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

传媒及其从业者承担社会责任，既有强制性的一面，又是主动行为的结果。是自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或者说是自由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传媒社会责任的自觉性与强制性的统一体现在“责任”二字中。美国学者路易斯·霍奇斯（Louis W Hodges）首先触及了传媒社会责任理论中的责任问题。^[38]他认为，经常使用的“责任”一词有两种表述：一个是“Responsibility”，另一是“Accountability”。这两个表示“责任”的英文单词有不同的含义。若把大众传媒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理解为“Responsibility”，那“Accountability” 则是指一种外部权力，包括政府、法院或其他权力机构，对大众媒介的“责求”。顾名思义，责求隐含着有能力或有权力要求大众传媒负责，并对此作出解释。由此可见，“Responsibility”更多的是指大众媒介自发地负责，包括对自身所传播内容的准确性和传播行为的正确性负责，它规定了媒介“应该做什么”。“Accountability”强调的责任带有强制性。

具体来说，大众传媒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有三种责任承担形式。一是以社会心理意识约束力为表现形式的道德责任；二是以社会团体约束力为表现形式的纪律责任；三是以国家强制力为表现形式的法律责任。

道德责任即我们经常说的“铁肩担道义”。传媒从业者与传媒机构在从事信息采集与生产的过程中，受自身的觉悟、良知、责任心等为内驱力，自觉自愿地承担和履行责任。如2007年最早报道“山西黑窑工事件”的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及其记者付振中；2008年最早报道“三鹿毒奶粉事件”的《东方早报》及其记者简光洲都是如此。可以肯定地说，作为客观事实，“黑窑工”、“毒奶粉”早就存在，而且知道这两起事实的媒体与记者绝不止他们两家，但对于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有的三缄其口，有的挺身而出，这其中的原由，还在于道德责任感的差异。

法律责任是国家强制规范人行为的一种形式。它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规范人们某些积极行为；另一方面以强制对后果负责来规范人的消极行为。传媒的法律责任体现在我国众多的法律中，如我国《宪法》第22条就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这是对我国传媒社会责任最根本的规定。其他法律法规都对传媒进行了规范，如《刑法》第364条规定：传播淫秽书刊、影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制规范传播行为的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

纪律责任从强制力来说，是处于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种责任。它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亦不具有道德责任所能达到的自觉性，它是人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的自觉实现或一定程度上的强制实现，一般多体现为传媒机构的规章制度与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