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索绪尔的符号学关注的是符号的构成问题，那么皮尔斯的符号学则主要关注的是符号表意问题。并且，与索绪尔不同的是，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三元的，在符号与对象的基础上，皮尔斯引入了解释项的问题，皮尔斯的做法被认为开启了一种全新的符号学模式，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为传播符号学研究提供了两个方面的有益启示：第一，皮尔斯提出的“解释项”概念把符号学从索绪尔的封闭系统中解放出来，引向一种开放的文本观和意义体系，其所指向的是一种积极的受众观念；第二，皮尔斯将符号分成三种类别：指示符号、规约符号和像似符号。这三种符号的特征分别指向人类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传播或交流现象，限于篇幅，本讲我们只讨论像似符号的传播特征——符号像似性与大众传媒景观世界之间的关系。
一、解释项：开放的文本观与积极的受众理论
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与索绪尔完全不同，在索绪尔对符号的定义中，通常以能指和所指的二元论来定义符号，而皮尔斯的符号观是三元的。什么是符号？皮尔斯给出了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通常会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个事物。首先，对于事物本身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理解；第二，我们会考虑到这个事物与其他任何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三，我们会将第一项与第二项联系起来理解，如此，它就能够给我们的思想传递关于某个事物的意义。这样，它就是一个符号。”（Peirce，1998: 5）
理解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不能脱离他关于哲学范畴的划分。皮尔斯在康德将哲学体系划分为十二个范畴的基础上，化简为三个范畴，并且论证说，对于任何事物（无论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来说，他的这三个范畴都具有普适性和完备性。
皮尔斯所表述的第一范畴（Category The First）是指我们观念中可以想象的任何事物，它具有被感知的特质。但是，我们观念中想象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和另外的事物区分，相对于第一范畴中的事物，与之相区分的事物则进入了第二范畴（Category The Second）。那么，如何将第一范畴与第二范畴中的事物联系起来，这样就引入了第三范畴（Category The Third），第三范畴作为第一范畴与第二范畴的中介，它是在表征两个对象的关系之中派生的。
这里的“第三范畴”就是皮尔斯符号学中的“解释项”，皮尔斯根据其对于事物范畴的划分，将符号表意过程分为三项：符号（Sign）、对象（Object）、解释项（Interpretant）。皮尔斯的符号表意三分式使得符号表意具有了无限延展的能力，使得符号文本从索绪尔封闭的系统论中摆脱出来。并且在符号表意过程中，符号接收者成为交流的关键因素。
皮尔斯提出的“解释项”概念虽然简单，却对于传播研究具有极大的用处。因为解释项的存在，使得符号文本的意义不再绝对地定格在某个点上，而是在时间的延宕中，随着语境的转换或者人们认知层次的改变，更多的伴随文本掺杂进来，影响该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该符号文本就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获得新的意义解释空间。
解释项的存在，给予了符号接收者充分的表意空间，这与经验主义传播研究中的线性传播模式完全不同。线性传播模式在封闭的系统内进行，关注的重点在于传播者和传播效果。解释项的出现使得符号表意跳出封闭的系统束缚，并且认为决定文本意义的主体不在传播者，而在于接收者的态度。因此，皮尔斯的符号学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受众理论。
符号传播的过程，存在三种意义形式，即发送者意图意义、文本意义和解释意义，但是发送者意图意义有时候晦暗不明、不可追问，符号的意义确定只能来自于接收者对符号文本的解释，皮尔斯的这个观点在其他符号学家比如罗兰·巴尔特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表述，巴尔特干脆提出“作者之死”的概念，意即当文本被生产出来之后，文本的意义就与作者没有什么关系了。新批评当中，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的“阐释社群”，接受美学的代表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的“读者反应论”，都是强调积极受众论的典范。
二、符号像似性与传媒景观
皮尔斯的普遍三分法把符号分成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Convention）。规约符号由社会文化约定俗成而成型，与索绪尔所说的符号任意性相似，前文已经讨论，此处不再赘述。指示符号的功能在于指明对象并且规定事物的秩序，这两种符号相对比较容易理解。而像似符号，因其像似程度以及像似类别的不同，理解起来有些复杂，从最基本的图像像似到声音像似、关系像似、文本像似等，依据符号的像似性，众多的符号文本构造了我们生活其中的媒介环境，形成了当下奇特的传媒景观。
皮尔斯所说的符号像似性，指的是符号与对象的关系从感官上来说具有相似性，比如电视、电影等各种媒介，因此符号接收者从心理感知上把这种符号称为像似符号，相应的，符号的这种特征，被称为“像似性（Iconicity）”。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发展了皮尔斯的像似性概念，他认为像似性就是符号与对象之间共同分享某些属性，也就是说，像似符号与对象之间的特征只是部分像似，一旦两者的特征完全相同，像似性也就消失。
皮尔斯与莫里斯讨论的符号像似性主要集中在符号与对象的自然或物质属性方面，艾柯（Umberto Eco）对符号像似性的这种观念提出了批评，艾柯的主要观点是：像似性并不存在于符号与对象之间，而是一个符号接收者对符号与对象的理解问题。他以糖精和糖为例，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两者具有某些共同的属性，但是通过化学分析，两者的化学成分和分子式没有任何联系，我们感觉它们之间具有某些“像似”完全是因为它们都是“甜”的，因此它们之间的这种“像似”完全来源于认知主体的感觉经验，“甜味”不是来自于物质的固有属性，而是一个文化规约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皮尔斯把符号分成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并非是说某一类符号独具某种特征，而是三种特征经常集中在某一个符号身上，只不过某一方面特征会比较突出。
像似问题不仅仅是图像上的像似，从具体到抽象，像似性的程度不同。但无论如何，像似性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规约，而不是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自然属性。不得不说，在大众传媒时代，像似性成为我们构造和理解社会文化意义的主要方式。
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经把经由大众传媒构造的语境称为“拟态环境”，然而实际上，正如发送者的意图意义不可追问一样，在现实中也并不存在一个与“拟态环境”相对应的“真实环境”，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被媒介“中介化”的符号世界，这些符号成为我们认知社会文化的根基，而那个与符号世界对应的本质世界则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
大众传媒构造“现实”的这种功能充分表明了符号的像似性机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把大众传媒的这种功能称之为“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通过传媒“拟像与仿真”的生产机制，社会呈现出了“超真实”的状态。所谓“超真实”不是真与假的问题，不是复制的问题，也不是模仿的问题，而是用符号代替真实本身的问题。鲍德里亚在《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中认为拟像是由四个阶段组成的：①它是对根本现实的反映；②它遮蔽和颠倒着根本现实；③它遮蔽着根本现实的缺席；④它与现实没有任何关系：它是它自身的影像。（鲍德里亚，2005: 1992）
大众传媒通过仿造、生产和仿真，制造了一个个的“媒介事件”，然而它们仅仅是媒介的符号化生产，正是基于此，在海湾战争爆发后不久，鲍德里亚就出版了题为《海湾战争从来不曾发生过》的文集，在缺乏事件的意义上，海湾战争仅仅是媒介技术合成的影像，因此鲍德里亚说海湾战争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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