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急待解决的一大障碍

罗以澄

摘 要：我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教学科研制度安排的失当是其关键症结所在。制度安排失当主要表现在：一是过强的功利性目的，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二是现代迷信的推崇，导致学科自觉的迷失。

关键词：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功利性；现代迷信；大学精神

Abstract：Although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current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achieved great progress，still with a lot of problems among which the in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s the root cause．The main symptoms of the inappropri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re as follows．On the one hand，the strong utilitarian purposes leads to the lack of the spirit of university．On the other hand，the respect to modern su－perstitions leads to the lost of disciplinary consciousness．

Key Words：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Discipline Construction；Utility；Modern Super－stitions；the Spirit of University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不仅学科规模不断壮大，学科群体不断丰富与完善，而且学术底蕴日渐增厚，学术水平日渐提升，高素质的学术人才也开始涌现。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其间存在的问题也还不少，尤其是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团队、学术平台至今还未形成，真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也十分鲜见。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制度安排的失当是其关键症结所在，也是当前我国高校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所在。

一、过强的功利性目的，导致大学精神的缺失

众所周知，高校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追求普遍学问和价值，培养社会精英的场所。这个职责和使命，规定着高校必须是去 “功利性”的。与此同时，高校之所以能够经受得住漫长的时间考验、能够超越任何形式的社会变迁和政府更迭，一直存在至今，其关键也在于其 “去功利”而满足了人类社会的永恒需要。因此，作为高校的根基的学科建设理应是 “去功利”的。遗憾的是，当下高校教育科研的制度安排却带有过强的功利性目的，从而导致了大学精神的缺失。

制度安排过强的功利性目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学科评价上呈现出明显的 “有形制度约束”和 “绩效管理至上”的倾向

根据现有的制度安排，无论是对学术工作的评价，还是对学术人员的评价，都是由一堆数据形成的 “有形”标准作依据，借助量化的 “绩效”进行管理。在这一制度安排下，学者的晋级、升职或加薪等均由 “数字”说话，学术工作的优劣乃至学科 “重点”与 “非重点”的划分也得由 “数字”说话。其结果，无疑让神圣的科学殿堂，成了所谓 “学术成果”的制造厂家，学者则成了成天忙于撰写论文、跑项目、拉经费的生产者，这势必会滋生浮躁的学术风气和不端的学术行为，从而难以产生真正的学术精品和学术大师。

（二）在学术研究导向上，呈现出明显的 “实用研究为尊”的倾向

据笔者对近十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部分省市社科基金立项的新闻传播类项目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属应用性、对策性的实用研究项目占了90％以上，而属基础性、学术学理性研究的项目则不到10％；尤其是有关舆论引导的对策研究、网络安全的对策研究、公共危机的应对研究和新媒体的应对研究等课题，更是反复被立项。应该说，注重应用性、对策性的 “实用研究”，以适应社会需要，积极为社会服务，这原本是高校学科建设中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无可非议。然而，高校作为 “人类社会理性的堡垒和思考的灯塔”，其学科建设中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决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适应社会的现时要求、满足于社会发展的 “实然”需要上，而必需理智地、负责任地引领社会发展，必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的精神和态度，以深沉、冷静的智慧去回应社会，指导社会，形塑社会，从而满足社会发展的 “应然”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作为学术研究根基和命脉的基础性、学术学理性研究便不可偏废。尤其是当前，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学术研究，尚未建构起真正既具中国特色又具普适价值的理论体系，已有的理论支点乃至理论话语还时常遭受科学的质疑，基础性、学术学理性研究更显重要。否则，势必造成当下不少 “实用”研究难以建立在科学依据的基础之上，从而难以发现真问题，揭示真问题，甚至还会错误地表达一些经不起推敲的 “高谈阔论”。这也是当下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学术研究存在着 “应景式、经验式的成果多，学理性成果少；雷同性、舶来品的成果多，有真知灼见的成果少；炒现饭式的成果多，原创性成果少”的主要原因。

