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社会传播是一种流行音乐文化的共享活动，共享意味着流行音乐文化的传播具有交流、交换和扩散的性质。根据曾遂今的传播理论，当前的流行音乐传播具有五种基本类型:

1．人内传播。它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处理的活动。人内传播具有典型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由相互联系、制约的各部分构成，能对个人信息进行处理的有机整体(完整的信息系统)。

2．人际传播。它是由两个个体系统相互联结所形成的新的信息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人们通过信息的授与受，保持着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

3．群体传播。它主要是指自然发生的社会群体，如家庭、亲友、社交圈等，是更大的系统。它不仅存在许多个体系统的活动，这些个体系统的有机结合还产生了新的输出物——群体规范和群体价值。群体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在社会化完成之后还依然对个人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

4．组织传播。组织是一个比自然群体结构秩序更严密的社会集合体。其特点是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其结构和分工的设置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组织本身就是一个执行特定功能的系统。现代组织的典型形态——企业的基本目标是从事生产，而生产是一种综合的活动，是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有机结合，系统性显而易见。

5．大众传播。它是伴随着近现代印刷、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系统。其特点体现在:

(1)主体活动——大众传播是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

(2)对象——传播对象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一般社会成员;

(3)手段——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

(4)内容——传播内容是公开的，有别于私下或内部传播;

(5)机制——反馈机制(如读者来信或视听众热线电话等)，但这种反馈机制是迟延的，受众对传播过程缺乏即时的干预能力。

这些特点使大众传播拥有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各利益集团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又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既是社会互动系统，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系统。

在音乐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开始了在音乐传播层面上的技术实践。这种技术实践的核心就是音乐传播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在人类的音乐传播中，这些技术实践已获得极大的成功并对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巨大推动作用。音乐传播媒体的出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们为推动音乐传播在时空中最大限量延伸的探索，也是人类的交际欲望、探索欲望的一种激情洋溢的、成功的表现形式。因此，在客观上，这种传播媒体介入音乐传播链条而形成的音乐技术传播，是音乐自然传播方式的延长与扩展。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传播轨迹，基本上遵循了现代科技发展的脉络。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随着港台流行音乐的不断涌入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促进了内地音乐文化与外来音乐文化形态上的全面流动。另外，科技的进步和音乐传播技术的提高，也加快了流行音乐商品化的速度。社会公众对音乐的审美价值取向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并对过去相对比较单一的音乐形式提出了质疑。特别是在2000年前后，具有中国特色的流行音乐在现代媒体和商业传播中逐步走向成熟，并开始逐步与世界流行音乐文化接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在港台音乐和西方现代流行音乐的催生和哺育下，在吸收、消化、融合、变异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具有自身鲜明文化个性和特色的中国内地流行音乐文化模式，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港台音像制品大量流入内地。当邓丽君温柔甜美的歌声随着引进版磁带飘入我们的耳朵时，人们所听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流行音乐文化在中国大都市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在1983—1984年间，大批音像公司纷纷成立，改变了中国唱片总公司和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平分市场的局面，流行音乐的工业化、商业化机制逐渐形成。流行音乐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音像业，短短二十几年间，我国的音像制品产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市场规模由80年代末期的20亿元迅速上升到现在的500多亿元。在此，流行音乐的传播媒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一、磁带、光盘传播

(一)磁带传播

磁带是一种用于记录声音、图像、数字或其他信号的载有磁层的带状料，是产量最大、用途最广的一种磁记录材料。1963年，飞利浦公司在柏林广播器材展示会上展出了世界上第一部简单的盒式录音机与录音磁带，自此，一种全新的音乐媒介出现在人们面前。在中国内地，它的应用非常广泛。改革开放初期，录音机和磁带大量普及并占据了音乐传播的最主要的份额。录音磁带的出现使得许多原先不买唱片的消费者开始产生购买欲。不久，卡式磁带又进入了消费者的家庭音乐生活，促进了磁带音乐的销售大幅度增长。

“文革”之后，中国内地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产“三洋”牌盒式录音机作为一种改变了我们音乐文化结构的“现代化”设备来到了国内。与盒式录音机同时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内地的，还有盒式录音磁带。改革开放让外国的商品得以进入封闭已久的内地市场，日本三洋公司将大量的卡式录音机倾销到了中国，并在当时受到了众星捧月的待遇。当人们把磁带插入卡式录音机并按下播放按钮时，听到的不是熟悉的革命歌曲，而是一个女孩甜丝丝的声音:“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种温柔、缠绵、沁人心脾的声音使长期遭受文化禁锢的人们顿时觉得耳目一新，人们通过这种新的媒介第一次感受中国流行音乐的存在，尽管当时它还被许多人视为“靡靡之音”和“音乐垃圾”。消失了许久的中国流行音乐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卡式录音机和盒式录音带，伴随着港台歌手邓丽君、奚秀兰、张明敏等卷土重来。

