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空间的概念来自地理学。传统地理学的空间是指一个物质实体存在，其尺度跨度在10－20－10 30cm，德科特（Delcourt）将其细化为四个尺度域：微观尺度域、中观尺度域、宏观尺度域、超级尺度域；^[36]星球、大洲、大洋、国家、城市、乡村等地域系统或综合体都在地理空间尺度范围内。从性质上将实体空间分为个体性的空间、类型性的空间和具有连锁性质的空间等三种。^[37]基于地理空间和地理现象的本质，且顾及地理空间认知，并更加关注地理空间的特点以及地物的地理语义，将地理空间中的空间关系表达和推理分为四个范畴和九个特征（表1.2.1），以此来反映地理空间和地理现象的特殊性^[38]。

表1.2.1　地理空间关系特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空间话题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甚至有人明确提出我们正在经历空间的转向。多数人将空间现象与后现代性建立起关联。“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39]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人们带来了真实可感的空间体验的变化，电影正是籍由数字技术发生了一场空间革命。无论从艺术的形式，还是从深层意义来说，电影叙事均出现了空间的转向。

一、经典空间认知

人类对空间的认知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不仅与空间的变化相关，而且与空间的社会生产相对应。与其说空间是人生存、生产的载体，勿宁说人创造了空间。康德认为：“空间不是自足的、独立于任何意识而存在的实体，而是作为解释我们的经验并使其可理解的一种方式”^[40]。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Durkheim，1915）里指出，空间与时间是社会构造物（social construct）。^[41]认知科学指出，空间概念的基础不是黎曼（Riemannian）空间，而是日常感知的自然空间，被称作“拓扑空间（topology）”，理想的黎曼几何空间并不存在。这就是说，人脑中的概念与客观物理概念不完全一致。^[42]由此可见，空间与时间本来都是人们对社会事物的一种反映，无所谓孰优孰劣。然而，在社会结构的影响下，时间因其“理性”获得了优于空间的逻辑。晚近以来，人们试图打破这种格局，从而出现了重置空间的认识论思潮。

实际上，人类对空间概念的认识远远早于对时间概念的认识。在殷人卜辞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四时观念，但四方观念已经清楚了。^[43]先秦文献中，人们通常“宇宙”并举，而且是先“宇”后“宙”。“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庄子·庚桑楚》）在欧洲，“小时是13世纪的发明，分与秒则迟至17世纪才成为通用的量度标准”^[44]。这些均表明，人类对有形的空间感知要先于无形的时间。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空间逐渐陷入被动，“被当做是死寂的、固着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地，时间是丰富、多产、生命、辩证（索亚，1989）”^[45]。

中国周代以降对于上下、左右、东西等空间的认知，与社会秩序相对应。它根本上是一种长尊幼卑的时间观念。而以建筑为代表的空间艺术，也是化空间为时间。李泽厚认为，“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本质上是时间进程的流动美”。这种审美观，“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占着明显的优势，从而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46]

与中国的空间认识相比，欧洲除了王权以外，还有浓重的宗教意识，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层级分明的、对立的空间结构。“中世纪时存在着一种层级性的地点整体：神圣地点与凡俗地点；围护地点与开放、暴露地点；城市地点与乡村地点（所有这些都牵涉了人们的生活）。就是这个完整的层级、对立与地点的交错，构成了前泛称为中世纪空间的定位空间（space of emplacement）。”^[47]

13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人们对空间的认识已经发生变化。文艺复兴初期意大利画家乔托开始采用明暗方法处理空间效果，确立了以平面表现三维空间的基本空间透视法。“与透视法联系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把地球看成是一个可以认识的整体……第二个含义是，像在光学中一样，数学原理可以被用于在平面上表达地球的全部问题。”^[48]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时间认知的深化意义更为重大。兰蒂斯（Landes，1983）认为，当时“均等的小时宣告了新的文化和经济秩序的胜利”，“适当的计时量度的传布，与生产、交换、商业和管理的效率要求，有莫大的关连”。^[49]

