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国民党的教育统制制度

教育是一份神圣而庄严的事业。它之所以神圣和庄严因为它的任务是把人类文化当作一种历史遗产传授下一代青年。因此,教育就必须要贯彻自由的原则,才能使教师无保留地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知识,使学生无遗恨地研究他所要知道的一切。这样,全部的文化才能由上一代传到下一代,才能在下一代的人类中获得更高的发展。国民党为了统制人们的思想而把教育当作一种奴化和愚弄人民的工具,执行愚民的教育政策,并借此巩固其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为了深刻揭露国民党限制思想自由,奴化人民思想的教育统制制度,《文萃》刊登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统制人民思想的文章。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1）批评高等教育的官僚化。姜亮夫《高等教育罪言之一》（第9期）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治下公立大学的衙门化与官僚化作风以及私立大学的商化业。其指出“若以传统的做官人看监门的办法来办学校……而教授不能占学校的最高地位,领导地位,那么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久无望！”[3]

（2）批评思想教育中的党化教育。翦伯赞《人类的尊严与教育的自由》批评国民党在学生思想教育中渗透党化教育,指出国民党在教育中所推行的党化教育是一派一党之政治宣传工作,使教育沦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破坏了教育自由,违背了教育的初衷。他呼吁：“要恢复教育的自由,就要取消所谓党化教育。使教育不再成为一派一党之政治宣传工具,而成为整个国家或民族文化宣传的机关。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4]林砺儒在《教育界真希冀平静无事么》中指出学校的责任在于引导学生思想,而不能希望学生不去思考,不能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不能去仿效孔子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作为教师要鼓励、引导青年学生知言善思。文章主张：“议论思想,绝对自由；教师只能协助学生多方面观察,切实地思考,让学生自己得到了解；政党的政见、主张,只许作为学校的讨论资料,批判对象,而不许当作圣经教条。”[5]

（3）批评用附加资助条件的教育统治学生思想。吴世昌在《思想复员论》对学校建立导师制、贷金公费制作了批评。他指出：“因为国民党所要求的训导长必须他本身是经过训练团受过训的。换句话说,必须他自己的思想先已被统制得四平八稳,决不纷歧错杂。而国民党政府在学校里设的助学贷款及公费生制度,在发放助学金或给予公费名额时均要看学生思想如何。这实则是通过附条件的教育统制制度来统制学生的思想。”[6]

（4）批评学校商业化的错误倾向。光雨的《毒素侵蚀下的教育》对学校商业化和训练强制化两种错误倾向导致的正气衰弱,师道沦落和学生程度的低落这三个严重后果作了批判。

通过刊登这些文章,《文萃》使国统区群众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国民党政府限制人民思想自由,迫害人民精神的教育统制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使大家认识到,要消除教育统制制度的不良影响只有真正民主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