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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事件与民族凝聚力

时间:2022-05-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及其后的余震,释放出前所罕见的巨大破坏性能量。与地震发生几乎同时起步的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直播报道,则在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能量。这不正是2008年抗震救灾直播报道的真实写照吗?经过这些事件历练的中国传媒在随后的抗震救灾报道中采取了更大的主动。

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的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及其后的余震,释放出前所罕见的巨大破坏性能量。与地震发生几乎同时起步的中央电视台抗震救灾直播报道,则在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释放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能量。中国的党、政、军、民等社会行为主体凝聚起来所共同释放的政治能量,令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后续报道仍在进行,重建家园刚刚开始,但回首过去,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抗震救灾是一场凝聚民心的战役,而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级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则在事先无法预料的情况下组织了一场成功的传播战役。如何使这种战役释放的精神能量得以持续,使抗震救灾期间人们表现出来的互助友爱精神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常态”,让高尚成为自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它们的答案显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2002年,本文作者曾经于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过一部专著,名为《中国市场经济时代的传播战役与民族凝聚力》,从大众传播理论和国家发展理论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探讨了1991—2001年间中国大地上十场成功的传播战役,包括两次申办奥运会、纪念毛泽东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庆祝建国五十周年、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反“法轮功”、反对李登辉“两国论”、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的反对霸权主义的传播战役,以及1998年的抗洪救灾传播战役。研究对战役的组织机制、各战役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贡献都作了分析,得出许多结论。其中,与眼下讨论的2008抗震救灾战役直接相关的宏观结论之一如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中国的传播战役不再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手段和产物,而是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目标;不是为战役本身而组织战役,而是紧密结合党和政府工作的大局,即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由媒体进行“饱和式”的、有组织的报道与评论,在一定的时间段里,最大限度地吸引最多人的注意力,使当时需要传播的事实和理念尽可能地深入人心,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这不正是2008年抗震救灾直播报道的真实写照吗?由此可见,虽然“汶川大地震”是难以预料的自然灾害,又逢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在本土举办奥运会的年份,各种媒体的发展和发达程度及其覆盖率也实现了空前的突破,但就传播方式而言,此次战役与既往的战役仍有许多共通之处,媒体的表现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在过去许多传播战役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经验之后的一次“井喷”。

纵观中央电视台直播抗震救灾事件的历程,体会较深的是直播的“面”和“度”比以往有了突破。虽然许多人说这是互联网的时代,但网民数量毕竟有限,面对发生在远方的重大灾害,最强有力的呈现者仍然是电视画面。在电视已经进入几乎每个家庭的今天,据了解,许多人在通过手机短信收到外地亲友发来的地震消息后,第一件事就是看电视,等候中央电视台的权威报道。中央电视台不曾让观众失望。它确实以最快的速度正式播出了第一条新闻,距地震发生时间仅半个小时左右。接下来,温家宝总理飞赴震区指导工作、在专机上发表讲话的消息迅速见诸当晚新闻联播,对于灾后浮动的人心无疑发挥了及时的镇定作用。这也是前所未有的CCTV速度。

接下来的日日夜夜,电视荧屏不断出现中央领导同志亲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的身影,国内外各种救援力量的表态和行动,以及灾区人民最新生活情况的报道及心理状态的表达。应该说,大多数观众是从灾区开始有受灾画面传出后才感受到灾情的严重,意识到行动的必要。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多媒体互动,传播效果相互叠加,通过这些渠道,电视的直播效果得到了“放大”和增强。网民们在虚拟空间飞速传递着自己从电视上看到的消息,手机用户也不例外,加上电话,各种有关灾情和救灾进展的消息像雪片漫天飞舞。其中,杂着恐慌,掺着谣传,比如震后初期有关成都将断水的谣言,曾导致了许多人的盲目行为。这时,党和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媒体渠道及时介入,澄清谣传,公布真相,保持社会稳定。当然,据笔者了解,这一过程中唯一的不足是灾区群众一度和外界失去媒体联系,电视看不到、广播没有信号、手机打不通,等等,这些都会加剧恐慌。但若以此苛求中央电视台,有失公允,因为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已经尽可能地覆盖了记者可以到达的灾区的方方面面,其他的事项应该归属政府的相关部门管辖。