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彻底打破宗教束缚的空间观念。一方面资本主义对于更广阔市场的需求，必然突破空间的有限论。伽利略继哥白尼的日心说之后，将空间视为无限。“成就在于他对一个无限的，而且无限地开放的空间的建构。在这个空间中；中世纪的地点瓦解了，因为某物的地点，除了只是它移动中的一点外，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如事物之稳定性，只是它移动的无限减慢罢了。换句话说；从伽利略以及17世纪起，延伸（extension）取代了地方化（localization）”^[50]。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要求更为精确的空间和时间。“理性的数学空间与时间概念，是政治平等和社会进步的启蒙主张的必要条件”。^[51]以牛顿为首的科学家通过经典力学体系的构建，承认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实在性。然而，对于“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的划分，将时间和空间与运动的物质分割开来。而且资本主义理性需求确立了时间对空间的优势。“亚当·斯密、马克思或韦伯等不同的传统所建构的社会理论，在其论证理路中，倾向于将时间置于空间之上，反映且正当化了透过缺乏空间的进步和革命学说的透镜来观看世界的作法（Gregory　＆Urry，1985；Soja，1989）。”^[52]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核心在于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这些现代性社会理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受到普遍质疑。空间的被动性得以关注并被强化，出现空间的转向。

二、科学的空间转向

19世纪早期，一些数学先驱已经开启了对传统空间理论的突破。1826年，罗巴切夫斯基提出双曲几何理论，打破了欧几里得几何长期以来的垄断，奠定了非欧几何的基础。“非欧几何对我们理解空间的意义，首先，它削弱了物理和几何真理之间的区别，因而加强了存在虚点的主张；其次，空间具有的特定形状（曲率，维数，存在或不存在的边界）对物体如何在空间里运动有着实在的影响。所以，这暗示着空间可能是一个原因，而不仅是一个无能的载体。空间的存在还可以用另一个方法来解释。某些不对称的物体的空间属性看来依赖于空间自身的某种全局的属性。”^[53]1851年，波恩哈德·黎曼提出黎曼几何学，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基础。黎曼空间将认知带入相对的、非稳定性的世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阶段转向垄断阶段，要求不断扩大市场空间。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对外领土扩张。与之对应，人们对空间知识的不满足感全面爆发。1910年前后，空间认知在各种社会领域取得突破。“某种空间被破坏了。它就是常识、知识、社会实践、政治权力的空间，是一种迄今为止在日常话语中被奉为神圣的空间，正如在抽象的思想中一样，是交流的环境和渠道……欧几里得和透视法的空间作为参照体系已经消失了，连同其他一些‘公共场所’一起，诸如城镇、历史、父权、音乐中的调性系统、传统道德等等。这是一个真正的关键时刻（列伏斐尔，1974）。”^[54]

在科学领域，爱因斯坦以其惊世骇俗的相对论，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理论纪元。爱因斯坦将时间纳入三维空间，从而建立起四维空间。“空间（位置）和时间在应用时总是一道出现的。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由空间坐标X、Y、Z和时间坐标T来确定。因此，物理的描述一开始就一直是四维的。但是这个四维连续区似乎分解为空间的三维连续区和时间的一维连续区。这种明显的分解，其根源在于一种错觉，认为‘同时性’这一概念的意义是自明的，而这种错觉来自这样的事实：由于光的作用，我们收到附近事件的信息几乎是即时的。”^[55]爱因斯坦将时间和空间视为一个均匀的四维连续区。“爱因斯坦理论创立了一个带有弯曲空间、黑洞、同时性和一种基于时空连续体的第四维实在的奇特宇宙。最终，爱因斯坦将相对论引入科学框架之中，打破了主客体的截然分离。”“通过引进时间的旋转，拒绝了作为僵硬和分离结构的时间和空间。”在他看来，“过去、现在和未来及因果系列，像物体的形状与颜色一样，变化都与观察者的速度相关。一个人以光速前进时，时空将不再是分离的坐标，相反，它们缠绕成为时－空的连续体的第四维，在那里，空间缩小而时间膨胀，空间膨胀则时间缩小。”^[56]由此，被经典力学扭曲的时间与空间的割裂，在爱因斯坦这里得到修复。“空间和时间已经由相对论确定的某种带有根本性的方式混在一起。时间作为第四维的意义就在于时间和空间能以精确的数学方式相互转换。今后，它们必须被作为同一个量的两个不同方面来对待，这个量就是时空。这样，加一个更高的维就可以帮助我们统一了解自然定律。”^[57]

