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本书室藏书志》体例特点考述

第四节　《善本书室藏书志》体例特点考述

由于八千卷楼收藏善本颇夥，其善本解题目录《丁志》自然受到相当重视，对此书体例、特点的研究也较多^[21]。本节的主要课题是书中作伪与利用其他藏书家题跋的情况，并重新审视《丁志》的善本标准。

（一）《丁志》中的作伪

夸奇矜富，有意无意地拔高版本，是私人藏家多有之陋习。不过要将鉴定致误与有意作伪区分开来，却很困难。《丁志》当然存在着版本考订有误的情况，不过能断定为有意作伪的却不多，下略举数例。

其一，著录不存在的本子。《丁志》第一部著录书——宋刊本《周易》，并非八千卷楼所有，而是孙氏寿松堂藏本。《丁志》以四部分类，开卷首书为《周易》，而丁氏自藏只有明刊，自觉有碍观瞻，遂向孙氏商借，装点门面。八千卷楼藏书售与江南图书馆时，丁立诚不得不致信主事的缪荃孙、陈庆年，澄清此事：

《藏书志》第一种宋本《周易》一部，敝箧实无其书。只因开卷之初，即系明板坊刻，殊不足弁冕群籍，故即借孙氏藏本入录。穷儿炫富，不期数年之后，不能保有其书，遂至破案。文人积习，可笑亦可悯也。^[22]

其二，有意拔高版本。实例则有《丁志》卷十八之“明崇祯刊本”《容斋随笔》：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　明崇祯刊本　严九能校藏

此书为嘉定马元调得弘治戊午河南巡按李瀚刊本，重为翻雕。前有谢三宾序。严九能先生用别本手校，自题其后云：洪文敏公以卓绝之才，得贤父兄之助，读书多，历宦久，其所著《容斋随笔》五笔，为卷七十有四，总千一百七十余则。古今人物之贤否，事势之得失，以及诸子百家遗文佚事，无不著录。而汴京、临安典章制度，言之尤悉。按其论说，皆平允明通，无穿凿苛细之病。名儒之学，与浅见闻之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故不同也。又补录邱、洪伋、周谨序于卷首。（《丁志》）

《丁志》语及的严元照手跋如下：

洪文敏公以卓绝之才，得贤父兄之助，读书多，历宦久，其所著《容斋随笔》五集，为卷七十有四，总千一百七十余则。古今人物之贤否，事势之得失，以及诸子百家遗文佚事，无不著录。而汴京、临安典章制度，言之尤悉。按其论说，皆平允明通，无穿凿苛细之病。名儒之学，与浅见闻之徒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故不同也。此系近时翻雕明末刻本，字画颇粗恶。予从荻港章文鱼借得弘治八年会通馆活字铜版印本，校勘一过，补录嘉定中邱、洪伋后序，绍定中周谨跋，弘治中华燧序。校录既竣，题而藏之，嘉庆八年岁在昭阳大渊献十二月初六日，归安严元照书。^[23]

《丁志》在引用严跋时，删去了“此系近时翻雕明末刻本字画颇粗恶，予从荻港章文鱼借得弘治八年会通馆活字铜版印本，校勘一过”等语，对严氏的版本鉴定意见又不做任何驳正，径著录为“明崇祯刊本”，显系有意作伪。

其三，对于时代较为晚近的本子，《丁志》有时仅作笼统著录。这方面的例子则有前揭光绪十七年王棻抄本《王静学先生文集》，写本《八千卷楼藏书目》尚注明为“黄岩王棻重编写本”，《丁志》则作“写本”，解题也未说明版本的具体情况。

其四，著录版本时，夸大失实。如卷十八之“影抄宋本”《宾退录》，解题称“此从湖州陆氏藏本影抄”，检《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六，陆氏藏本为“影宋抄本，顾千里临何义门校”，则丁氏藏本不过是影宋本的过录本而已。

对于《丁志》的作伪问题，其实当时人已有察觉，陈庆年就曾指出《丁志》著录的“汲古影宋写本”《芸隐二稿》有作伪嫌疑：

钱塘丁氏善本书室有摹写汲古影宋写本《芸隐二稿》……丁氏于《二稿》中有夹签云，沪上见汲古阁影写宋本，精绝可爱，借而摹成。乃其所著《善本书室藏书志》径谓以汲古阁影写宋本，购归插之八千卷楼，实饰言也。^[24]