凝聚人心人力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通过媒体使人们共同关注利益所系或感情所托的某一件大事或某一个人物。从年初到“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前,全国人民已经先后关注过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境外媒体对“拉萨3·14事件”的歪曲报道引起的网上风波以及奥运火炬海外传递期间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自然逊色于抗震救灾,但毕竟也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强烈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其中,后两件事还曾经引起有关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讨论。这一系列事件都不是预先策划的,要求媒体做出应急反应。经过这些事件历练的中国传媒在随后的抗震救灾报道中采取了更大的主动。中央电视台以最直观、最权威、最迅速的声音和画面,在媒体竞争与合作中力盖群雄、拔得头筹,绝非偶然的运气使然。电视固有的技术特点和优势、中央电视台的无可比拟的地位,以及媒体与党和政府的主动配合,外加前方记者前所未有的深入采访和后方编播人员的精心策划和制作,共同成就了中国媒体发展史上的一个突破。

成功的传播战役之所以能有效地增强民族凝聚力,首先在于媒介事件中的“饱和式报道”,有利于营造一种“全民共此时”的氛围、气势、机制。三者缺一不可。2008年5月18日晚,国务院发布公告,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中央电视台内各频道、全国大多数省市上星频道全部并机或者部分并机,使用中央电视台信号,出现了“千台一面”这一中国电视史前所未有的奇观。试想:全国所有看得到电视的家庭,5月19日晚上无论如何换频道,看到的都是举国哀悼的画面和字样,所有的娱乐节目一律停止播出,连收视率最高的天气预报也删去了音乐,节目主持人着装肃穆,观众能不感受到一种“国殇”的氛围吗?中央电视台在震后的十五天里推出了超过300小时的直播,内容遍及抗震救灾的各个方面,5月18日晚还组织了一台长达4小时的公益演出,募得善款15亿元,可谓气势恢弘,少有观众不为之动容,并付诸行动。至于机制,有待今后的传播战役予以实践的检验。它包括社会各种行为主体的自觉行动和一种超越战役过程本身的“惯性”力量,能为以后类似情境的处理留下先例。

也正是凭借电视的力量,抗震救灾期间的中国人民,特别是灾区人民,感受到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援助力量的无处不在。具体的表现也可以分为3个方面:祖国的存在、祖国的力量、祖国的保护。这正是心理上遭受重创的人民急需的安抚。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讲话被不断播出、报道,可以发挥稳定人心的作用:电视上经常出现灾区人民的如下表述,“有党和政府在,我们什么都不怕!”哀悼日第一天的天安门广场,在三分钟的默哀过后,人群中爆发出的爱国口号呼声向全国和全世界昭示中国人民强大的精神力量。电视荧屏上时常出现的救灾物资运送、救灾活动开展的场面,则使为灾区人民悬着心的人们感到些许宽慰:国家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抗震救灾。中央领导同志与灾区儿童共度“六一儿童节”的电视报道,可以使电视机前的许多少年儿童感受到国家对他们的保护。

与过去中国出现意外事件或灾难时的情况不同,“汶川大地震”后中国媒体公开、透明、全面的报道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国外媒体对此好评如潮。由此折射出中国的国家形象:举国团结、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形象令人信服、佩服、折服。我们应该借此机会,梳理、总结、概括中央电视台直播成功的路径与脉络。

参照以往“战役”的经验,基于对抗震救灾传播“战役”的考察,战役总体的走向包括以下五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阶段:

(1)震惊:地震消息乍一传来,人们的心灵也受到了震动。

(2)悲伤: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人们开始从电视上和网络上看到灾区受灾的惨状,灾区内外的人们都陷入悲痛之中。

(3)颂扬(抗震救灾人员的精神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这是传播战役成功与否的关键转折点,它能让人们感同身受地领略“地震震不垮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使人从悲痛中醒转过来,投入救援行动——正面报道的力量可谓大矣。

(4)升华:从哀悼日的天安门广场的情景开始,“中国加油”的口号进一步深入人心,这也是变坏事为好事的重要步骤,意味着抗震救灾战役中抽象出来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升华,预示着它即将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添砖加瓦。

