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党经济政策的批评

（一）对国民党黄金政策的批评

《文萃》从第2期起就开始刊登论述国内经济问题的评论文章。马寅初先生的《黄金政策所表现之经济政策》为开篇之作。马寅初先生从经济讲到政治,由和平讲到民主,对国民党政府的黄金政策予以强烈批评。他指出：政府实行黄金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使法币回笼,藉以平抑物价。但“既为收缩通货,发卖黄金,则不应再以黄金作抵押放款,今政府一面将黄金卖出,收回之法币复准许抵押再行放出”[14]又使通货膨胀,物价就很可能上涨,这实在是扰乱金融。因此马寅初批评政府黄金政策所表现出的经济政策实为“自杀政策,错误之至”[15]。

（二）对国民党法伪币兑换比率的批评

1945年9月26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颁布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于华中和华南沦陷区的伪币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按照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伪币与法币的实际比值约为35∶1[16]。国民党政府通过这种大大压低伪币币值的掠夺式货币兑换政策,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大量财富,给大后方工商业造成了巨大打击,大量工厂因此破产倒闭。《文萃》第6期特稿凌端仁《略论法币对伪储备券的比率》一文认真分析了国民党货币兑换政策对民生与经济造成的破坏作用,并对国民党的货币政策做了尖锐的批评。该文指出：“所以造成大后方与收复区交困于物价的原因之一,就是通用货币的购买力,变动得太剧,一方面‘二百’始能作‘一’,一方面‘一’可以作‘二百’,于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交受其困。”[17]收复区伪币的大幅贬值直接造成产成品的价格低于生产资料的价格,使企业陷于破产,工厂被逼停工,大量工人失业。在农村农民的收获远低于付出的生产成本,造成农作物收获的入不敷出。如陕西的棉花因价格过低,农民不愿采摘宁其烂在地里。所以因法伪币兑换比率的不当造成的物价剧烈下跌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特别是广大生产者的生计。得利的仅是收入法币的薪水阶级,特别是到收复区从事接收的官员。因为接收官员拥有大量法币,所以购买力最强。而大后方的一般百姓,购买力极小,所得到的便宜更是很微。文章指出政府在法伪币兑换核定比率上“应该斟酌着大后方与收复区的物价,从其购买力上面找得一接近的比率,始能稳定大后方与收复区的物价,不使骤涨与骤跌,致人民陷于极端的苦痛悲惨之境。”[18]凌端仁的文章揭露了沦陷区群众生活极端痛苦的主要原因,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置群众死活而不顾的反动经济政策,在国统区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三）对国民党物价政策的批评

1945年11月初的上海物价较日本投降以前涨了10倍至15倍,一日数市,几乎每十天上涨一倍。北京10月底的物价较月初高出四五倍以上。南京和杭州的物价在1945年11月中,亦上涨了二三倍以上。广州的物价,11月中旬较抗战胜利前涨了七八倍。在日本强盗和汉奸政府的压迫下,沦陷区的老百姓过了14年的牛马奴隶生活。“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老百姓们一年又一年地拖过去,“望”过去,盼着胜利早日到来。可当胜利来临之后,他们的生活却比以前更加痛苦。《文萃》对国民党错误的物价政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予以了强烈抨击,对造成国统区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方治平的《论收复区的经济危机》（第12期）写道：“在公用事业上,自十月十一日起,邮资涨了10倍,京沪、沪杭铁路客票价格增加了9倍。水电方面亦增加10倍。公用事业的加价,刺激了其他物品之涨价。”[19]蓝夫的《内战与物价》说“物价,物价,它像一架谁也管制不住的直升飞机,腾空飞去。”[20]那么造成物价飞涨的原因是什么呢？ 蓝夫分析道：“物价上涨,就是货币贬值,货币何以为贬值,主要因为通货发行量太多,通货流通的速度太快,而其次,才是物资不足,物资不足,供不应求,通货自然贬值,物价自然上涨。”[21]而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深究下去,是谁增发那么多的货币呢？ 为什么要增发那么多货币？ 为什么市场上的物资又会少掉这么多？ 细心的读者从这些文章的分析中就可以得出货币之所以超发,是为了满足扩充军费的需要；物资之所以变少,乃握有大量法币的军政长官和大资本家屯货待涨之故。而这些错误的物价政策全拜国民党所赐。千家驹在《当前的物价与法币问题》（第13期）中对国民党经济政策的批判则为读者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物价上涨的原因,即伪币的折换率太低。因为“沦陷区商人才存有大量伪钞在手的,自必要把货物价格大大提高,以弥补他伪币的损失,于是过去定价伪币一千元的物品,竟一变而为标价法币数百元或一千元……其结果非但没有把法币的购买力提高,反而刺激收复区的物价升高到五六倍以至十倍以上。”[22]这些文章使国统区的群众认识到物价飞涨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通货发行量太多；二是物资不足,供应短缺；三是伪币比价太低与通货恶性膨胀。同时,更认识到造成上述原因的根源在于国民党发动内战以及其所实施的错误经济政策。

