHK电视台中断议会会议报道发布的几十秒的地震预警信息中，除了灾情信息和受灾范围外，还至少提供给公众两个非常具体的行动信息，如 “请注意从上方掉落的物品”“请不要收拾火源”等。对于这样行之有效的应急性的传播技术，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引进或者开发。

[1] 和静钧：《从地震报道看日本传媒的操守》，载自 《新京报》，2011年3月14日。

[2] 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8页。

[3] 互动百科： “谣言公式”词条，http：／／www．baike．com／wiki／％E8％B0％A3％E8％A8％80％E5％85％AC％E5％BC％8F。

[4] 赖文忠：《做好台风报道的三个意识》，载 《青年记者》，2007年第7期，第6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