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设计者与游戏规则

游戏设计者常常也是节目的制作者，是他们在决定对设计出来的“媒介事件”如何进行符号化和媒介化。在设计游戏尤其是设计游戏规则时，他们的身份是游戏的立法者；在游戏的过程中，他们有时要充当游戏评判者的角色；同时，在对游戏、“媒介事件”进行符号化和媒介化时，他们是记录者。这些身份的多重性，对他们设计和执行游戏规则起到了影响和制约的作用。

游戏设计者和节目制作者同时又处在一定的媒介环境中，媒介环境从技术和理念等硬的和软的方面为他们提供了可能和不能、限制和创造，让他们在既定的媒介环境中成为与各种力量合作竞争的博弈者。这样的态势也反过来对他们设计游戏、制作节目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一、作为游戏的立法者和评判者

游戏设计者明白游戏规则对游戏的重要性，他们会通过规则的设计和实施来实现需要达到的目标，比如使游戏更戏剧化，娱乐性更强，更有可操作性，更能转化成视觉图像被记录下来等等。

（一）立法者与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在真人秀游戏中的作用远远大于其他种类的游戏，它还使真人秀形成了与其他电视节目不同的真幻交融的特质。游戏的设计者和制作者放弃了对节目参与者具体行为的规定与限制，使事态的发展在规则的导引下成为异于影视剧的“真正的未知”。规则保证了节目的戏剧性情节和走势，同时有利于对节目的有效控制^[27]。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戏的立法者就“无为而治”，制作者通过游戏规则的设置来控制无剧本叙事的真人秀文本的大体进程和节目框架。其实他们在为游戏立法时总是遵循奇观逻辑。

在对游戏参与者的选拔中，节目制作者就遵循了奇观逻辑。固然这些游戏参与者是从普通人中遴选出来的，但他们一般都要满足以下的要求：荧屏形象好；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抽样代表性，擅长表现自己，有个性，“有戏”。但是，他们同时也还千真万确是普通人。《幸存者Ⅰ》的制作人马克·伯纳特曾说：“我没有专门找那些脾气暴躁爱惹是生非的人，因为我觉得普通人在身处逆境和遭受挫折时的表现超凡脱俗。”^[28]

奇观逻辑中观看的逻辑对游戏规则的制定也有一定影响。《老大哥》节目中有很多游戏规则都是鼓励和怂恿选手们呈现和暴露自己的身体。比如当人体模特、游泳、扫描身体部位等^[29]。

冲突导致戏剧性，这是游戏的立法者不可能忘记的。“冲突极具吸引力，它贯穿于所有的戏剧形式、体育运动、猜谜游戏表演、纪录片甚至广播和电视商业广告中。”^[30] 规则制造冲突，冲突推动人去行动，行动过程展示人物的性格，并推动节目的发展与电视文本的叙事过程。如何才能启动节目中参与者的人际争斗和利益纠葛呢？《幸存者Ⅰ》是通过将淘汰权下放给游戏参与者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来做到的。由于淘汰权掌握在每一位游戏参与者手上，那么他们势必构成一种既竞争又合作，合作为竞争服务的局面。这种局面使得游戏参与者互为对手，人人自危，将本来就因为性格、气质、禀赋以及价值观等所造成的矛盾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得到激化。冲突中的人性无疑是商业真人秀中最具吸引力的元素。《创智赢家》的一位组创人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真人秀节目讲究内容的冲突性——事件的冲突、场景的冲突和人性的冲突。不同商业类真人秀的共同点都是在于反映人性在不同环境下是如何冲突，强者是如何在压力下脱颖而出的。

有时候，游戏的立法者本身就是极具奇观逻辑的主体。作为游戏的立法者和评判者，《学徒》的制作人、主持人特朗普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唐纳德·特朗普是美国著名的地产大亨、亿万富翁。他有着传奇性的经历，同时也是极具争议性的人物。特朗普通过个人奋斗和不懈努力，从一个破产者最终成为亿万富翁，代表了美国梦，也代表了追寻梦想并最终实现的成功者。他是《学徒》这个节目的图腾和象征，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最终评判者，也是节目的绝对控制者。他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处世哲学带入节目中，并以此“统治”游戏参与者，“教导”电视观众。