（四）对国民党低息贷款政策的批评

1946年年初,国民党政府四联总处[23]推行银行贷款低息政策,将庞大的资金以较低的利息贷给工商机构。其所持理由是“低利贷款生产机关,藉以加速复兴收复区的生产事业”。[24]从表面看这是一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良策,因为低息政策的实施可以刺激工业,又可繁荣农村。在工业方面,低利可以降低产品成本,便于增加销量,起到振兴工业的目的。而工业的发达又会带动对原材料的需求,进而使农产品的销路扩大,促进农民增收。而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又会增加国家资本的积累。但实施这一政策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才能产生如此效果。国民党经济政策的错误在于选择了不恰当的时机实施了低息贷款政策。《文萃》在第19期刊登的娄立齐《最近物价波动的透视》对国民党政府的低利政策做了尖锐批评。文章认为：“如果一切生产机构都陷于停顿,通货恶性膨胀,国家财政赤字,主要的要靠发行来平衡,那么低金利政策的推行,反而要助长通货的膨胀,后患是不堪设想的,而目前情况正与这条件符合。……数目过于庞大的低利贷款,很易以商业资本的形态,在投机市场流通,结果不但无补于生产,反助长了物价的波动。”[25]并且充实了投机市场的游资。而游资在市场谣言的宣传中就会使物价发生更加剧烈的波动,使少数人得以剥削劳动人民的财富。此外,这方面的批评文章还有杨深《调整汇率？ 发行新币？ 低利贷款？》等,都对国民党不适时宜的低息贷款政策做了批评。

（五）对国民党政府国营化政策的批评

国民党政府国营化政策的一大特征就是国营经济对私营经济的冲击。在沦陷区和收复区逼迫民营工厂破产、停产,再接收改为国营企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国内工商业进行压榨和逼迫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文萃》第11期刊登的方治平的《最近经济措施的检讨》一文着重对国民党政府的国营化政策进行了批评。该文指出所谓“国营”的实质就是企业被官僚资本所控制,最后成为少数官僚资本家剥削人民的官办企业。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不是扶助而是救济,不是收购成品而是收购机器,民营企业被逼窒息。按照国民党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的办法是重工业国营,但现实是只要是有政府机关接受的,均属于国有。这样的做法其结果是民营工业的毁灭与官僚资本及外国独占资本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民营公司均被官僚资本所占有。例如,当时的“水上运输归招商局,陆上运输归战运局,粮食工厂归粮食部,码头仓库归中信局,无可归属的,则创造出几个新的公司,一是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一是中国蚕丝公司。”[26]文章批评道：“现在之所谓‘国营’,其实就是官僚资本的‘官营’。”[27]如国民党时期的蒋宋孔陈四大官僚家族控制着官僚资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官僚政治下,国营事业越发达则官僚资本的势力就越强大。因此,政府国营化政策对中国人民的危害在于：“中国的金融、货币、对外贸易和国内的轻重工业生产,将在外国的独占资本的支持下,被官僚资本所独占。而这种工业化对中国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所谓的经济建设,其结果只能建设出一个外国独占资本与中国官僚资本的工业。”[28]国民党国营化政策的最终后果是使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被国民党少数官僚所控制,使中国老百姓永远生活在从属的地位上,同时也使以产业资本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被削弱殆尽,中小企业被逼关门倒闭。《文萃》通过上述文章对国民党国营政策的解读,向国统区群众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国营化政策的本质就是民族工业的官僚化,国民党执政的最终结果便是形成大资本家、买办资本与大官僚的联合执政集团,而这正是国统区群众最不愿看到的结果。

（六）对国民党农村政策的批评

1945年国民党“六大”通过的《农民政策纲领》强调：“要依‘平均地权’及‘耕者有其田’之原则,调节农地分配,规定标准地租。限制耕地之使用,招租分割、继承及公私土地所有权之转移。”“保障佃农、扶植自耕农,实行累进制地价税,征收地主超额土地,并清理荒地配与无耕地或耕地不足之农民”[29]。然而,国民党并没有认真实施这些土地法令。《文萃》刊登的何斡之《土地改革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对国民党的农村土地政策批评道：“国民党内当权的反动派,对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固然在反对,连减租政策也在反对,所以毛泽东用一句极深刻的话,总括了这种现象：‘两党的争端,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30]国民党反动派反对任何农业改革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衰退和农民生活水准的每况愈下。农业播种面积逐年下降和农作物产量大幅降低,这都是国民党不执行自己提出的农村改革政策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其对于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31]蒙沙、水金的歌曲《别让它遭灭害》（第30期）唱出了广大农民不再希望农村再遭国民党盘剥的心声。《文萃》刊登的这些文章与歌曲令国统区读者认识到：正是因为国民党没有落实自身提出的农业政策才造成国统区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极其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