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是权力机构的艾滋病
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因抽150元一包的“九五至尊”被称为“天价烟局长”。近日，一份餐厅的消费明细账单又将矛头指向山东省粮食局——人均1000元的消费标准，12个人一顿总共吃掉14810元，被网友称为“天价餐”。这份账单在天涯杂谈、网易论坛等全国各大论坛热传，爆料者声称“百分百公款消费”。（《重庆商报》6月22日）
这虽然是一份尚未完全确证的消息，但从常理推断应该出入不大。而且，即使有出入，也不妨碍我们重新把视线放回到公款吃喝这个顽症上。关于公款吃喝每年到底耗糜多少，网上曾经流传过各种数字，最著名是3000亿元的说法，后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表示有所夸大，但承认公务接待开支确实不小。而新华社早在2004年7月就爆过革命老区广东省陆丰市的“天价饭局”：“吃一顿饭得花多少钱？”“这可没个底，三千五千、三万五万都有，这里最高的一桌吃了15万元。”所以，公款吃喝早就不是“一包烟一月粮，一瓶酒一头猪，一顿饭一头牛”的时代了，因为一顿饭的钱，十头牛百头牛都抵不上。
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议案是“关于遏制过度应酬、公款吃喝的建议”，得到了中纪委的详细答复，表示将会严查。但是，历经众多的“节约”红头文件整治，公款吃喝作为“三公”之一，与它的两位兄弟（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起，风采依旧，成了长在权力机构身上的艾滋病，即根本没法根治。当然，这种说法仅限于中国，算是颇具特色的东西，因为在发达国家没有如此严重的公款吃喝。谁都知道大肆公款吃喝会影响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民间诟病的丑事。可是，由于制度缺位、监督乏力、权力猖獗，这种本不该成为病症的行为竟然变成了顽症，而且与时俱进地发展着，实在算得上天下奇观。
在某种意义上讲，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敏感社会，其敏感之处在于某些看上去不大的小事情会演变为最后很难收场的大事情，诸多大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可做例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包括公款吃喝在内的公款消费，绝不是吃喝玩乐的小事情（相对于贪腐而言），而是与贪腐一样的大事情。这一点，即使从新闻之后的近5000条跟帖中也可见一斑。
（本文发表于2010年6月23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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