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年的京城流言

乾隆皇帝登基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738年，面对一则在京城疯传的流言，特别发布了一道上谕，宣示朝廷内外。当朝皇帝对一则流言的内容特地进行澄清，很是罕见。

这份上谕显示，流言说的是作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的孙嘉淦在左都御史任上，向刚刚即位的皇帝上过一道奏折，密参朝中多位重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领侍卫常明，等等，均在所参之列。

乍听起来似乎真像有那么一回事。孙嘉淦是三朝元老，历仕康雍乾三世。流言发生的1738年，孙嘉淦正在刑部尚书（1736—1738）的第三年任上，此前他刚刚担任了左都御史（1735—1736），此后直到伪稿案事发，他分别担任了直隶总督（1738—1741）、湖广总督（1741—1744）、宗人府府丞（1744—1747）、左都副御史（1745—1747），1747—1749年退职还乡，后又复出担任皇子师傅（1749—1753），同时担任工部尚书（1750—1752）、翰林院掌院学士（1750）。伪稿案的发生并不妨碍孙嘉淦的仕途，此后他又迁至吏部尚书（1752—1753），1752年更是授协办大学士。^[1]直到1753年，伪奏稿案的发生令这位曾经的谏臣惊惧而亡。

要说胆敢上奏弹劾当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孙嘉淦之外，当朝不作第二人之想。与能臣尹继善、陈弘谋等官员不同，孙嘉淦不仅仅是一个干练的职业官僚，而且还是个颇有学识的儒学研究者。他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又在国子监系统讲学，他编写的《大学》第一章的讲义以《成均讲义》的名字予以刊行；服膺宋代理学，刊行了有关儒学的研究著作：《春秋义》十五卷、《南华通》七卷、《诗经补注》；又编辑过朱熹《近思录》的精简版《近思录辑要》。1723年，因其大胆对刚刚登基的世宗皇帝上疏“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从而引起皇帝的注意，更为其赢得直臣的声名，胆敢在一向狠辣的雍正皇帝面前奉劝其“亲骨肉”是要具备一身铁骨的。^[2]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帝刚一即位，迁任左都御史兼任吏部侍郎的孙嘉淦就上了奏章《三习一弊疏》，劝诫皇帝革除“耳习”“目习”“心习”三种不良习惯，亲君子而远小人，成一代明主。时隔百年的曾国藩仍然说《三习一弊疏》“为本朝奏议第一”。^[3]《清史稿》说孙嘉淦：“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4]本就以直谏有名的孙嘉淦更在乾隆登基初年，因上了《三习一弊疏》奏章而更声名大噪。孙嘉淦俨然是当朝汉族文人士大夫传统的最佳诠释，由他来扮演出头鸟，是再合适不过。

流言中被弹劾的大臣，均是当朝重臣。乾隆初执政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以及大学士张廷玉总理事务，时任户部尚书的海望、刑部尚书的徐本、领侍卫内大臣讷亲均在总理处协同办事，除却允禄、允礼这些亲王外，鄂尔泰、张廷玉、徐本、讷亲、海望以及常明等均是乾隆开朝最有权势的官员。张廷玉和鄂尔泰，一个是汉人，一个是满人，均官至大学士。他们在世宗雍正皇帝那里就是最受恩宠的官员，各类赏赐颇多。世宗去世时，遗命张廷玉与鄂尔泰配享太庙，这是人臣所能享受的最高荣典。据说雍正朝的多数诏谕均出自张廷玉之手，雍正朝成立的特设机构即后来被称为“军机处”的机构，第一批任职的机要大臣就有张廷玉和鄂尔泰。这两位大臣权倾朝野，周围更是各自集结了一群大臣，形成派系。另外，大学士徐本是刑律方面的专家。其父亲徐潮就已官至吏部尚书。徐本是康熙五十七年的进士，刚入仕途不久，就被派往修撰《圣祖仁皇帝实录》。迁调外省后，他相继任江苏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安庆巡抚，后在乾隆登基后，升迁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并被授予东阁大学士，成正一品大员，并奉命修撰《世宗宪皇帝实录》，死后入祀贤良祠。讷亲、海望则都是满人，为乾隆帝所倚重，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特地上奏称讷亲“职掌太多，任事过锐”，可见皇帝对其信任的程度。至于被乾隆帝夸赞为“心地纯良”的海望，在乾隆登基初，同讷亲一样，均在议政大臣之列。^[5]所以，这些大臣在皇帝登基之初无一例外手握重权，乾隆三年，皇帝已坐稳龙椅，此时出现这样的流言，不能不说有统治权力斗争的意味。

