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

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的历史考察

涂晓华

上海作为女性解放思想最前沿的大都市,在近代女性解放运动发展史上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意义,其中各类近现代妇女报刊(包括校刊、日报妇女专栏等)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妇女报刊作为最重要的载体记录了近代以来女性最真实的生活形态,传达了当时女性最真实的思想。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正处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中,上海的女性话题被有关国家、民族、社会革命、阶级等宏大主题所边缘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进步作家和文化人或者纷纷内移或者封笔, 1942年的上海文坛正如《女声》第2卷12期“先声”中所说是“出版荒和作家荒”的一年,出版界呈现一派萧条冷落,《女声》杂志即在这种背景下创刊。

一、《女声》的创刊与性质

《女声》杂志由于是由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和日本大使馆资助出版,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汉奸”杂志。1986年王伊蔚写过《回忆女声杂志》一文,文中写道:“四十年代的上半期,突然出现了日本人兜售的《女声》半月刊(笔者注:应为月刊),宣传大东亚共荣圈,鼓吹投降路线。主编是日本人,编辑人员中不少是中国的文化汉奸,其中有‘关露’的名字,我看了非常气愤,它先后发行四年左右,放了不少的毒。”2000年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评论《女声》杂志“在为日寇做一些政治宣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妇女的苦难。”近年来,在谈到上海沦陷区文化时,中日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女声》杂志,日本早稻田大学岸阳子2000年专程到上海拜访了丁景唐^[1]及几位当年《女声》的撰稿人,了解到《女声》在沦陷期间的上海,由于呼吁女性的自尊自立,的确曾起过较大的作用。岸阳子从研究关露的角度十分重视《女声》杂志,她曾经委托中国人在新民晚报上登有《寻找“女声”读者》启事,发表了论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女作家关露与“大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

关于《女声》的创刊,田村俊子等多位研究者,都曾将《女声》创刊时间搞错,中国出版的《上海出版志》则将《女声》的主编错写为关露,可见大家对《女声》杂志了解的混乱。目前,专门谈到《女声》创刊的资料还没有,但草野心平^[2]、会田纲雄^[3]等一些日本人有过一些回忆。最初策划《女声》创刊的是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名取洋之助^[4],在这里我们简单谈谈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并接收“英美敌国”资产。位于共同租界香港路由英国人经营的密林顿(注:据日文ミリントン翻译)出版印刷公司由上海日军报道部接管,改名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名取洋之助被日军委派负责该公司的经营与管理。据日本的相关史料,上海沦陷时期的“太平书局”系太平印刷出版公司出版部独立出来的结果。太平书局由陶亢德、柳雨生负责, 1943年秋天创办了日伪散文杂志《风雨谈》,并出版了一系列图书。而太平印刷出版公司主要承担上海市与市民生活相关的定期刊物(例如电话号码簿等)的印刷,也承担《风雨谈》、《女声》、《太平画刊》、研究论丛《现代医学》等定期刊物和太平书局单行本的印刷发行。

1942年初,经草野心平推荐,来自东京的川锅东策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计划面向妇女、少年出版的两种新杂志的创刊在上海奔走。无独有偶, 1942年4月草野心平也向在上海的名取洋之助、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报道部的松平忠久介绍日本近代著名女作家田村俊子^[5],名取洋之助正在创办面向中国女性读者的中文女性杂志,田村俊子十分有兴趣,她于是成了当时担任《女声》社长的最佳人选。