游戏规则还要承担实现设计者特定目的的功能。设计者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在游戏中就是需要不折不扣遵照执行的律令。立法者对游戏和节目的功能与效果都有这样那样的期许，而这些期许就落实在他们所制定的律令上。同类型的真人秀节目，因为目标不同他们所制定的规则体系也相应地不同。一位同时参加了《赢在中国》和《创智赢家》的选手评论说，《赢在中国》选择了商业化的道路，兴趣点是投资、找到好的项目；而《创智赢家》则改走娱乐路线，兴趣点更多地在“秀”上。这就决定了二者选人机制和比赛规则的不同，从而也吸引不同的观众的注意力^[31]。而对于节目的娱乐化，《创智赢家》宣传主管李天毫不讳言是为了收视率。“今年在做《创智赢家》之前就已经确定是一个娱乐节目，一个以商业为线索的真人秀。”他说，这档节目定位的主要观众群体是35岁到46岁的女性，增加的娱乐化内容正是为了吸引这部分观众的眼球。

都是表现残酷竞争，《幸存者》是把竞争者放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去考验他们的生存能力；《老大哥》是把竞争者放在封闭的室内空间，考验他们与人相处相搏的技巧；《学徒》是把竞争者放在充满明枪暗箭的商业王国，考验他们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作为经济动物的生存本能。在游戏规则的设计上，制作者将商业活动作为主要内容，直接以商业规则作为竞争方式，让选手们在真刀真枪的商战拼杀中证明自己和团队的工作实力和解决疑难问题打通关键环节的方法技巧。节目里具体项目运作过程中的竞争与现实中的竞争有高度的相似之处，只是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简化且更具象征意味：分为男女队两组的共18名参赛者如同两个公司一样完成一个个商业项目，每个项目完成后，业绩差的队要淘汰一个人。整个游戏最终只有一个人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18名参赛者彼此之间都有残酷的竞争关系，但运作项目时又是以队为单位进行的，队员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欲拼杀到最后就必须通过合作去争取团队的胜利。每一轮搏杀后走到淘汰环节的队，其队友不得不处于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对抗状态，他们必须用尽方法证明自己不应被淘汰而他人应该被淘汰。这样一种竞争和对抗中有合作的关系，几乎就是现实世界竞争的模板和缩影。

在现代电视产业中，游戏、节目的设计者往往是一个团队，在国内，一般以研发中心的形式出现和存在。湖南广电在2006年成立了研发中心，为保证创新的激情和敏感，研发中心全部用最精干的一线制作力量，《超级女声》的总策划人王平就是该中心的主任。

（二）评判者与游戏规则

评判者是节目制作者的组成部分，在不少真人秀中，游戏的设计者和游戏的评判者是重合的。评判者掌握对游戏规则的解释权和对选手的行为是否符合规则的裁定权。有些时候，情况是比较清晰明朗的，做出裁定比较容易。比如前此曾提到过的《创智赢家》“厕所门”事件。

根据《创智赢家》中的比赛规则，每期比赛的输队要有四个人成为淘汰候选人：（1）队长；（2）队长指认的要为失败负责的选手；（3）所有选手无记名投票选出的票数最高的一人；（4）督导指定的一人。如果现场判定女队（非凡队）失败，队长李文艳将难辞其咎登上“PK”台，被李文艳不幸钦点的人是张书嘉。

由于非凡队内部的不合，队中的陆婕被包括张书嘉在内的四位选手企图通过选手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推上“PK”台。为了统一意见和商量行动，刘琦、张书嘉、杨叶、汪毓关掉随身的麦克风，躲在摄像头唯一监控不到的洗手间进行密谋。

事件调查清楚后，导演组立即做出处罚决定：上一场比赛胜队的队长杨叶被取消本场的“免死金牌”；“洗手间密谋案”四主角——刘琦、张书嘉、杨叶、汪毓中必须推举其中一人作为淘汰候选人。

导演组表示，这样处理是为了给她们一个教训。选手们入营前都签过协议，必须24小时处于录音录像中，而且，洗手间每次只能一人进入。这一方面为了保证真人秀比赛的公平，以防选手与外界联系、动员个人资源完成任务；另一方面，就是为了防止某些选手钩心斗角，用不光明的手段走到最后。“既然签过协议就必须遵守，违规就要受罚！”^[32]