（三）在人才培养上，呈现出明显的 “重才轻人”的倾向

“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人才培养，理应植根于人类社会对新闻与传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要合乎于人类社会的实践理性而存在。为此，在新闻与传播领域造就一批通识博学，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德、才、能”全面发展的社会精英，自然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人才培养的根本宗旨。然而，综观目前各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人才培养，从学科基础阶段的本科生教育到硕士、博士学位阶段的研究生教育，其培养方案却无不强调教育与职业对接，强调 “为新闻与传播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乃至培养结果的评价也无一不把专业知识、专业才能的培养与训练放在首要位置，而鲜见关涉人的道德、心理、情操等学科素养的知识传授与训练。这种注重教育与职业对接，强化实用功利的人才培养价值观，无疑有损于高校学科建设应具的人才培养品位，而且也不利于学者后备队伍高尚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二、现代迷信的推崇，导致学科自觉的迷失

学科自觉是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不仅要求对学科自身有 “自知之明”，能清醒地、全面地，深入地了解并把握本学科的内涵，规律、走向及其优势与劣势，同时还要求对国内国际上同类学科或相关学科的特色与长处，有充分、清晰的了解与把握，能够 “兼容并蓄”，“各善其美，美人之美，美美如其”（费孝通语）。因此，视野开阔，胸襟豁达，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理应是学科自觉的先导。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当下高校教育科研制度安排上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推崇现代迷信的现象，这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束缚了学科建设的顺利发展，也导致了学科自觉地迷失。

制度安排中对现代迷信的推崇，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迷信 “传统规制”

这一方面表现在，我国高校新闻与传播学科建设中长期奉行的 “政治本位”的传统规制，一直沿袭至今。在人才培养方面，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都是由政府指导制定的；尤其是政治、外语等公共课程的规定，更是强制性的，作为学校、学者、学生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在学术研究方面，各级各类的科研课题的设立、学术成果的质量判定等，也都是由政府决定和监控，学者既无自主权，更无主导话语权。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我国高校学科管理体制上长期沿袭的 “行政首长本位”的传统规制，至今没有改变。高校校级管理实行的是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院级管理实行的是“党政联席会共同负责制”，而学者、教授则处于被管理的地位，教学科研活动自然得听命于 “行政首长”的管理与监督。实事求是地说，学科建设这一制度安排上的 “传统规制”，是建立在我国传统的国家体制基础之上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曾在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中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国家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这一 “传统规制”的坚守，无疑违背了 “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涵，也是建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和理想状态。对 “传统规制”的迷信，不敢越雷池一步，势必有碍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也碍于学术精品和学术大师的涌现。

（二）迷信 “洋人”

近些年来，一些高校教育科研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景象，即把学科建设的 “国际化”程度，作为衡量学科学术实力和办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当然是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高水平的学科建设理应面向国际，活跃在国际科研领域，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全球视野的办学理念，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开放视野的国际化人才，拥有紧跟学科前沿的科研平台和国际一流水平的科研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术论文和原创成果在国际学术界有很强的影响力和美誉度等，这些便是学科 “国际化”的具体体现。然而，目前不少高校的教育科研制度安排，却把学科 “国际化”囿于 “洋人”的参与和认可上，而不管 “洋人”的真正水平和实力，也不管 “国际化”的实际效用。这具体体现在：一是引进人才，要看是否喝过 “洋墨水”。只要是国外或境外培养的 “洋博士”就是优质人才，就要想方设法用高薪引进。有的高校甚至作出 “非洋博士不引进”的刚性规定。二是举办学术会议要看是否有 “洋人”参加，只要有 “洋面孔”出席便是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洋面孔”愈多，学术会议便愈 “高端”。三是发表论文要看是否在国外、境外发表，不管什么样的论文只要在国外、境外发表，便是权威论文、高水平论文。凡此种种，“以洋为尊”的举措，不仅是对学科 “国际化”的误读与曲解，而且也彰显着学科建设上的浮躁和虚荣心，其结果势必挫伤本土学者的自尊和自信，让学科自觉迷失。

总之让学科建设既有赖于学者自身的自强、自立，也有赖于高校教育科研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创新。唯此，我国高校新闻学和传播学学科建设的腾飞指日可待。

（罗以澄：国务院学位办新闻与传播学科评议组成员、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