田村俊子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是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最重要的女性作家,她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拓荒者,如果不算上24岁就去世的沘口一叶,她是日本文坛第一个靠写小说谋取经济独立的职业作家。田村1884年出身于东京一米商家庭, 1901年入刚创立的日本女子大学学习, 1902年在幸田露伴门下学习写作,陆续发表作品,获得好评。1906年她对文学之路产生怀疑,弃笔成为每日派文士剧舞台演员, 1907年出任羽衣座,继之任东京座演员,其演艺获得好评。1909年加入著名的女性解放运动组织“青社”,从1911年起一直到1917年,她以每年一部名篇的速度跃登日本文坛,受到德田秋声、泉镜花等大家的好评,成为文坛宠儿,代表作为《生血》、《木乃伊的口红》、《炮烙之刑》等,其作品以新颖的题材、清新的感觉、犀利的观察、深刻的心理描写受到文坛关注,同时她以纤细的感觉大胆描写女性的官能感受。当时日本著名作家德田秋声等对田村作品的评价超过了对沘口一叶的评价,认为田村俊子的作品越过了“女流”、“闺秀”的界限,有很强的独创性,肯定了田村俊子作品中的现代性。然而席卷20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潮涌入日本,田村俊子被其强烈吸引,并与献身工人运动的有妇之夫朝日新闻记者铃木悦相恋, 1918年追随其到加拿大,在北美生活了18年,其间她主持日文《大陆日报》中的妇女栏目,讨论国际女性劳动运动体验,思考种族歧视问题并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 1935年铃木悦在回到日本不久后猝亡。1936年田村俊子回到日本重返文坛,写了一系列以温哥华日本第二代移民为主人公的左翼倾向小说,她书写了日本移民对日本的疏离体验,但并未获得文坛好评。1938年12月田村俊子以《中央公论》社特派员身份来到中国,原本计划访问两个月,但是在派遣计划结束后她再次选择了流浪海外的生活,在中国度过了其人生的最后七年。

纵观田村的后半生,她不断地在逃离日本本土。田村俊子留给日本的各种各样的花絮掩盖了日本对田村俊子的本质认识。日本著名作家佐多稻子,表明正是由于日本文坛的男性话语权力使得田村俊子一直受到不当的评价。目前日本的田村俊子研究,几乎只集中在她早期的小说创作上。实际上,田村不仅仅是一个新妇女作家,她从1918—1945年(34岁到61岁)的跨国迁徙的生涯,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渡边澄子是最早关注到田村俊子与《女声》杂志的研究者。

关于田村俊子,在她来中国之前,中国对她的著作已有过翻译和评论。1924 年,鲁迅、周作人出版《日本现代小说集》时,序文曾说及原拟定收入而未及翻译的诸作家,其中即有田村俊子。1928年,张资平将田村俊子的小说《压迫》译出, 1929年又收入单行本中。

田村俊子在中国度过的晚年正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她投入到《女声》杂志的工作中。她说“中国的妇女痛苦得很。因为她们的知识太浅。我们应该多多帮助她们。”^[6]《女声》获得“国民政府宣传部登记证第262号”的刊行许可,由于太平出版公司属驻沪日本海军报道部军管,有配给纸张的保证,并给予出版资助。关于此点正如梅娘^[7]所说:“为《女声》奠定物质基础的这几项,是《女声》胎里带来的缺陷。这个不三不四的出身,使中国人侧目相看、敬而远之。”^[8]这也成为日后人们判定《女声》为汉奸杂志的有力依据。

经过20天的策划,于1942年5月15日,田村俊子以“左俊芝”的中国名主编了第一期《女声》。《女声》刚出版时正是上海出版界荒凉的时期,第3卷第12期《先声》中写道:真是凤毛麟角的少数,至于妇女读物更可说一句“绝无仅有”了。《女声》与同时期的杂志几乎没有交往,翻看当时的杂志,笔者注意到《女声》在其后创刊的《风雨谈》杂志上曾连载过几期启事,它将《女声》的主要内容、体式、工艺、定价、出版周期、销售途径等交代得一清二楚。1945年7月在发行了第四卷第二期后,共历三年两个月,因日本无条件投降,《女声》停刊,《女声》一期未落共出版了38期。