1979年1月，中国第一家出版盒式录音带的公司——太平洋影音公司在广州成立。同年5月，太平洋出品了全国第一盒立体声录音带——《朱蓬博独唱歌曲选》，它在当时的销量是100万盘，这个数字至今还让许多音像出版商羡慕不已。

当时人们听得最多的是邓丽君的磁带，她那温柔中带有哀伤的声音，打动了无数人的心，只要有录音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购买卡带的高度热情，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商家。据1989年《中国文化报》进行的一次关于流行音乐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当时通过磁带欣赏音乐的人占到被调查人数的59.8%，排在各种欣赏方式之首。在被调查的人中，接近80%的人拥有流行音乐磁带。据音像管理部门统计，1989年全国公开发行音乐盒带有1亿200万盒左右，这说明当时拥有流行音乐磁带的人数也是巨大的。沉睡了30余年的中国内地音像市场终于苏醒了。

邓丽君等人的到来也改变了内地歌星的演唱风格，出现了“气声唱法”。在此之前，中国歌曲除了比较本色的民间唱法之外，还有一种介于美声和民间唱法之间的“民族唱法”。邓丽君教会了人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唱歌，即后来所谓的“通俗唱法”。被“文革”禁锢了十年的社会心灵，早已对“为政治服务”的革命歌曲失去兴趣，当那些有海外关系的民众把邓丽君的歌曲带入了内地，她那细致温柔的歌声以及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让精神紧绷的中国人找回了丧失已久的自然情感。唱惯了样板戏的音乐工作者从中发现，原来歌曲还可以这样唱。

1979年，原本默默无闻的湖南花鼓戏演员李谷一大胆尝试了“气声唱法”，并推出了被视为“中国流行音乐第一曲”的《乡恋》，从而名声大噪，并在音乐界引起强烈轰动。当时国家文艺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领头发难，在内部的多次讲话中指责这首歌是“靡靡之音”，认为这是毫无价值地模仿外来的流行歌曲和香港歌星的唱法。更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你”指的是情人，因此断定这是首消极的情歌。而情歌在当时被认为是黄色下流的，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没有好处。

1980年3月，当时的文化部内部打招呼停止演唱、播放《乡恋》。但是种种争议都没能挡住群众对这首歌曲的喜爱，在一片飞短流长之中，中国的流行音乐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

邓丽君歌曲的引进、李谷一的《乡恋》在中国音乐界掀起了一场影响范围极大的讨论，内容涉及流行歌曲的概念、演唱风格、形式等多方面，尽管当时中国内地流行音乐歌曲创作领域还是以传统的抒情歌曲为主，但这已经是对“文革”期间“高、强、硬、响”音乐观念的逆反。有人说它是颓废的“亡国之音”，从曲调上来分析，流行歌曲一般曲调粗俗、滑音用得较多;在曲调进行上，听了不能使人振奋，而是使人寻求安逸，表达的情感较平庸。也有人将李谷一称为“大陆的邓丽君”，认为像她这样一味地模仿毫无意义和价值。

在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的同时，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乡恋》是一首健康的歌曲，任何一种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因此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从模仿港台起步也是可取的。用今天的眼光看，以《乡恋》为代表的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在歌坛上的风雨变幻，折射出时代和观念的巨大变迁。那时还是“左”的思维方式很固化的年代，什么都和政治扯在一起，压制个人情感，当歌曲要摆脱为政治服务的功用时，那些思想还未完全解放的人自然不能接受。

然而，群众的需要就是音乐发展的动力。当上海体育馆18000名观众跟着《乡恋》的节奏抚掌击节，直至曲终时;当1980年《北京晚报》在没有获得演出许可证的情况下，举办了我国当代流行音乐史上第一场歌星演唱会——“新星音乐会”，并一连两晚座无虚席时，更多的人开始承认流行歌曲，开始承认流行音乐在内地的发展带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从港台歌曲的盒带引进版开始，以一年800万盒的速度被人们接受。一直到现在，磁带作为录音载体，作为传播媒介，在流行音乐的传播与发展史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音像制品作为一种物化形态的精神文化产品，在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史中是一种重要的载体和媒介，并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

