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传播学批判

在冷战背景下形成的现代化理论和以其为理论根基的发展传播学，将国际传播的格局定位于大国集团出于战略竞争的需要，对前殖民地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单向传播的基本态势之上。国际传播的主体主要是超级大国，而行政取向的国际传播研究在实际运作中不可避免地与国家政策、国际发展机构和国家利益相互渗透，很难保持一种超然、客观、前后一致的立场。随着发展传播学在学术界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中成为主导话语，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声音也日益高涨。在理念层面，发展传播学的目标是新兴国家的现代化，即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的综合的现代化。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经过选择的现代化指标，比如工业化、都市化、国家官僚体系和传媒体系的集中化、信息传播的效率、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改造等，被赋予了优先权，而追求社会公正、人权、民主和自由等价值，由于可能造成国家的动乱和政权的不稳定，威胁到美国对该国的控制能力，经常被边缘化。出现这种矛盾的深层原因在于，发展传播学把“发展”界定为一个由上至下的线性过程，一个需要西方“教授”给新兴国家的单一模式。但是因为西方专家无法直接、深入地与“被开发”国家的民众进行沟通，民族国家的统治精英就成为贯彻西方发展理念和发展政策的重要中介。所以，发展传播学所服务的，其实是能够成为西方政策代理人的民族国家政府，西方专家给发展中国家引入电子媒体所设定的目标为：支持民族主义，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迅速工业化。这样，现代传媒就与原本的威权主义文化结合，为“维护政治稳定”、“提高经济效率”以及“协助文化整合”作出贡献。至于新媒体的普及对于文化多元化、公民认同和自主意识的增长以及社会自由等方面的潜在影响，通常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视为负面的、需要克服和遏制的反作用。因而，所谓的“发展”在实际运作中通常呈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负发展”。

另外，发展传播学对于文化的理解也是功利主义的。不同的文化以进化的逻辑被排序，衡量其先进和落后的标准是某种文化体系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帕森斯式的功能主义文化观不承认文化内在的、独立的价值。从西方现代性的视野出发，所有的文化都被认定为处于历史链条中的一个阶段，迟早会被其他文化形态所超越，最后全球文化抵达一个普世的、共通的、以西方文明为模板的现代文化，因此，面对现实中存在的文化差异，发展传播学无法摆脱内在于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以消弭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其发展政策的最终目标。对文化内在价值的忽视还导致发展传播学者低估了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能动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将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看作是外来的改造性力量，将社会变迁的方向看作是单一的，而没有能够从媒介与社会变迁相互塑造的角度来分析和理解电子媒体在特定地区所扮演的独特的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