第四维观念的出现，可以看作人们观察世界能力的飞跃。就如同在平面的世界，所有人物的命运都无法逃出二维的牢笼。我们作为旁观者却能够轻易地洞知这个世界的秘密。如果用第四维来审视现在的世界，许多困扰我们的无解之难将迎刃而解。“一个维度，在最宽泛意义上讲，就是事物的某个给定的性质只能沿一个方向变化。……实际中，我们假定了两个物体在空间里正好只沿三个独立的方向改变彼此间的距离。但是，假设空间有第四维，不会带来逻辑上的矛盾：一个物体可以沿着第四个独立的方向改变它与其他物体的距离。”^[58]

科学领域的空间认知变化不久在艺术领域得到回应。第四维从根本上影响了艺术界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发展。“毕加索的画表明了透视法被完全抛弃。取代单一视点，毕加索的画表现了能同时看到所有场景的多重透视法，仿佛这些画是由某人从第四维中绘制的。”^[59]

晚近以来，科学领域的后现代化在空间研究中深入展开。在贝斯特和科尔纳看来，爱因斯坦可以作为后现代意识的过渡性人物，其理论是后现代思想的一个发源地。“他打破了将空间视为由分立部分组合而成的强、弱分域的机械论概念，预示了量子理论的逻辑。”^[60]

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勃兴将爱因斯坦的空间理论推得更远。按照玻姆的看法，爱因斯坦并没有彻底打破原子主义，这是因为他拒绝了无地点连接：“相对论要求严格的连续性、严格的决定论和严格的位置性，而量子力学要求的恰恰是反面——非连续性、非决定论和无位置性”。^[61]量子力学、熵和混沌理论等在推动科学的后现代转向的同时，也成为空间的后现代转向的重要力量。量子力学发现，实在的最基本层次用任何精确的方式都不可能再现。“量子力学使存在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区别成为了问题，通过暗示观察者在被观察者行为中的作用，从而破坏了从中立观察者出发的认识论。”^[62]作为不确定性概念总和的熵，甚至成为后现代去中心精神的一种理论总纲。“熵已经与后现代无序和不确定性的概念发生了关联，它正在削弱机械论和现代科学中的确定性概念。这经由两个途径发生：首先是将时间与生成引进到静态和决定论的现代理论之路，其次是与现代进步主义的教条和盲目的乐观主义进行抗争。”^[63]熵与混沌理论在后现代科学体系中得到统一。混沌理论认为，我们在观察事务时，应当予以整体的、连续的关系考量。“混沌和熵的概念不应该被看作是相互对立的；虽然熵，即一个系统从有序走向无序状态的变化过程，暗示着混沌，‘混沌’在实际上是能产生秩序的、新的和复杂的模式的。”^[64]至此，空间与时间在无序和有序的循环中再次得到统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认知结构。

三、空间体验的转向

空间转向可以视为交通、数字、互联网、卫星通信等传播技术带来的时间与空间现实体验的巨变。飞船、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不仅使人类对空间探索不断取得突破，而且改变了人们对空间的体验；网络甚至每天都在促使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还增添了我们对虚拟空间的依赖性。

1964年，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提出著名的“地球村”概念，正是基于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不过，他激进地认为，我们在这一景况下，已经不需要进行时间与空间的划分：“就我们这个星球所关注的而言，我们已经废除了空间和时间”。哈维称这种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为“时空压缩”：“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的、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65]哈维认为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引发了在空间和时间上寻求出路的探寻，因而导致时空压缩的压倒性的与断裂性的感受。

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带来不同的结果。时间维度被粉碎之后，“易变性和短暂性相似地使人难于维持对于连续性的任何稳定的感受。过去的体验被压缩进了某种势不可挡的现在之中”^[66]。人们不再流连历史和永恒的感觉，只是生活在短暂的当下。空间障碍的崩溃给人的感觉是可以接触到更为广阔的范围，进而增强对空间的敏感性。由此，空间在逻辑上成为压倒时间的力量。