(二)光盘传播

在激光唱盘诞生前，音乐的来源大多是30公分直径的类比式LP唱片、收音机和录音机等，自CD出现在音像市场上之后，LP唱片就开始慢慢隐退。CD随身听的风靡意味着高品质音质的到来，这正是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在爱迪生发明电声技术的第100个年头里，数字音频技术诞生了。1982年的一个傍晚，日本的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引发音频之梦的数字Player”。同年10月，SONY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CD机——CDP-101。当年这种CD机销量极好，但由于购买者以Hi-Fi发烧友为主，一般人还没有接受这一新生事物，导致第二年销量便停滞。为挽救这种局面，SONY公司开始了新的CD Player的研发。1984年，一款相对低廉的D-50面世，再加上CD软件的进一步普及，CD录音格式终于进入了正规的发展轨道。同年，CD-ROM被用在电脑上，用来储存电脑资料，可记录的范围包含文字、图形、影像、声音、视讯等。当电脑进入486时代，随着其运用软件以及作业系统软件的增容，CD-ROM已成为电脑的标准装置。

在CD格式产生的同时，CBS和SONY唱片公司也发行了世界上第一张录有50首音乐的CD唱片。从第一张CD唱片开始，CD唱片已经发展为多种形式，如普通CD、改良型CD、DDDD、SACD等。普通CD唱片的采样频率为44.1KHz，16比特量化。这样的采样频率和量化的比特数并不高，所以总会有声音粗糙、缺少细节等问题。在重播的音场深度、宽度等方面也比较窄、比较紧，整体的空气感和临场感不太好。改良型CD为24比特量化，观听感的改进很大，音色甜美、细致，具有丰富的细节，歌唱性也不错，可听性很强。DDDD指的是4D录音格式。它是在数字录音、数码母带和数字压片的基础上，增加了话筒用的模拟、数字转换器和数字调音台，音色更为细致，效果更为出色。SACD是由飞利浦和SONY共同研制的第二代高密度光碟。其采样频率是2.8224MHz，是普通CD采样频率的整整64倍，采用的是DSD (Direct Stream Digital)数字音频技术，从头到尾都是IBit形态，无须任何转换，音响效果相当出色。

在我国，光盘已成为音像市场的主导产品。20世纪90年代初，在港台地区发行的流行音乐唱片中，CD唱片已达到90%，其余是录音磁带，当时内地音像市场CD唱片刚刚起步;时隔不久，到1995年前后，内地音像市场在CD音响的带动下，对CD唱片的音质、便捷以及保质等性能逐步认同，音乐节目市场呈现多层次发展变化，加快了中国唱片业追赶世界的步伐。据统计，在2000年出版的录音制品中，CD唱片占30%，中国内地第一张CD是1987年太平洋影音公司出品的《蒋大为独唱歌曲选》。经过十余年的发展，CD音乐作品种类突破千种，数量突破千万张。

过去，人们听流行音乐仅仅是为了放松心情，而现在，由CD带来的高品质的音效、数字化的清晰效果，使听音乐变成了一种享受。无论是甜美还是阳刚的人声，都可以被最真实地还原出来。它还能够演绎各种高音乐器的固有音色并使其层次感更加清晰分明，中低音乐器的声音更加悦耳，声音方位感更强。这一切都应该感谢数字录音技术的诞生和CD的出现。录音技术的发展和“高、保、真”对声音的还原使得流行音乐欣赏者的品位越来越高，流行音乐的编配越来越被重视。

CD之所以能够取代磁带和老式唱盘，就是因为CD营造出的音质尽善尽美，音色无可挑剔并且极具层次感，是时尚、轻便、迅捷、青春向上的代表，这是新媒介带给旧媒介的巨大挑战。

二、演唱会传播

作为流行音乐传播最经典的方式，演唱会由来已久。流行音乐演唱会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就其存在的观念层面讲，具有类意识的属性，即就其表现形态讲，它属于意识形态的一种外化。

流行音乐演唱会作为非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带有显著的亚文化特征，为青少年群体所接受。流行音乐演唱会以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期的青少年为主要消费对象。在当代音乐生活中，包括大、中、小学生在内的青少年群体成为流行音乐演唱会中最大的消费群体。演唱会的形式以及歌曲的创作也大多以表现青少年的文化并迎合青少年的欣赏趣味为主。当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少年的影响越小，流行音乐的亚文化特征就越明显。

流行音乐演唱会有多种类型，如一般流行演唱会、摇滚音乐演唱会、前卫音乐演唱会等，其演唱内容也是多种多样，例如抒情歌曲、校园民谣、说唱歌曲、港台或国际流行歌曲等。其中，有的类型属于表达内容、演唱风格的差异;有的属于文化背景、观念以及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所以流行音乐演唱会本身具有多元文化特征。