陈庆年供职于江南图书馆，有目验原书的便利，因此他的说法足可采信。由陈文可知，《芸隐二稿》与《宾退录》的作伪方式相同，即将据影宋抄本传录的本子径直称为“影宋抄本”，显系有意为之。这些实例也提醒研究者，在利用《丁志》时，应对所载“影宋本”、“影元本”尤为谨慎。

（二）利用他人藏书题识的情况

缪荃孙曾撰序赞美《丁志》，称其“上窥《提要》，下兼士礼居之长，赏鉴考订，两家合而为一，可谓书目中惊人秘笈矣”。刘承幹亦云“：先生（丁丙）自撰有《善本书室藏书志》，于板本学术，审核考校，阐发尤多，足资津逮。今与铁琴铜剑楼、楹书隅录、皕宋楼三家著录同行于世，时人比之晁志、陈录，推为有清一代簿录之选也。”^[25]而严佐之根据实际调查，指出《丁志》中大量的考订内容实际只是袭用他人旧说^[26]。

治目录学者理应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追求目标，然贯通四部，于每一书均能原原本本道其源流，实非易事。因此剪裁序跋、融铸旧说的做法，在目录学著作中较为常见，丁氏所为倒也未足深怪。

除原书序跋与《四库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著作之外，《丁志》还屡屡利用各家藏书手跋。如卷九之《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从“后有竹汀钱大昕跋云”至“爰记所考证于卷末”，全系抄录钱大昕题识^[27]；只有末尾“有虞山张氏蓉镜芙川印，芙川名蓉镜，昭文人，有小瑯嬛福地，藏宋元椠本极夥”一句，出自丁氏。

又如，卷十八著录影写本《墨子》十五卷，解题全抄黄丕烈两跋，出自丁氏的惟有介绍藏印、卷次存佚的末两句：“有‘读未见书斋收藏’、‘荛翁’两印。惜缺卷一至卷五。”

经比对，笔者发现《丁志》凡利用前人藏书手跋，一般均予说明，称“某某手跋云”或“某某有跋”；而利用同时代人题跋时，则不说明。如卷三八之宋麻沙刊本《二十先生回澜文鉴》的解题前半部分就参考利用了陆心源手跋，而未作说明：

《二十先生回澜文鉴》十五卷《后集》八卷　宋麻沙刊本承奉郎连州签书判官厅公事虞祖南承之评次　幔亭虞夔君举笺注两虞仕履无考。夔题幔亭，或为闽人。是书目录后有“建安江仲达刊于群玉堂”木记，后有“二十先生行实”一叶。每叶二十四行，行十九字。宋讳有缺有不缺，盖麻沙坊刻也。《宋史艺文志》不载。倪灿《补宋艺文志》有《类编回澜文选》十卷《后集》二十卷《别集》十卷。范氏《天一阁书目》始著于录，注四十卷，蓝丝格抄本，缺首六卷，序目均佚。疑与倪《补志》所载同，即一书。合计之，则四十卷。分言之，则有前、后、别之异。书名微有不同者，坊贾之为也。所采二十先生为司马温公、范文正公、孙明复、王荆公、石徂徕、汪龙溪、洪容斋、张南轩、朱文公、吕东莱、周益公、杨诚斋、刘屏山、郑艮轩、林拙斋、刘谦斋、张晋庵、方鉴轩、戴少望、陈顺斋之文，凡一百篇。略注音之反切、文之主意起伏、事之来历，每篇各有评论。内如艮轩、谦斋、晋庵、鉴轩、少望、顺斋六家之文，今皆罕传，得此尚见崖略。原书二十卷，内缺第八至十四六卷，乃从天一阁假抄。……（《丁志》）

《二十先生回澜文鉴》二十卷，存卷一至卷七，卷十四至卷二十，题曰“承奉郎连州签书判官厅公事虞祖南承之评次，幔亭虞夔君举笺注”。目录后有“建安江仲达刊于群玉堂”木记。每页二十四行，行十九字。宋讳有缺有不缺，盖宋季麻沙本也。是书不见于《宋史艺文志》。明范氏《天一阁书目》始著于录，注四十卷，蓝丝格抄本，缺首六卷，序目均佚。又倪灿《宋艺文志补》有《类编回澜文选》十卷《后集》二十卷《别集》十卷。疑即一书。合计之，则四十卷。分言之，则有前、后、别之分。书名微有不同者，坊贾之所为也。所采者，司马温公、范文正公、孙明复、王荆公、石徂徕、汪龙溪、洪容斋、张南轩、朱文公、吕东莱、周益公、杨诚斋、刘屏山、郑艮轩、林拙斋、刘谦斋、张晋庵、方鉴轩、戴少望、陈顺斋二十家之文。如艮轩、谦斋、晋庵、鉴轩、少望、顺斋六家之文，今皆不传，藉以存其崖略，可宝也。两虞仕履皆无考。光绪十有九年冬至，归安陆心源识。（该本陆心源手跋）^[28]