空间转向可以视为对生产方式转变的回应。在哈维看来，以刻板的福特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自身存在的矛盾日益加重，并在20世纪60－70年代集中爆发。为此，晚期资本主义产生了更为灵活的积累方式。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灵活积累表现在，从常规就业向日益依赖非全日的、临时的或转包劳动安排，妇女和家庭单元的生产复活；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小批量生产或转包，以满足更大范围的、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消费方面也向快速变化的时尚、极尽引诱技巧之能事，及其所包含的文化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更有组织性，而且依靠更多的创新。^[67]灵活积累可以看作时间和空间的转移。

杰姆逊把“市场”概念引入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之中。在他看来，市场逻辑是保守主义对左派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基本工具。此外，就如同“形而上学、心理学、广告、文化、表象和力比多分析方法”是真实的那样，具体现实的市场也是“真实的市场”（Jameson，264）。^[68]

在空间科学认知的转向基础之上，去除时间在现代理论的中心地位，重新恢复空间在人的认知体系中的位置，这一任务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得以深化。“后现代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空间的概念由单纯的、物质的、自然的、静态的、清晰严格的术语，逐渐走向了复杂的多元的、精神情感的、社会的、动态的、边界模糊的综合性概念，并由此从地理学的核心术语走向了当代社会科学和现代性学派的核心学术领域。”^[69]

四、空间的社会理论转向

空间作为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自古以来即在思想家的视域之中。康德认为，“空间不是自足的、独立于任何意识而存在的实体，而是作为解释我们的经验并使其可理解的一种方式”。^[70]空间与时间对于人类来说同等重要，都是社会的产物。人类对空间的认知要早于时间。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时间因其与历史性、理性等富于意义的问题紧密关联，获得了优于空间的逻辑性。

20世纪初，经典空间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遭到挑战，空间认知出现了新的变化。20世纪末，空间话题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甚至有人明确提出，我们正在经历空间的转向。2009年英国罗德里齐出版公司《空间的转向——跨学科的视野》主编提出，“空间并不仅仅是社会和文化走向的被动反映，它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跨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空间研究已是不可避免的，这么来看，空间的转向是不可逆转的。”^[71]空间的本体论研究以列斐伏尔和索亚的三元论最为引人注目。在空间转向的话题中，地理学、话语和艺术空间是探讨的热点。

1.空间的本体论转向

在20世纪初科学空间思想的影响下，卡西尔将人类的空间体验划分为三种模式，即有机体空间、知觉空间和象征空间。他摆脱关于空间的二元论方法，将感知空间与象征空间分离开来，确立了空间认知的三元方法论。

20世纪40年代中期，列斐伏尔即将视野投注到日常生活，并以其为出发点，构建起一种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他将空间分为物质、精神和社会三个空间向度。物质空间指被感知的自然和宇宙，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精神空间指被构想的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即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社会空间指生活的空间，即再现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他认为社会空间是与社会生活隐秘的一面相联系的、复杂的符号体系，散布在伴随着它的形象和象征中的空间，是一个真实的空间。社会空间是对应于列斐伏尔自己倡导的包容着“真理空间”的、亲身体验和经历的、实际的、包含现代日常生活状态的积极因素的空间。^[72]

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索亚提出“第三空间”的概念。第三空间既是生活空间又是想象空间，认为它是作为经验或感知的空间的第一空间和表征的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空间的第二空间的本体论前提。^[73]按照索亚的说法：第三空间是“另一种思考人类空间性的社会性产品的方式，它既结合了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视角，同时又开展了地理性和空间性想象的范围及其错综复杂。”在第三视角中，他重视都市生活的空间特殊性。都市空间是“既真实又想象化的，既是事实又很实际，既是结构化个体的位置，又是集体的经验与动机”，“鲜活空间”。“我们能做的只是在所能找到的最具洞察力的方式中，通过生活内在的空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维度，以及它互相关联的空间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有选择地开掘它无限的复杂内涵。”^[74]