《女声》为16开本的月刊, 12期为一卷,每月15日出版,《女声》杂志封面上方“女声”两个黑色隶书繁体字横排,封面设计采用的多是沦陷时期上海最有名的女画家吴青霞^[9](最多)、周炼霞^[10]、陈小翠^[11]所作的花鸟、工笔仕女图、人物画及山水国画。封面色泽朴素雅致,简洁大方,兼工带写,封面画有卓文君弹琴、牛郎织女等等,可见编者很照顾到中国妇女读者的审美情趣。

而同一时期北平沦陷区日伪统辖下的《妇女杂志》封面设计是上方“妇女杂志”四个红色楷体繁写大字横排,其下则多为摩登女子水彩画像,或为名门闺秀、交际花的着色照片,封面色泽相当艳丽。

《女声》社编辑部最初设在位于上海香港路117号的太平印刷出版公司内, 1943年2月后由于田村俊子要求《女声》从太平印刷出版公司中独立出来,编辑室搬到上海爱多亚路160号,到1943年10月后搬至博物馆路(后改为虎丘路) 142号光陆大楼内49室。

《女声》杂志三年中定价前后差距甚大,创刊号共40页,零售价每册1元,到第2卷第3期起每册5元,到第3卷第7期零售价每册40元,到田村俊子编辑的最后一期3卷12期时零售价每册已经涨到150元,第四卷第1期1000元,第四卷第2期达到2000元。由此也可窥见沦陷时期上海在殖民统治下金融政策的失败以及人民生活的痛苦。目前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均藏有全套的《女声》。

关于《女声》杂志的创刊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独立事件。

1943年年初,借着太平印刷出版公司的搬家,田村俊子提出了《女声》的独立。尽管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并不舍得放弃《女声》,但由于田村俊子的坚持,顾虑到田村在日本曾有的文名,名取洋之助只好做出让步,答应编辑室可以独立,但发行权不转让。这样1943年2月,之前从未出现过的独立的“编辑室”第一次在《女声》中出现,编辑室地址为爱多亚路。太平出版印刷公司逐渐在《女声》杂志上只是作为印刷者出现,由这个轨迹可见《女声》社一直都在为独立而奋斗。《女声》尽管从表面上独立了,但它从资金的来源上不可能脱离与日方的关系。

1944年太平洋战争的败势已经产生影响,太平印刷出版公司隶属的《长江画刊》停刊,《新少年》也没能存续,太平书局的《风雨谈》杂志在1945年2月到4月也曾停刊两月,包括当时柯灵主编的《万象》杂志也曾经不得不停刊,而田村俊子的《女声》一直按期出版到日本投降才停刊,这其中可见主编田村俊子四处奔波、筹集资金的辛苦。部分日本人对田村俊子上海时代的描述,流露出对一名他们认为过时了的但从不肯认输的女作家的嘲讽。

二、宗旨、编辑方针、栏目及反映的女性问题

《女声》在创刊号上^[12]阐述了自己的宗旨:我们的《女声》就是中国妇女界的声。刊物以《女声》命名含三大意义:(一)乃妇女呼叫声;(二)为妇女而声;(三)由妇女发声相标榜。为达到这三个目的,达到替许多人说话的愿望,编者特别声明:我们尽量介绍有益妇女的文字,更兼极力搜求妇女所写的作品。但为增加妇女阅读的兴趣,除一两篇比较严重的问题,用庄严端谨的笔调外,一概取轻松,风趣,浅显,幽闲为作法的标准,使我们女同胞读了《女声》常常听到的时常发出的都是“笑声”。由此可见田村俊子的编辑方针是出版没有政治色彩的文化性的女性杂志。

在“大东亚战争”处于决战的形势下,尽可能淡化“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除了在出版五期之后不得不被添加的“国际新闻”栏目之外,《女声》重点讨论与女性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同时注重充实文学、电影、戏剧等文化气息。