对比可知，此书出自宋代书肆、《天一阁书目》与倪灿《补宋艺文志》所著录疑为一书、其中有六家之文罕传藉此书可以窥其一斑等考订结论《，丁志》与陆心源手跋并无二致，行文也如出一辙。可以断定，编纂始于光绪二十一年的《丁志》袭用了光绪十九年的陆心源手跋。

（三）《丁志》中的乔梓之思

《丁志》的另一特色是充满了浓厚的乡邦感情，具体表现为：不仅青睐杭人著述，行文也不时流露出敬梓恭桑之情。

如，《丁志》卷十五著录应谦稿本《性理大中》，称：“谦字潜斋，明诸生，居威乙巷，为杭州理学大儒。藏之以志敬恭。”此书为稿本，其珍贵可知，《丁志》却似乎对此并不在意，只看重它是乡先贤的著作。

此外，《丁志》收录经杭人收藏的书籍时，也会特意指出。如卷二一之明刊本《何氏语林》，“且是吾杭海昌陈谢浮侍郎旧物，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况三百载后经劫之遗编邪”。

又如，卷一之明嘉靖刊本《周易本义通释》有“古杭冯氏藏书、云楼、子中三印”，尽管“名虽无考”，《丁志》仍特意指出“曾为杭人旧藏者也”。

杭人编校刊刻的书籍也是《丁志》青眼有加的对象。如卷二著录明万历刊本《文公家礼仪节》，称：“（是书）又经杨廷筠所订。按元应氏《家礼》辨其文，不传，仅见于是书。廷筠字作坚，万历乙未进士，累官顺天府丞。魏阉用事，乞归。府志入名臣传。应氏，武林籍。廷筠亦仁和人。先后皆吾乡先哲羽翼此书，不仅以刻工精好、版字宽大为可宝也。”

又如，卷十八之明刊本《吕氏春秋》，称：“《吕览》雕本甚多，重以乡先哲所梓，特存之。”可见若据版本稀见程度，此本很可能无缘入选，只是因为刊刻者系杭人而被著录。

（四）《丁志》善本标准的再讨论

丁丙在《丁志》后序提出的善本标准为：

一曰旧刻。宋元遗刊，日远日尠，幸传至今，固宜球图视之。二曰精本。朱氏一朝自万历后，剞劂固属草草，然追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椠，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帙，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以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三曰旧抄。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抄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笔墨精妙，远过明抄。寒家储藏将及万卷，择其尤异，始著于编。四曰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荛圃、阳湖孙渊如之手者，尤雠校精审。他如冯己苍、钱保赤、段茂堂、阮文达诸家手校之书，朱墨烂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荟萃珍藏，如与诸君子面相质也。

这一善本标准，对其后版本学的发展尤其是善本范畴的界定，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29]。不过，本节关注的问题并不在此，而是要考察《丁志》收录书籍本身是否符合以上四条标准，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丁氏善本标准的某些细节问题。

对于这四条标准，徐昕《试论丁丙鉴定图书价值的方法——读〈善本书室藏书志〉》一文曾予讨论，提出丁丙在判断版本价值时特别强调宋元旧刻，并重视源于宋元旧刻的明清刻本、精抄旧校以及罕传的版本。大体而言，这一说法符合《丁志》的实际情况。

四条标准中的第一条“旧刻”，所指乃是宋元刊本。但凡藏书家，几乎没有不珍视宋元刊本的，这一条实际是藏书家善本观念的共性反映。丁氏所藏宋元本的数量，相对铁琴铜剑楼、皕宋楼较少，因此更宜对其“球图视之”。

对“多翻宋椠”而“刻印尤精”的明翻宋元本以及“笔墨精妙”的“影抄宋元精本”，丁氏也颇为重视。对于这两类本子，丁氏往往特意说明其刊刻或抄写尤精，并利用行款和文字上的特征力证其源出宋元刊本。而对这两类本子的珍视，也正从侧面反映了丁氏对宋元本的重视。