无论是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还是索亚的第三空间，均强调对空间认知的革命性因素。人们应该摆脱空间的实践－抽象二元模式，将空间所包含的、积极主动的元素释放出来，以鲜活的、亲身体验的方式去建构空间的意义。这种本体论观念，是要从根本上扩大空间的理解范围，也是解构时间－空间二元体系的前提。空间所具备的活力，不仅可以与时间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时间与空间不可分割的理论视野，即时间与空间之外的维度——时空体。“在这种空间认知模式中，离开时间去理解空间便是不可能的，这就促使术语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空间和时间转换为空－时或空－时相关性。”^[75]

2.时间主导性的颠覆

空间转向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中心化，特别是时间优先性的一种颠覆策略。现代化进程中，时间逻辑占据主导地位，与之相比空间是缺乏活力的、被动的载体。哈维认为，“各种社会理论（我在这里想到了发源于马克思、韦伯、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各种传统）一般都在各自的阐述中赋予时间以优先于空间的特权。它们一般都是，要么设想有时间过程在其中运行的某种先于空间秩序的存在，要么以为各种空间障碍已经大为减少，以至于把空间表现成一种有关人类行动的附带方面而不是根本方面。在另一方面，美学理论却深刻地关注着‘把时间空间化’的问题。”因为这些现代性理论关注的核心是进步，进步就意味着要清除所有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消灭空间”。^[76]福柯指出了哲学家的失语造成了空间的长期不在场：“空间为什么被人忽视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只想列举一个原因，这与哲学家的话语有关。在18世纪末，当空间的政治开始发展的时候，空间物理和理论物理的成就剥夺了哲学对有限或无限的宇宙的古老的发言权。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空间是一种反动的东西，时间才与生命和进步有关。”^[77]

列斐伏尔试图改变传统研究只关注时间的做法，使之转移到对空间的关注上来。“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低估、忽视或贬抑空间，也就等于是高估了文本、书写文字和书写系统（无论是可读的系统还是可视的系统），赋予它们以理解的垄断权。”^[78]迈克·迪尔认为，列斐伏尔“强烈批判了以往的本体论完全从几何学角度把空间说成是‘空洞的空间’。他断言，这种本体论使现代认识论者把空间看作是精神性的东西，以为分析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奇思怪想附会种种不同意义”^[79]。哈维对列斐伏尔推崇备至，正是他确立了“对于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力量资源”的观念。^[80]

福柯在揭示时间如何通过结构主义叙事系统形成优势话语的同时，宣告空间话语理应重建，甚至空间带有某种优越性。“19世纪把它本质神话的根源，建立在热力学第二原理上。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epoch of simultaneity）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在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或许我们可以说：特定意识形态的冲突，推动了当前时间之虔诚继承者与被空间决定之居民的两极化对峙。”^[81]福柯本人并无矫枉过正的意图：“我不认为可以说什么东西是‘解放’的秩序，而另一些是‘压迫’的秩序。”^[82]他只是希望给予空间一种正确的观念。

与福柯不同，哈维不仅强调空间作用，而且还对时间形成优势。他觉得空间对于福柯来说，“是一个权力场所或权力容器的隐喻”^[83]。哈维提出，“使时间空间化（存在）的特权优于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形成）的这种趋势，与后现代主义现在所表达的大多数东西相吻合”。而且他还从艺术到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阐述空间作为当今社会中心的观点，“如果审美判断使空间的优先权先于时间，那么结果必然是在某些情况下空间实践与概念成了社会行动的核心”。^[84]

对于杰姆逊来说，空间是其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概念。“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在我看来，特定的空间转换是正确区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更为有效的途径之一，因此，时间体验（存在论的时间，以及深度记忆）更容易被看作是高级的现代性的主导因素。”^[85]在庞蒂看来，“这种对空间的强调，激发了一种做法，就是把关于元叙事（meta－narrative）和宏大理论（grandtheory）的后现代批判，加以地理学式的重铸。如果说在大部分的社会理论里，整体性（totalizing）倾向的源头，被追溯到了时间的单向度性（unidimensionality）和单向性（unidirectionality）。那么，相对的，空间则鼓励脱离普遍原则，转而对差别、地方性话语等非常敏感。因此，空间化被认为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理论发展的内在倾向”。^[86]