《女声》栏目较多,编者在第1卷2期“余声”曾谈及栏目的设置,文中写道“其中占了十栏完全是以发生读者兴趣为前提,没有‘老师宿儒’的论调。这十栏是世界知识、娱乐、所见所闻、文艺、戏剧与电影、中外女杰、漫画、美容、新装、随想等。至于其他六项——评论、修养、职业、家政、卫生、日语——关于知识一类的作品,但是,在可能范围内,我们要选用有趣的文字。”

《女声》以女性知识启蒙为主的同时注重趣味性,并辅以实用性的知识、提倡自由爱情、女性独立,并倡导健康的家庭关系。在当时上海小报盛行的环境里,显示了它自己的特色。《女声》发表的文章大多数是探讨各种大众女性话题,从主要讨论妇女婚姻、教育、就业、经济独立等社会问题,到讨论新女性应具有的生活知识、科学知识、必备素养等,其中育儿、家政、家用账簿等合理的家庭经营,卫生启蒙等健康生活方式的提议、对献身于贫困阶层的女医生志愿者的宣传,也成为女性话题的因素。编者从世界广角镜中,剪辑、选编了许多外国妇女和内地妇女的生活、婚姻习俗及奇闻轶事,从中可了解各国妇女在其社会中的地位。《女声》读者来信,多要求扩充“文艺栏”篇幅。关露是中共地下工作者,是《女声》最重要的编辑和写稿作者,她负责文艺栏目特别用心,文艺栏体裁多样,有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因而在文艺栏中基本没有政治色彩。文艺栏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关露,潘予且、柳雨生等也发表了文章,周作人、陶晶孙都作为特约写稿人给《女声》杂志写过稿子。《女声》的剧评栏目也由关露^[13]主持,除了影评,剧评更多,几乎当时上海舞台上演出的话剧都有相关评论,并配有著名演员的感想等,由此栏目可窥见沦陷区戏剧活动之一斑。《女声》的有些知识性栏目内容区分并不很严格,文章虽都看似轻松、简单,但是细读起来颇有启蒙意义。

事实上,《女声》在创刊后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它出版的三年也是不断在各种困难中挣扎着的三年。

首先是杂志内容方面的困难。《女声》创刊在日本侵华时期,中国文化人对于《女声》的创刊是侧目以视的。所以《女声》的出版首先就注定要失去很大一部分爱国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其次《女声》在技术方面也碰到种种困难,比如纸张的缺乏,颜色的不够,以及各种关于印刷方面的问题都直接影响到编排计划。在那个时代,一切撇开不谈,单是印刷条件的困难——纸价和排印工的直线飞涨,已经成了出版事业的严重阻碍。编者也谈到:本来我们喜欢在本刊内多添一些木刻,但是因为纸张不好,印得非常不美……我们就暂时不加用,等有好纸的时候再补进。另外多加插图,在读者也许认为轻而易举,但是在刊物的经营方面,却是一大重负,请人画图当然要付稿费,制版的价目又是一增再增。三是《女声》多采用读者投稿而带来的抄袭稿件以及一稿多投的问题。

《女声》的言论空间的构成相当复杂,作者群有打入日伪内部的地下共产党员关露,有以丁景唐为主的上海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他们占据了《女声》的主要投稿阵地,另外有埋头编稿的编辑部成员以及普通的投稿者与执笔者,有在文坛上比较活跃的新进作家董乐山、尧洛川、马博良、沈寂等,也有创作力不衰的海派作家予且,还有落水文人周作人、荻崖(据笔者考察荻崖即陶亢德)、柳雨生等特约来稿,另外还有村尾绚子、小宫义孝等几位日本投稿者。

