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理论另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新传播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公共领域民主化的问题。贝尔、卡斯特等信息社会理论的重要阐释者都曾经指出，个体化、网络化、平面化的传播模式带来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文化层面的巨大变化。卡斯特认为，全球化和网络的兴起深刻地改变了公司的组织方式，出现了一种“去官僚化”的潮流。由上至下垂直管理的模式让位于更加灵活、平等、弹性的管理方式，即便是在巨型跨国公司中，等级制度也正在被摧毁，权力正转移到专业人员手中，或者是那些在四海流动，根据特定项目聚集在一起的信息劳动力（information workers）的手中。这种“后福特制”的雇佣与生产方式导致劳动力更加个体化、专业化，以及流动性更强，并不存在传统公司体制中对雇主的长期忠诚。当然，另一方面的后果就是工会的解体和传统劳工运动的衰落，更加弹性的雇佣方式使公司得以摆脱许多福利、养老等负担，个人必须以一己之力来应对就业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断增加自己的理论知识和专业资本，保持自己作为知识劳工的“稀缺性”。
这种弹性的、专业化的、基于知识和理论的工作方式也影响和重新塑造了社会生产主导阶层的精神气质。在工业社会中，主导阶层是资本精英和管理精英，知识阶层只是其管理和训导的对象，而信息社会的英雄是具有知识和创意的个体，他们借助网络进行灵活的联络和自我管理。前者的精神气质是理性、逐利和威权主义的，而后者的精神气质中充满反叛、分享和平民主义的意识。阿兰·图尔纳（Touraine）解释说，“在后工业社会中，文化服务已经取代了物质财富在生产核心里的地位，捍卫主体的人格和文化，以对抗机关和市场的逻辑，取代了阶级斗争的观念”。(31)在信息社会中，文化模式由推崇权威、精英、逐利和垄断转化为对个体创造、多元价值、社群主义的尊重，以及对权威、精英和利益集团的蔑视与反叛。个人动手制造产品和进行创新的“车库文化”（DIY文化），强调互联、分享和社区服务的开放源代码（open source）运动，用大众智慧取代精英学术的维基百科（Wikipedia），近些年出现的以维基解密（Wikileaks）为代表的黑客和互联网无政府主义运动，还有在中国爆发的“恶搞”文化、“山寨”文化等，都孕育和体现了信息时代激进民主的全新理念。在《聪明的暴民：下一场社会革命》（Smart Mobs :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2002）一书中，霍华德·莱戈德（Howard Rheingold）描述了在及时和移动互联媒体帮助下蓬勃兴起的草根社会运动，其核心力量就在于广泛的相互协作所带来的群体智慧(32)。新传播科技打破了广播时代政府和大公司对传媒生产的垄断，移动互联技术的使用者不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主动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从而形成了跨越国家、机构、地理和人群的流动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既可以为全球民主的议程服务，同时也会被恐怖主义等全球化时代的负面力量所利用。了解聪明暴民的社会基础和行动方式，以及他们如何与传统的权威机构进行互动、沟通和博弈，成为全球传播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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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页。
(2)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3)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Janus Revisited, Verso, 1997. p. 25.
Michael Hechter, Internal colonialism：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4)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3.
(5)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6)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Verso, 1991.
(7) ［英］达雅·屠苏：《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
(8) ［美］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9)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0)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1) 同上，第6页。
(12) Walter Whitman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 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3) Wilbur Schramm, Mass Media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4) Fred Halliday, Cold War, Third World, London: Hutchinson Radius, 1989, p. 161.
(15) ［英］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16) 同上，第185页。
(17)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8) ［英］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发展理论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19) 转引自［英］达雅·屠苏：《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20) Oliver Boyd-Barratt, Media Imperialism：Toward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Media Systems, In Curran, J., Gurevitch, M. and Woollacott, J. (eds) 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p. 117.
(21) John Thomlinson, Cultural Imperi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1991.
(22) Everett, M.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fourth edition, The Free Press, 1995.
(23) Tamar Liebes and Elihu Katz, The Export of Meaning：Cross-cultural Readings of Dallas, Polity Press an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24) 杨伯溆：《全球化：起源、发展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5) 杨伯溆：“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跨国公司的介入及其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03期。
(26) Daniel Bell, 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Dertouzos, Michael L. and Moses, Joel (eds), The Computer Age: A Twenty-year View,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9, pp. 163～211, p. 183.
(27)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28)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2.
(29) 转引自［英］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30) ［美］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31) 转引自［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32) Howard Rheingold, 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 Basic Book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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