杰姆逊“把后现代的转移归因于我们对空间和时间之体验中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各种空间范畴终于支配了时间范畴”。^[87]

此外，索亚认为城市及更为广阔的空间分析都存在着对空间的忽视。“都市生活的空间性主要还是仅仅被视为历史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和附属。并且，并不认为历史和社会内在地是空间性的，即它的空间性只有很小的力量，并不能决定、解释什么。在其他空间性的分析中，如从我们对身体和个体心理的理解到社团规范和文化认同，到民族－国家及其政治，到世界经济的动态等，都同样是这种情况。”^[88]其重建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观念，用意在于恢复平衡，而非简单地恢复以空间压倒时间的空间主义。

3.空间的地理学转向

空间转向地理学意义的话题主要是全球化，还包括对元地理学、国家和城市的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建构。

全球化可以视为近20年来文化研究领域的显学，塞缪尔·亨廷顿、安东尼·吉登斯、哈贝马斯和杰姆逊等思想家引领了全球化在象征性空间的认知方向。正如沃特斯（1995）所言：“物质交换地方化了，政治交换国际化了，而象征交换全球化了。”^[89]全球化一方面促使人类交流突破民族－国家框架，引发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兴盛；另一方面又使地方被迫纳入全球进程，失去其独立性。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强行使空间脱离了地点”，促进了远方关系的存在，因而内在地全球化了。现代场所迫使人们失去地方性体验，“在相互影响的地方语境及其在跨越了模糊的时空段的重构中，将社会关系‘提取出来’了（1990）”。^[90]杰姆逊理论的核心就是，我们正体验到人工空间中的某种变革，即后现代的“超空间”的生产。“最终有效地超越了个人身体的局限性，感性地组织其周遭的环境，并明显地使自己处身于可测绘的外在世界之中。如今也许可以认为，身体与人工环境之间的这种惊人的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表明我们思维的无能为力已经更为严重，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思维无法把握全球性跨国的、非中心化的巨大商业网络，而我们发现自身作为个体正置身于这样的商业网络之中。”^[91]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已经超越传统地理学意义的领土，在“超空间”里展开。

后现代地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全面批判人们对地理的认知系统。“传统元地理学观念所产生的四种神话：大陆的神话、民族－国家的神话、东方与西方的神话以及地理一致性的神话。这四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充满自身矛盾、明显狭隘的元地理学概念长期以来不仅没有得到充分的批判和纠偏，反而成为支配性的思维模式，影响着绝大多数人的地理空间想像。”^[92]刘易士和魏根指出这些神话的主要缺陷在于：“在解释历史变迁时过分强调结构必要性的倾向”，“世界体系研究在空间覆盖范围上是不均衡的”，以及“经济偏见”。^[93]

对此，他们建立了一系列对元地理学的批判原则。总而言之，他们希望重建人们对地理学的认知地图。

哈维认为：“国家是一个竭力把自身的意志强加于流动的、空间上开放的资本流通过程的区域性实体。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国家必须建构一种以货币为基础的可供选择的社群的意义，并确定公共利益大于包含在其边界之内的阶级与宗派的利益和争斗。简言之，它必须使自身合法化。”国家内在地要求空间的稳定性，而资本流动的动机则具有易变性，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资本主义政治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94]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空间生产的核心。“资本主义与新资本主义生产了一个抽象空间，在国家与国际的层面上反映了商业世界，以及货币的权力和国家的‘政治’。这个抽象空间有赖于银行、商业和主要生产中心所构成的巨大网络。”^[95]在这个抽象空间里，城市迅速扩张，成为空间生产的主要载体，并“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由此变被动为主动。“由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乃是源于生产力自身的成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这种知识最后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96]索亚也提出，空间转向与当前人们对城市与都市生活重新兴起的兴趣密切相关。

4.话语空间的转向

空间转向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是对话语空间转向的探讨。福柯在其权力地理学研究中，通过空间概念，探讨了权力与知识的隐密关系：“通过这些（空间）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一旦知识能够用地区、领域、移植、移位、换位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和播撒权力的效应的过程。”话语的空间性研究在探讨权力关系时，具有一定的优势。“把话语的变换用时间性的词汇来作比喻，必须会导致运用伴随着内在时间性的个体意识的模式。相反，如果努力用空间性的、战略性的比喻来解释的话，能够使我们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精确地掌握话语转变的地点。”^[97]

