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循环”与“生命活力场”

四、“超循环”与“生命活力场”

传受主体生命活力的“超循环”形成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场”。

超循环理论是由德国科学家艾根提出的。艾根认为生命信息的起源是一个采取超循环形式的分子自组织过程,他把生物化学中的循环现象分为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转化反应循环,在整体上它是个自我再生过程；第二个层次称为催化反应循环,在整体上它是个自我复制过程；第三个层次就是所谓的超循环(hypercycle),超循环是指催化循环在功能上循环耦合联系起来的循环,即催化超循环。超循环是由多个催化或自复制单元按循环形式连接起来的复杂系统,其中每个自复制单元既能指导自己的复制,又能对下一个中间产物的产生提供催化帮助。超循环的特征就是:不仅能自我再生、自我复制,而且还能自我选择、自我优化,从而向更高的有序状态进化。^[34]

我们之所以借用超循环理论,是想用来指出生命活力的生长性。

一是,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追求是一种指向发展的有意识的优化活动。

超循环不是反应意义上的,它有较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即将存在着差异、相互矛盾的部分联合成为一种优势兼容的自组织能力,有着自我选择、自我优化、不断发展的内涵。生命活力也是如此,点燃生命活力不是主体的生命活力充盈于外所产生的连带作用,而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它不限于自我的提高,也不限于对他人的复制和模仿,而是彼此促进、相互提升、不断优化。对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的追求不是一种自发的、盲目的或被动的行为,而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主动的行为。“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并生产性地运用这种能力以增进他的力量、信仰及幸福,他与自身异化的危险越小；由此我们可以说,他创造了一种‘善循环’。……欢乐和幸福的体验,不仅是生产性生活的结果,而且也是生产性生活的激励因素”。^[35]有声语言生命活力的“超循环”的实质上就是一种“善循环”,主体从传播中得到“幸福”和“欢乐”,并有意识的运用自己的创造能力、生产能力把这些“幸福”和“欢乐”传递给他人,从而创造着生命活力的“善循环”。

再者,“超循环”形成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场”,辐射至整个社会。

超循环不是反应意义上的,而是进化的、发展的、生长的。超循环的要义不是某一个体的复制、发展,而在于循环的循环——由个体到社会,由局部到整体,由某一个体的具体行为到群体发展或进化的生成方式。由于个体的生命活力的增强,作为个体之汇聚的社会的整体生命活力也随之增强。同时,这一增强不是1+1=2的叠加,更不是1+1=1的同化,而是1+1＞2的整体发展(突现出整体的新的特性)。并且,“这些在整体上突现出的新性质反馈于部分的层次上,会刺激部分表现出它们的潜在可能性。因此,我们看到一种文化、一种语言、一种教育的存在,怎么作为只能存在于社会整体层次上的特性返回到部分上,从而促进了个人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36]整体的生命活力“返回”到个体身上,为个体的生命活力提供了更为丰厚的滋养,提供了不断进步的发展机制,提高和增进着个体的生命活力,并把提高后的生命活力作为新的起点,进入下一轮的循环发展之中。这样,循环的意义对于个体来说,就不只是重复性的“轮回”,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超循环”也就为主体与主体间、主体与社会间创造了一个互为互益、内外共修的发展空间!

由此可见,生命活力的“超循环”不是单一的,而是立体的；不只是量的增长,更在于质的提高。在循环中生命体的活力不断积累,功能不断优化,并且这积累和优化是融合在一起的——在生成中优化,在优化中生成。这样,生命活力就在增殖的同时实现了增值!

强调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生命活力的超循环的意义,不仅在于指出传受主体间生命活力相互激发的现实,不仅注重生命活力对传播效果的即时意义,而是更加重视其共时的社会效果和历时的传递、积淀、提升、发展效果。通过超循环,生命活力不仅在大众传播之中流传并产生效用,不仅在传者与受者之间激荡、回应,而且弥漫在传播之外,流贯于直接的、间接的广大受众之中。发生在传受主体间的生命活力的交汇、激发和辉映,就会由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进而扩大到群体之间直至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场”。在这个活力场中,人们感受着、体会着、实现着那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为创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优化的社会环境而奋力前行!

这样,有声语言大众传播的生命活力,不仅实现了传播任务,也实现了生命活力的增殖和增值!

【注释】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6~152页。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7页。

[3][美]弗兰克·梯利:《伦理学导论》,何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1页。

[4]高楠:《生存的美学问题》,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5][法]萨特:《词语》,潘培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6页。

[6]参见[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7]转引自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8][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安居》,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25页。

[9]参见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141页。

[10]张颂:《关于传者身份的思考》,《现代传播》1998年第1期。

[11][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32页。

[12]以上相关引用见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13][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7页。

[14]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15]转引自[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燕红原、张金言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2页。

[16][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1页。

[17]杨国荣:《伦理与存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18]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19]宗白华:《新文学底源泉》,《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2月23日。

[20][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140页。

[21]《杨锦麟:电视时代最眼尖的读者》,星辰在线2004年3月2日。

[22]见《北京晨报》记者佟彤的采访。

[23]转引自雷体沛:《存在与超越——生命美学导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0页。

[24]南方网2003年10月22日。

[25][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

[2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05页。

[27][美]乔治·赫伯特·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霍桂桓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78~79页。

[28][法]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页。

[29][法]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30][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林方主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31]肖东坡:《成熟——〈乡村季风〉栏目主持体会》,《播音主持艺术5》,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32]见《半边天》2005年“三八节”特别节目。

[33]《2005·理想》(中),《艺术人生》CCTV—3,2005年3月27日。

[34]参见陈忠等著:《复杂性的探索——系统科学与人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2页。

[35][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8页。

[36][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