流言背后所反映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不得而知。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流言中孙嘉淦所参劾的是最有权势的官僚阶层。孙嘉淦这样一个以直谏闻名的士大夫，弹劾当朝权贵似乎也合情合理。皇帝的上谕却指出，有关参劾的流言是非常错谬荒诞的，而且仅凭逻辑分析即可明辨其中的荒唐：“诸大臣皆系朝廷简用之人，守法奉公，实心尽职，并无可指摘之处。而鄂尔泰张廷玉尤系皇考特简用之大学士，为国家栋梁，以孙嘉淦较之识见才猷，岂能与二人为比。朕特以其操守廉洁，向有端方之名，故屡次加以擢用，非以其才识在二人之上也。如果才识在二人之上，朕何难即用为大学士，而仍在尚书之列乎。且朝廷政务繁多，正赖宣猷佐理之群彦，岂有将诸臣罢斥，而专用孙嘉淦之理乎。至于伊密参之语，毫无影响。”皇帝还特别注意到流言所指的是廷臣的奏折，但是奏折实际上却不可能成为众所谣传的对象：“既云密奏，则惟有孙嘉淦自知之，伊岂肯漏洩于人，以招众怨乎。”到此，皇帝已经很有说服力地宣示中外，这则流言是子虚乌有的。之后，皇帝猜测背后造作流言、煽惑众人的，要么是嫉妒孙嘉淦的人，以此来使孙嘉淦受到排挤；要么是趋附孙嘉淦的人，造作这种说法来彰显孙嘉淦特立独行的品格。无论何种居心，均为人所不齿。而都察院在讹言风传已久的情况下，竟然毫无奏报反映，皇帝认为是其失职。如果任讹言流传，无知官员信以为真，朝廷内将起“党援门户之风”，这“于国体大有关系”。皇帝做出处理决定，因为传言已久，所以姑且不予以追究，只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行禁止。^[6]

这份上谕到此应该是可以结束了，皇帝却又不厌其烦地特别提出有关密奏的问题，可见此事扰动其心弦的关键之处：“至于大小臣工，有陈奏事件，既不见之明本而用密折，便当加意谨慎，不令一人知之，方合谋猷入告之义。乃如朕降旨查奏旗人入官房产之旨，而外人即知为尹继善所奏。且云尹继善从前，曾奏过清查亏空之案，过于刻薄，今为此举以忏悔之。又如出征阵亡官兵之妻室，朕降给与丰俸半饷之旨，而外人即知为户部郎中杨晏所奏。夫查奏入官房产之事，由军机处办理，或办事司员人多，偶而宣洩，亦未可定。尔等当严行诚饬之。至于杨晏所奏，若非伊自向人言，外人何由而知之。且朕见诸臣，有参奏弹劾之类，外人每不能得其确耗，而加恩沛择之举。则谕旨为发之前，或谕旨既发之后，外人往往传播，知为某人之奏，岂非向人陈说，以为居功干誉之计乎。朕以为天下主，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之恩泽也。岂以诸臣市惠为嫌，而较量一时之称道。但国家办事有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事之不当密者，即应明见之章奏。如用密折封达朕前者，必系当密之事，而又宣露于人，其居心尚可复问乎。事君之道，当如是乎。”^[7]皇帝以如此的篇幅晓谕百官关于奏折的规范，可想而知，皇帝对于此次事件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流言牵涉到了诸位朝廷重臣，亦在于奏折成为流言的对象。皇帝特别在意的是奏折问题上所体现的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皇帝在此反复强调奏折应当保证绝对机密，“朕以为天下主，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已然一语道出所有玄机，保证奏折的绝密与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其实就是一回事，奏折与君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固化在国体之中，“国家办事有体，名不正，则言不顺。”谆谆告诲，可见皇帝确实有不放心的心理：一方面要打消由此引起的疑神疑鬼的风波，安定人心；另一方面，也是告诫，生怕有目的的主观泄露，透露出他自己内心的不安。

无独有偶，乾隆对确保奏折这一政治媒介的封闭性，是一贯重视。乾隆四十一年，有一起伪造章奏案发生。山西候选吏目严增到舒赫德家投递奏折，历数贪官作福害民事，请立正宫。乾隆皇帝上谕称严增“乃微贱良民，何由知宫闱之事，妄生议论”，其上奏行为是“敢于捏造谤言，妄谈宫闱，离间父子，非寸磔不足蔽辜”。研究者朱传誉说严增上奏官吏贪墨，请立正宫，乃是出于善意，而乾隆严厉地处置严增乃是“小题大做”。^[8]如果正如前文所说，上奏言事乃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体现的方式，那么乾隆皇帝对严增一介平民的处置，就不能说是小题大做。“妄生议论”“捏造谤言”“妄谈宫闱”，皇帝的这些评论足可见，严增的举动是对统治权力的僭越，说皇帝的反应是“小题大做”是没有看到奏折这种言论表达渠道的特殊性质。因此，说什么仍然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渠道，渠道和途径本身意味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