正由于丁氏重视宋元本，因此《丁志》著录了一些不那么“旧”的影宋元刊本或抄本。比如，卷十五之“日本翻刻影宋台州本”《荀子》就是“此为杨惺吾于日本得唐仲友刊于台州本，即仍熙宁之旧”，即《古逸丛书》本，这当然是很晚近的版本。为此，《丁志》还特意解释了收录此本的理由：“日本刊版之精，模印之工，似过影宋，其亦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欤。未可以外域新雕而不登于目。”又如前揭“影抄宋本”《宾退录》，是丁氏据皕宋楼藏影宋抄本过录的，时代同样晚近，但并不妨碍其登诸《丁志》。

这种做法说明丁氏注重版本的文献价值，而不单纯着眼于古旧珍罕与否。当然，这也是在难获宋元旧刊的情况下，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同治四年，丁申曾吐露此种心曲：

也是翁《读书敏求记》所收，即此影写之至元后丁丑刻本。其卷终有虞集收藏字迹。是帙尾有崇祯末年字迹。明之视元，与今之视明一也，安得不珍如鸿宝乎？^[30]

将这一思路推而广之，自然就会导出丁氏对于明刊本的重视。明刊本《均藻》八千卷楼主人手跋称：

世人皆以明人刻本轻视之。凡书之不足者，必曰：此明人刻书恶习。二百年来，牢不可破。不知此乾隆时人所创。尔时去明未远，故有是说。今则视明刊，不啻明之视宋刊也。^[31]

而对于一般的明刊本，《丁志》则关注刊刻是否精良，看重那些“字画端正，纸墨精良”^[32]的本子，并时常以宋元本为标尺，特意指出该明刊本是如何的“不减宋椠”，或是通过文字上的异同，力图证明其源出宋元本。这也说明了《丁志》在判断版本价值时，非常注重该本与宋元本是否有传承关系。因此，丁氏对明刊本的重视，也是有限度、有认识过程的，如上跋还称：

此册首尾俱残，轻视久矣。况《函海》中亦刊此种，拟欲弃之。偶取《函海》本校之，行款不符。其第四卷之尾一叶，未刊。大约雨村所见之本，适阙一叶，故未能刊也。计失刊二十四条。仅将首半阙字补写。余生也晚，已非雍乾全盛之时。遇一时刊，亦断不肯漠视，于此书益信。

丁氏早先对此本并不在意，“拟欲弃之”，后来发现有校勘上的价值，才予以重视。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影响，加之去古日远，旧本渐少，丁氏发现明刊佳本也不易得。光绪十八年丁丙曾感慨道：

从此古书日少，书贾居奇，虽明刊之佳者，亦不可多得矣。^[33]

至于《丁志》著录的抄本，数量巨大，同时问题也颇多。据丁丙自述，抄本择取的首要标准是“旧抄”，且重视是否“精妙”，要“择其尤异，始著于编”，绝非泛泛者均可收入。然而考以事实，则会发现《丁志》并未完全执行这一自定标准。

首先，《丁志》著录的抄本有不少是丁氏自抄本或同时代人所抄本。如卷五之精写本《复古编》为“从嘉靖本影写，篆文则闽中高叔迟鹾尹行笃所作”，高行笃是丁丙友人高均儒之子，此本抄写时代很晚，《丁志》是因“笔法入古，可宝也”而将其收录的。又如，卷十一之精抄本《嘉定镇江志》则是：“阮文达曾传梓此书，以原写本实之焦山书藏。粤匪扰及江南者十年，焦山居然无恙。梁星海太史适寓书藏，因抄以寄我。”这也是一个晚清抄本。

其次，除了以上同光间抄本之外，《丁志》著录的某些“旧抄本”，时代也相当晚近。如卷八之梅湖盛氏旧藏“旧抄本”《五代史补》，此本今藏南图，笔者校读发现，此本避清讳至“宁”，抄写年代至早不过道光，抄写亦难称精工，与汲古阁本对校，文字互有胜处。

《丁志》中所谓“精抄本”，也有同样问题。如卷三四之“精抄本”《姚叔器先生集》，此本书影刊登于《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据称此本实为“清丁丙正修堂抄本”，“黑格，四周双栏，版心下有‘正修堂抄本’五字，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匡高一九·九厘米，广一三·九厘米”^[34]。可知该本乃丁氏自抄，尽管抄写精致不苟，但与丁丙所标榜的“旧抄”究有相当不同。