(5)再生:抗震救灾工作走向深入,“六一儿童节”前后的灾区,许多学校已经复课,孩子们的脸上又出现了笑容。用作家铁凝的话说,如果说天下为公,人民最大,那么人民之中,孩子最大!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着力于呈现灾区人民自救助人蔚然成风的精神面貌,关于灾区重建开始规划的报道,也使全国人民又看到了灾后复苏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生命力。至此,无论报道是否结束,可以认为传播战役已经基本成功。想当年,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被炸毁,中国记者遇难,全国上下经历了类似的情感历程,媒体也不例外,但媒体与政府的宣传口径配合,成功地疏导了民众的情绪,正确地引导了公众舆论。与今天的战役不同的是,当时没有那么密集的现场直播,事件的规模及其影响面也与2008年的抗震救灾不同。

综观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相关报道,还可以总结出传播技巧层面的成功经验。事情是发展的,报道是动态的,两者互动频繁。在此过程中,不同的阶段须有相应的讯息主题以凝聚人心。从开始的“镇定”和“稳定情绪”到后来的“汶川挺住,中国加油”,再到五六月之交开始屡屡出现的“重建家园”的口号,都是明确的讯息主题。有了讯息,还要有榜样,榜样是人格化的讯息。“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一遍给我看”是中国老百姓常挂在嘴边的话,呼唤的就是榜样。于是,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不断推出抗震英雄模范,包括各行各业的人士,也未曾忽略那些未成年的小英雄。讯息主题和榜样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可以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动力,使人们看到希望,看到未来,淡化悲哀。笔者认为:媒体应该不断给人以希望,虽然有时候某些事情的报道难免使部分人失望,但底线是永远不能使任何人绝望。此次传播战役中的中央电视台做到了这一点。

任何事情都会过去,但“汶川大地震”后的中国媒体将载入史册。进一步升华民族凝聚力的培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规律在此过程中的体现,我们发现:

第一,民族凝聚力的培育要着眼于特殊时期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并力争使这种感情“常态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程度提高,技术进步,随之而来的是人际关系的疏远和人情的冷漠。类似抗震救灾传播战役的事件可以成为增强人民之间联系的纽带。“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共有的国土、同胞的血缘、共享的文化,都成为我们热爱祖国、团结兴国的理由,激励我们努力建设国家。动员人民参与国家建设不外乎是这样一个传播过程:启动精神/文化资源,从而调动人力资源,最后实现对物质资源的最优化开发和利用,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安康。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社会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在于文化是否空前繁荣。一个国家的文化资源可以在人力资源的互动、人力资源与自然/物质资源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丰富。以抗震救灾为例,其过程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就直接增加了中国的文化资源。从国际视角看,这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

第二,突出各族人民对祖国大家庭重大事件的参与。在2008年之前的十多年里,这方面成功的事例和经验已有许多。北京“申奥”成功,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直播分享了巨大的喜悦,也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汶川大地震”灾后援助和重建过程中,全国人民通过电视直播分担了灾区人民的痛苦,感受到作为中国公民的责任和义务。这种情感一旦升华为理性的信念,就可以化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第三,注重包括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和多彩性。“汶川大地震”波及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媒体宣传突出全国人民共同重新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这一主题,是一种明智的传播策略。

第四,突出社会主义祖国对一切爱国力量的包容。与时俱进、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祖国显然对海外的中国学子和华人华侨具有越来越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所有海外侨胞都是不可忽视的爱国力量。当人们在媒体上看到海外中国留学生争相为灾区捐款,港澳同胞慷慨解囊,台湾同胞组成的救援队奔赴四川灾区,一种“祖国母亲包容一切”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有助于促进祖国大陆、台港澳和海外同胞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团结。

总之,我们谈的虽然是抗震救灾传播战役,但一定要超越战役之一时一事一地的局限,放眼中国的未来,在这回顾与瞻望的时刻,更加深入地思考如何在今后“非事件”的“日常”和“常态”传播活动中,弘扬重大事件中凸显出来的民族精神,强化民族凝聚力,使灾后的中国人民之心态不仅得以恢复,而且心灵更加高尚,真正地让高尚成为自然。

本文收录于《震撼》,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获得“台州杯”广播电视论文征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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