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倾听修辞

在Booth的修辞理论中，对于受众的重视以及对于受众的态度是判断“好修辞”和“坏修辞”的标准，也是修辞伦理的体现。他从自己和他人的关于“好修辞”和“坏修辞”的定义中总结出了如下的戒律：

追求误解、依赖或故意产生误解在伦理上都是错误的，而追求理解是正确的。追求欺骗创造出一种赢着拿走一切的非社团。在追求相互理解创造出的社团中每个人需要并值得关注。（2004：40）

Booth马上指出这和一般的戒律都有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戒律往往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比如，何为“误解”、何为“理解”？判断修辞的好坏或多或少都受我们道德信念的影响。Booth举了Thomas Jefferson的例子，在美国，Jefferson被誉为“独立宣言之父”，他所撰写的独立宣言展现的修辞不仅在技术上一流，而且它使用的方法和目的在伦理上也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它提出了所有“好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美国要摆脱“邪恶的”英国。不过，对于英国的读者，尤其是当时的读者来讲，Jefferson的论点不仅站不住脚，而且是令人愤慨的，对于敌人的主张也是不公平的，甚至是不诚实的。那么到底如何评判？Booth提出了一条有用的区分法，那就是看“修辞者是否在努力达到某种他相信会伤害到听众的目的？还是要达到对听众有益的目的”？

Booth根据技巧和动机将修辞分为三大类：赢修辞（Win-Rhetoric）、议价修辞（Bargain-Rhetoric），以及倾听修辞（Listening-Rhetoric）。所谓赢修辞就是“采取一切方法，不管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去把听众争取过来。”在赢修辞中，最关键的就是“胜利”，不管这种胜利是以什么为代价的；议价修辞寻求的是“外交手腕”，是“调解”，是要找到“休战”的方法；但倾听修辞寻求的不是休战，而是“追求差异背后真理”。倾听修辞要求持不同意见的人倾听对方的论述，倾听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说服，还为了在冲突背后找到深层次的共识。他们寻求的是双方共有的，同时也是双方在论辩过程中都依赖的共识，这些共识包括信仰、信念、保证等多方面的内容。倾听的核心也就是要关注受众的态度、观点、信仰等内容，从中找到与自己的契合点。（2004：43，45-46）

Booth列举了倾听的几种表现形式：

•LR-a：我邀请我的对手和我一起参与真诚的倾听之中，我有理由希望我的对手会对此作出回应。

•LR-b：虽然我很确信我的对手决心忽略我讲的内容，但是我还是会倾听他所讲的以期发现某种方式能使他加入到真正对话之中。

•LR-c（赢修辞的拙劣版）：我知道只有通过认真的倾听对手我才能有希望比她聪明——这样才能获得我想要的，不管她会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

•LR-d（也可称为投降修辞或自我审查）：除非我屈服，并且假装被说服，否则我就要承受这样或那样的糟糕的后果——失去工作、金钱、甚至生命。

•LR-e：我将致力于我的倾听教条，将它坚持到底即使我可以看到结果对我和其他人来讲会是危险的。（2004：46-50）

这五种倾听体现了与受众的不同层次的关系。第一种是最为理想的，也是非常罕见的，它要求的是最高层次的修辞互动，Booth认为它可以配上他所杜撰的名称“修辞科学（Rhetorology）”，在这里，修辞者和受众参与到一个可信的论辩中，双方在极其平等的修辞互动过程中找到共识；第二类受众是相当教条的一类，他们不愿轻易接受他人的观点；第三、第四类倾听中双方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前者是修辞者试图操纵利用受众，后者是修辞者自我矮化，以此欺骗或蒙蔽受众，受众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弱势的、被动的；在第五种倾听中，修辞者拒绝去考虑受众以及修辞情境等因素而固执地坚持己见。

倾听修辞中修辞者要想触动受众，就必须对自己的修辞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的受众，那么这种修改符合道德规范吗？Booth解释说，这种为了适应而做的修改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必须的。“修辞努力如果没有加入到受众的信仰和情感中去的话就不会成功”。也就是说，修辞者必须要根据受众的特殊情况对自己的修辞进行调整，使之与受众的“需求”与“期望”相适应。这里也要把握好度，因为调整得不恰当就会成为“唠叨”（waffling）、“迎合”（catering）、“巴结”（sucking-up）、“卑劣的有倾向性陈述”（shoddy spinning），以及“简单的无法被原谅的谎言”（plain unforgivable lying），而且这其中的界限也不明显。不过，如果只是为了赢得受众而“否认自己主要的观点或最深层次的信仰”，那么这样的修辞显然是不合乎道德的。这种成功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成了“傻子”，而演讲者就成了“追求胜利的伪君子”。Booth将这种“违背自己基本信念或受众福利”的适应称为“不道德的适应”，这种适应一旦被受众发现，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2004：5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