但有的时候，因为规则本身具有可阐释的空间，评判者在进行裁定时需要对规则进行确定化的解释。

比如《赢在中国》“商业实战”第一集公布结果之前，实战评委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问红蓝两队有无违规现象。红队队长周谨指出，蓝队有严重违规。在进行泰康人寿保险销售的过程中蓝队出现了泰康人寿专业销售人员。周谨认为，泰康本身是主办方，并且是商业实战的裁判，他们的专业销售人员出现在蓝队中不合适。于是问题出现了，作为主办方和裁判方的泰康人寿旗下的明星销售员被蓝队邀请来做销售泰康人寿保险的业务顾问算不算违反游戏规则，参赛者如何解读规则，评委会如何解释规则并做出判决决定了红蓝两队在这关键一战中的起落胜负。

蓝队队长周宇针对此事解释说，我们是来做CEO，就要进行战略布局，规则是不能利用已有资源，所以我们在网上搜索了一些保险经营来帮助我们。蓝队的许怀哲在宁高宁的要求下讲了事件的经过：他们在泰康在线上发现泰康有一个总共43人的明星销售团队，蓝队队员就一一给这些人打电话，用推销保险的方法说服了这些保险精英加入他们队。

红队队员浦滨说，他们也曾想到利用资源，但红队对实战的理解是，它考核的是销售实力。曾被想到利用资源的思路是被红队陈洁所否定。陈洁说，可以找人，但一定要符合商业道德。蓝队任春雷激烈反击，他认为CEO执行任务不是用己而是用人，要想办法利用最优秀的人。

在红蓝两队进行解释和辩论之后，评委进行了点评。他们认为，规则里面并没有说不能去找泰康的销售人员。作为一个商业领袖，调动你能调动的一切资源，这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能力的方面。红队很守规则，但是，在原有的规则之下，一旦觉得可能撞到边缘就不去试了。反过来，蓝队如果没有这个帮助可能也会有成绩，但是他们能够跳出原来的框架，这种创造新东西的能力应该给予肯定。

主办方兼裁判方泰康人寿的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在宣布结果前点评道：这次比赛的规则是不能找朋友熟人来做销售，〔泰康人寿明星销售团的成员做〕顾问没有违反规则。

二、作为媒介环境的博弈者

媒介环境是媒介生存于其间的大环境，媒介系统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这个大系统中还包括与媒介系统相关的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真人秀电视节目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无法脱离媒介环境的支持和制约。

（一）技术环境

20世纪90年代后整体媒介环境的发展为真人秀开拓新的电视写实主义（new realism TV）提供了可能。随着卫星和有线电视频道的出现，电视媒体既有激增的节目需求，又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低成本、题材多元、制作较为简便等特点，使真人秀成为电视制作机构纷纷采用的节目类型。

（二）政策环境

在广电监管机构采用约束和惩罚手段以申明反低俗要求，观众和批评者用遥控器投票对真人秀出现恶意炒作、格调低下、不择手段等现象表示反感时，节目的制作者纷纷做出积极回应，通过对游戏条件（环境）、游戏规则的调整来化解这一困境。调整的一个重要策略是，充分利用主流象征资源，以主旋律去构筑并正当化游戏各环节娱乐化设置。《加油！好男儿》在比赛期间将“七一”、“八一”和长征胜利60周年等革命历史纪念日置入节目主题，策划并制作播出呼应“七一”建党85周年的《长城秀》，在“八一”建军节前夕播出反映军旅主题的《激情燃烧夜》，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特别精心制作了《星火长征路》。在总决赛阶段，更是大力凸显主旋律基调，其系列主题节目中不仅有弘扬中华男儿精神的《龙的传人》，体现科教兴国战略主题的《科技之夜》，还有强调慈善公益理念的《爱的力量》。《超级女声》在因应政策环境和传播环境时，也做出了不少改变，其选手选唱歌曲和造型风格都有很大的调整。节目组对选手选唱英文歌做出了限制，要求选手必须演唱一些中文歌曲，并把大量民族歌曲、校园歌曲以及红色歌曲列入被选曲目；制作者还要求和引导选手在造型上从强调时尚感和个性化转变为强调简单、朴素。