沿着福柯的道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研究民族、种族、阶级的各种话语组成了一股空间洪流。庞蒂注意到女性与空间之间的特殊关系：“有些人察知到成群的‘异类’——包括女性、同性恋和黑人——在现代主义的知识实践中，有系统性的沉默，而且认为后现代主义引发了由男性气质到阴阳共存的转变。但是，女性气质和空间与存在之间的连结，却被有意地忽略了。”^[98]她认为，后现代主义虽然觉察到了西方知识传统中的男性偏见，却仍然无法摆脱其中心观念，不承认系统性的不平等。

萨义德在其东方学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中指出，东方和西方观念是一种“想像的地理”（imaginative geography）。他分析了关于东方的西方文本的建构过程，认为“这种文本生产就是西方将‘权力意志’加于他人的例证，因而与政治和经济统治的物质现实密切相关，这种现实构成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99]

5.空间的艺术转向

艺术在空间的转向中具有特殊的作用。“空间与时间的分离和那一分离在社会中的实现，只能是后来的发展，这是空间的表象和再现性的空间相互分裂之后的必然结果。正是通过以再现性空间为出发点，艺术旨在保存或者恢复这个已经丧失了的统一体。”^[100]

作为一种空间艺术，建筑在空间转向中一直是关注的重点。建筑艺术由承载各种功能的国际主义风格，转向相对独立的、多元化的、大众化的风格。哈维认为，后现代建筑不再塞进各种解决方法，而是探索分化了的趣味与审美偏好。“鉴于现代主义者把空间看成是为了各种社会目的而塑造出来的某种东西、因而始终从属于一种社会规划的建构，因而后现代主义者便把空间看成是某种独立自主的东西，要根据各种美学目的和原理来塑造，它们与任何重要的社会目标都没有必然的关系，或许也避开了达到永恒和其本身作为一种目标的‘无关利害的’美。”^[101]同样，杰姆逊也认为后建筑放弃了乌托邦精神，追求更加大众化和商品化的风格。“我们不承认什么乌托邦性质，我们追求的是大众化，而不是高雅。我们的目标是给人以愉悦，因而我们不反对装饰，恰恰相反，我们喜欢雕饰。”^[102]卡斯滕·哈里斯（1982）认为，建筑不仅仅与控制空间、从空间中夺取和塑造一种适于居住的场所有关。它也是对于“时间恐惧”的深入防范。“使时间贬值”的冲动重新表现为艺术家通过创造“强大得足以使时间停止”的作品而进行拯救的意志。^[103]福柯的大量研究是基于建筑，但是却不是针对具体的建筑，而是“表明了诸如精神病院、医院、学校和监狱如何帮助建造现代性的社会空间”。贝斯特和科尔纳认为，建筑应该容纳更多被现代社会忽视的弱势群体：“重建社会空间需要去洞察控制着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社会兴趣。一种关于空间的更民主的政治将允许市民参与公众建筑的设计，欣赏由妇女、年轻人和各种各样的种族和亚文化群体对空间建设所作出的特殊贡献。”^[104]

电影的空间转向，主要体现在空间表现力的提升，空间成为重要的叙事线索，时间在叙事中经常被打破等方面。在考察时空压缩问题上，哈维独钟于电影，因其能够最好地阐释时间与空间纠缠的各种主题。一方面，他认为“电影与音乐的结合为艺术和建筑在空间上的被动性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矫正方法。”然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电影的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恰恰是电影被局限于没有深度的屏幕和影院使人想到，它也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成了受到约束的空间”，“封闭的空间”。^[105]我们可以理解哈维对于更大程度解放电影空间束缚的期望。杰姆逊认为，当代电影的历史意识和过去感在削弱，历史深度和视觉深度被空间平面化所取代。^[106]数字技术在电影中应用的深化，进一步强化了空间逻辑对时间的优越性，尤其是3D立体电影使空间表现接近完美。以空间为主要表征的奇观逻辑在当代电影商业中成为压倒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