由以上的例证可知，《丁志》所谓的“旧抄本”和“抄本”，抄写时代并不很早，旧抄本的下限大致在道咸之间，抄本甚至可下延至光绪。

此外，《丁志》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著录了一定数量的稿本和较晚近的抄本，却几乎不著录道光已降人物的著作。兹以罗以智为例：

罗以智，字子养，号镜泉，清中期学者。《新门散记》胡凤锦跋称：“罗氏本籍新城，后占籍钱塘。贡道光乙酉，拔拔萃科，曾为慈溪教谕。中年弃官归家，一意于著作。家故富于藏书，盈数万卷，丹黄校勘几遍。”^[35]

《丁志》著录的罗氏藏书有：卷六之旧抄本《淳佑临安志》、卷十二之明刊本《南湖考》、卷十三之抄本《大元海运记》、卷十四之旧抄本《元牍记》（有罗氏校补）、卷二四之明济美堂刊本《河东先生集》、卷三一之罗以智传抄天一阁本《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卷三九之精写本《西湖八社诗帖》（有罗氏批校）、旧抄本《武林怡老会诗集》。

然而有趣的是，八千卷楼还藏有两部罗氏稿本，却均未收入《丁志》。据《松轩书录》，这两部稿本的情况如下：

《历代纪年汇考正编》不分卷。清钱唐罗以智撰。批改涂乙，均罗先生手迹也。绿丝栏。版心下有“文山紫芷草庐”六字。册面题“历代纪年汇考正编四册，钱唐罗以智撰”两行，为八千卷楼主人所题。凡分三皇纪，至明纪止。每纪前有序。

附藏印（八千卷楼藏书记）

《诗苑雅谈》五卷。清钱唐罗以智撰。前四卷为乌丝栏写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间有朱笔校字，乃抄胥所写。第五卷蓝方格纸，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版心上有“恬养斋偶抄”五字，行体书。钤“罗以智印”、“镜泉”二印，乃镜泉手稿也。末附《国朝杭郡诗辑补遗》，白纸，亦镜泉手写稿。卷前附叶有八千卷楼主人手写识语：“光绪丁亥正月初三日，雨止。出贺亲友二十余家，归已薄暮。抽架上书，得此，为罗镜泉先生以智稿本。第五卷先生亲笔也。近年诗话，半涉标榜。此独网罗旧闻，搜采名隽，不愧雅谈。先生别著《新门散记》，以所居夹墙巷在南宋崇新门之间，仿厉氏《东城杂记》为之。余曾刊入《武林掌故丛编》，他日尚拟持以付沪上石印，以广其传。八千卷楼主人丁丙。”

附藏印　钱唐丁氏正修堂藏书^[36]

按照一般理解，相比罗氏藏本、校本，罗氏著述稿本似更为难得。若罗氏藏本可入《丁志》，那么罗氏稿本更有充分理由被收入。而在《丁志》中，这类情形并不唯一。如卒于咸丰十一年的邵懿辰，《丁志》卷三一之旧抄本《秋崖先生小稿》为其旧藏，而八千卷楼又藏其稿本《稿本位西先生所见书目》（即《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原稿），却未收入《丁志》。

通读《丁志》后，笔者发现其收录稿本的下限，大致是不晚于嘉庆。收录嘉庆时人著作的例子，有卷三著录的《春秋上律表》。作者范景福，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此书前有嘉庆八年自序及阮元序，成书大致就在当时。

《丁志》收录了一些诸如高行笃影写明本之类的晚清抄本，与此同时又决不收录道光已降人物的稿本，即便这些稿本书写的绝对时代早于前者。这看似有些自相矛盾，却反映出在我们所熟知的四条标准之外，《丁志》还有另一条收录准则：所收书籍的成书年代不能晚于道光。道光前的旧籍，即便版本时代晚近，仍可酌情收入；而咸丰已降的书籍，即便是未曾刊刻的稿本，也一律不收。这条标准作为《丁志》的“潜规则”，并未形诸明文，也未有人指出，特此表出。

从这一标准，我们可以看出，丁氏看重是文本的旧，而非版本的旧。这说明其藏书是为读书，而不是简单地为玩版本。但与此同时，这一标准也导致尽管丁氏藏有为数不少的清人稿本，却未能在《丁志》中体现，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角度而言，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降低了《丁志》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