现代科技的进步为流行音乐演唱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卫星、无线电广播、网络等高科技的发明，使其传播方式有了质的变化。另外，电子合成技术使演唱会中的音响变得技术化。这里所指的演唱会，不是单纯的专题演唱会，而是泛指与流行音乐传播和推广有关的集会形式。我国最为典型的是在1983年首次推出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它以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节目形式被全国民众所接受。自举办以来，每届盛会都能推出一批走红大江南北的新歌，虽然数量比不上磁带、光盘那样巨大，但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形式，已经为专业人士及民众所接受。

20世纪80年代，演唱会的形式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以大批年轻歌手在正规演出之余相继加入“走穴”，即流行音乐搭班巡回演出的行列为开端，随后这种演出形式大量涌现。以1989年为例:奥地利“布鲁斯激浪”摇滚乐队来华演出;崔健与ADO乐队在北京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音乐会，之后赴英、法进行演出;广州“新空气”组合举办“新空气摇滚音乐会”;费翔举行巡回演出;谷建芬声乐培训中心承办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大型通俗歌曲演唱会。这些仅仅是本年度最为重要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广为民众所知的几场演唱会，其余不胜枚举。1996年11月，北京举行了“中国歌坛10年回顾”大型演出和颁奖活动，对流行音乐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总结。

上述这些音乐盛事，甚至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1世纪，各个演艺公司组织艺人的各种巡回演出、各地组织的演出活动，还有各地兴起的夜总会、演艺场所，都在迅速、大量地把流行音乐以最直接的方式带到大众身边，其传播的力度和范围不容小觑。近些年来，专业的演唱会多数是以歌手们推介新歌的商业推广形式出现，为流行音乐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歌手大赛及晚会传播

回顾华语流行乐坛三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在华语流行乐坛前繁荣期，歌唱比赛曾经推出了一大批极富影响的歌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整个华语流行乐坛的进步。比如，台湾流行乐坛的真正繁荣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的校园民歌运动，而这场运动的鼎盛期便是1977—1980年连续举办了四届的“金韵奖”民歌歌唱比赛。通过“金韵奖”，涌现出了齐豫、蔡琴、李建复、王新莲、郑怡、郑华娟、潘安邦等校园歌曲运动的代表人物。而在1980年“金韵奖”谢幕之后，又产生了一个创作歌唱比赛“新金曲奖”，参加过这一比赛而被大家熟悉并在日后的台湾歌坛叱咤风云的人物，大家最熟悉的便是周治平与他的好友黄大军。“金韵奖”和“新金曲奖”是台湾乐坛最重要的两个歌唱比赛，从中涌现出来的许多歌手至今仍是台湾乐坛的中流砥柱。

在香港乐坛，像以谭咏麟为代表成员的“温拿五虎”组合、张学友等巨星，也都是通过歌唱比赛而踏入歌坛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时代的进步，华语流行乐坛也出现了很大变化:盗版泛滥、假唱成风、自费歌手、免费下载等等，造成整个唱片业的严重萎缩。同时，歌手的成名道路也变得多样，最明显的无非是星探挖掘、毛遂自荐和自费歌手的出现，歌手在一夜之间成名，但最终却会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

当境外流行音乐登陆内地，全国上下掀起流行音乐热潮时，为了抵制外来流行音乐的入侵，加快本土音乐人才的培育和选拔，中央电视台于1984年推出了“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这个全国性的大型音乐人才选拔活动。1986年4月，第二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划时代地将比赛分成了美声、民族、通俗三种唱法进行，令人耳目一新的赛事瞬间吸引了亿万观众，通俗唱法成为与美声、民族并称的唱法，流行音乐再一次得到正名。比赛中获奖的选手如毛阿敏、那英、韦唯等成为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一代领军人物，至今仍影响内地乐坛。

再看看历年从春晚、青歌赛走出的明星与歌曲:198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董文华演唱的《十五的月亮》在全国大街小巷回响。1986年的青歌赛走出了苏红、韦唯、毛阿敏。1987年一身红装的费翔以其无与伦比的歌声、舞姿与形象，给当时的人们带来极大的审美享受与冲击;由受伤军人徐良与歌星王虹合唱的《血染的风采》也广为流传。1988年毛阿敏演唱的《思念》犹如一只蝴蝶飞入大家的脑海。1989年人们记住了韦唯和《爱的奉献》。1990年的青歌赛捧红了张蔷、解小东等人。1993年毛宁在春晚演唱了《涛声依旧》，见证了广东流行音乐的高峰。孙悦、林依轮、满文军、林萍这些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响当当的明星也是出自于青歌赛，《同桌的你》《纤夫的爱》《相约'98》《常回家看看》《山路十八弯》这些妇孺皆知的歌曲皆由春晚唱遍全国。由此，歌手大奖赛对于流行音乐的传播与推动的作用可见一斑。