（三）资源环境

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竞争对手策略几大变量导致电视媒体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要多于其他产业。2003年以后，随着中国电视竞争的进一步升级，电视节目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人力投入越来越大，一档节目动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

目前中国90%的综艺娱乐节目是由电视台提供制作。以央视、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和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各级电视台具备强有力的资金和影响力优势，成为真人秀类节目的绝对制作主体。2005年，电视台的真人秀节目制作总量为7 110小时，占真人秀节目总制作量的90%，民营电视制作公司的真人秀节目制作量为790小时，仅占总制作量的10%^[33]。

分析资源状况，进行自我定位，制作出优秀的真人秀，这个路径是制作出《超级女声》、《快乐男生》的湖南广电的经验。2002年9月，湖南广电启动了第二轮改革，湖南卫视重新获得定位：“湖南卫视的优势在娱乐，卫视就锁定娱乐；在观众上吸引年轻人，不走高端，电视是快餐文化，锁定年轻虽然不是主流，但收视普遍，可以很快见效。”在这种专注于“娱乐”的认识指导下，“快乐”理念从一个栏目蔓延到整个频道。欧阳常林主导将十多个新闻栏目砍得只留下一个21分钟的《湖南新闻联播》，撤销原来的文体中心、社教中心，组建节目中心和大型活动中心。在面临重大事件和活动时，这种新的“中心运作”模式能强化“一盘棋”的整体意识，激活频道的整体传播优势，打破栏目之间的界定，调动并整合资源集中应对市场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在“超女”、“我是冠军”等大型活动面前，湖南卫视能够迅速整合各种资源大显其能的原因。中国传媒大学娱乐经济博士张小争认为，湖南卫视提出的致力于打造“中国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品牌”的核心理念，是国内所有电视媒体中对自身品牌进行清晰定位与形象区隔的第一家，并清晰地制定了“全国收视、全国覆盖、全国品牌、全国市场”的“四全强势大平台”战略，追求更大的传播平台和最大的市场份额^[34]。

（四）竞争环境

竞争就要了解受众，争夺受众。游戏制定者在设定规则的时候，当然要遵循奇观逻辑，而左右奇观逻辑的核心变量在于节目的收视率。收视率取决于受众的兴趣爱好和口味，但受众的兴趣爱好和口味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他们难以捉摸。对节目制作者来说，受众朝秦暮楚、朝三暮四的关注点是如此扑朔迷离，使得他们只能一边极尽创新探索之能事，一边大规模复制拷贝被现实证明是成功的路径和模版。以美国的电视业为例。苗棣曾论证道，美国主流电视核心的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广播公司（ABC）、福克斯广播公司（FOX）等商业电视网主要有两个负责节目的部门，一个是新闻部，另一个是（娱乐）节目部。而不论是新闻部还是节目部，都面临电视产业内部和外部的激烈竞争。为了争取更多的观众，美国电视行业把观众口味当成重点研究对象，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用了很多办法来研究观众到底想看什么，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观众的口味永远变幻莫测，当你觉得已经找到路径的时候，他们的口味可能又变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美国商业电视的基本做法就是跟风，即一旦有一个什么节目碰巧符合了公众的口味，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内造成很强烈的社会反响和非常高的收视率，各个电视机构就会跟着一哄而上，形成某类节目的热潮，并且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的电视中，才会有各式各样相对稳定的节目类型，从早期的综艺节目到现在火热无比的真人秀，莫不如此^[35]。

有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真人秀甚至可以创造新的竞争环境。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比尔·卡特（Bill Carter）、最新出版的《拼死挣扎的电视网》（Desperate Networks）一书的作者说，《美国偶像》不但改变了节目的样式，“而且将会改变整个电视网的经营方式”。说《美国偶像》改变了节目的样式，是因为它正处在美国真人秀的大潮之中，而且开创性地将大众参与和文艺表演竞赛结合在一起，让“选秀”成为一种电视时尚^[36]。

竞争需要运用差异性策略。《创智赢家》导演组的资深电视人、宣传主管李天说：“一开始，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现在收入高、学历高的人，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需要针对他们口味的节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这个节目推出来了。对比其他选秀节目，这个节目在走这样的路线——既娱乐，又区别于一般的娱乐节目。”^[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