四、其他传播途径

(一)彩铃传播

彩铃是移动通信公司推出的个性化回铃音业务，它是一项由被叫用户定制，为主叫用户提供一段悦耳的音乐或一句问候语来替代普通回铃音的业务。我们在以前拨打电话对方尚未接听时，一般听到的是有规律的“嘟嘟”声，为了改变这种单调的回铃声音，商家为付费用户设定了一些歌曲的彩铃(也叫炫铃)服务。在等待对方接听的时候，拨打方可以收听到悦耳的音乐，这种业务在年轻人群中使用颇为广泛。但是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彩铃是需要网络下载的，无论是有线下载还是无线下载，都与网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彩铃的出现是近几年的事情，但因版权日益受到法律和民众的重视，所以对于其版权问题也随着它自身的产生和成长而展开了争论，并最终达成共识。周洪雷在其《网络彩铃音乐的启示》一文中就比较详尽地分析了相关案例。这说明目前这项新的移动通信业务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市场前景是可观的，流行音乐作品也在这项业务的推广中得到了一定的增值。“2003年，sp彩铃市场份额为1000万元，2004年sp彩铃市场份额达1.9亿元人民币，2005年，彩铃市场仍在高速增长，预计市场份额将达到3.9亿元人民币。”}fo}}fn}《人民音乐》2011年第1期。}/fn}由于彩铃的使用人群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其应用前景还有待观望，同样，彩铃音乐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功能有多强大，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传播媒介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改革和提高，上述几种手段并不能涵盖全部，新兴的科技手段向着以下两个方面发展:一是可视化。随着液晶技术、等离子技术的成熟，音乐与图像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移动收听、收看成为主流，如车载电视等。二是清晰化。现代传媒越来越讲求质量，等离子技术的成熟使得音乐的制作和欣赏过程更加讲求音色、音质以及画面的清晰程度和震撼效果，这在以往是做不到的。比如现在的手机分辨率，就随着客户欣赏要求的提高而不断提高，价格也相对越来越便宜。

(二)电影传播

电影作为流行音乐的载体，只能采用主题曲和插曲的形式进行传播。在逻辑关系上，这些歌曲是否流行，好像比单曲更具有未知性，但是在那个时期的中国，人们所接触到的传播渠道寥寥无几，电影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占据了主体。

也正是因为一些电影音乐的创作倾注了音乐人的激情和才思，才使得这些电影音乐广为传唱，如《大海啊，故乡》这首歌曲就是出自《大海在呼唤》这部电影。

随着电影的发展，电影音乐逐渐降低了在民众接受中的分量，尤其是近年来，内地电影的飞速发展渐渐地冲淡了电影音乐的创作，也使电影音乐在民众的音乐接受总体中的分量大大降低。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一时期没有产生好的音乐作品，比如电影《不见不散》的主题曲等等。从那之后，电影音乐的创作，也随着内地电影事业的长足发展而更加规范化、专业化，类似于《画心》的作品在近两年涌现了不少。

(三)手机传播

随着手机3G、4G时代的到来，手机多方面的功能为人们所注目，人们开始将手机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计算机网络之后信息传播的“第五媒体”，手机已经突破了原来作为通讯工具的单一功能，由通信终端向信息终端迅速迈进。而在音乐传播方式上，手机则可以称得上是继磁带、唱片、网络等传播媒介之后的又一种全新的传播方式。

随着手机技术的成熟，Mp3、Mp4功能已经成为手机的基本配置，手机内存也是一路攀升，128MB已是十分常见。许多手机带有内存扩展功能，超大容量的内存使得音乐播放器的功能日趋完善。

如果说在这之前“手机音乐”的概念还仅仅局限于手机彩铃的话，那么手机功能的日渐完善使得音乐的传播面临网络传播后又一次大的革新。

早在2003年12月27日，世界艾滋病日北京大型公益演唱会“爱在阳光下”就实现了国内首次手机现场直播演出，这是音乐传播媒体的一次巨大突破。在传播方式上，它已彻底突破了网络的空间局限性，在传播快捷性、方便性上，比原有的一切传播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预见，随着手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只要自己愿意，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欣赏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