沦陷时期的上海还有一份以女性为主导的刊物,那就是苏青^[14]编辑的散文杂志《天地》。《天地》汇集了上海诸多名家名作,多谈饮食男女以及生活情趣,标榜文人趣味,成为沦陷时期的畅销杂志。《天地》受到当时日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兼上海市市长陈公博资助,它并非妇女杂志,但它汇聚一批女性作家,它与其他华中沦陷期间著名的散文杂志(如《古今》、《风雨谈》)相比,女性特色颇为突出,被坊间传为《古今》杂志的妇人版。《天地》的作者群主要是当时声名赫赫的才女和贵妇人,读者群也是文化水平偏高的知识女性,它是以趣味消遣为消费目的。而《女声》以女性思想启蒙为主,周围聚集的多是关心社会问题的大众女性作者,如女教师、女艺人、女工人、女记者等,读者中有不少初高中学生、小学教员、职业女工、甚至舞女等。在开辟讨论女性问题的言论空间上这两个杂志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各自有其不能替代的作用。而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不管是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还是身处当今热闹的上海怀旧热中,这本偏向平民妇女问题的杂志《女声》一直未受到关注。

《天地》杂志与《女声》杂志基本上没有来往。苏青在《续结婚十年·苏州夜话》中,以刻薄的文笔将关露描述成一个多年独身却对男子仍有幻想的老小姐。《苏州夜话》中写道:秋小姐(笔者注:指关露)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与人同居过,后来又分开了,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笔者注:指田村俊子)编这本《妇女》,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稀奇古怪(笔者注:关露曾经做过鼻梁整容,手术结果失败)……

苏青的描述,事实的出入我们暂且不管,这样的一个关露形象对读者来说实在是很陌生,由此一段已经可见苏青与关露肯定话不投机,几无往来。一个是进步左翼,一个是海派的流行作家,两人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的不同使得两人在交往上不可能向前迈出一步。苏青对关露的读解和对田村俊子的描述无疑是加上了大量的文人想象。由此也可进一步表明《天地》杂志与《女声》杂志的巨大差异。

关露在1930年代曾是十分活跃的左翼诗人,到了沦陷时期,被上海地下党组织派遣打入敌人内部,关露将《女声》视作中国女性解放的一块阵地,加以积极的利用。在《女声》中,关露共发表文章130多篇,其中在评论栏里发表了不少关于女性解放论的文章。如《中国的家庭制度与妇女》,《妇女职业问题的再检讨》、《中国妇女的求学问题》、《妇女如何踏进社会》、《林黛玉和她的悲剧》、《女子与读书》、《结婚以后的妇女与社会的关系》、《贞操与恋爱至上》、《托尔斯泰宗教艺术与妇女》、《从关于女性的文艺讲到妇女》,《贞操和一杯水的恋爱》、《论离婚》、《摩登妇女》等,她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论述了历史上对妇女的歧视。其基本主题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男权思想,强调妇女“应该有独立的人格”,做自立的女性。其中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妇女问题,对人生价值、女性命运的思考和探究,反映出了相当多警醒人心的社会问题。同时关露也指出了女性问题的解决根源还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读者对该栏文章反响也颇热烈,有一些读者还写了读后感寄来。吕元明在《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15]中分析关露的部分评论具有翻案创新的特色。例如关露将武则天称为“伟大的妇人”^[16],从阶级压迫关系中分析林黛玉的悲剧《林黛玉和她的悲剧》^[17],在《潘金莲与武松杀嫂》^[18]文中指出,潘金莲“最大的本能就是去爱一个男人”,武松虽是“正直的人”,他的杀嫂却不是由于正义,而是出于“私仇”。

关露的文章与沦陷时期上海其他女作家的最大不同在于,虽然也写两性情感,在作品中却以表现个人的社会理想、阶级矛盾为主。关露的《黎明》描述了一个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年轻的知识女性,为自身妇女解放所作的斗争。《黎明》自1943年10月开始,曾在《女声》杂志上连载,共刊19期约14万字。这部未刊载完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主人公的大学生活,很生动地写到了关露自己在大学里是如何开始文学生涯的。据张伟的《沪渎旧影》分析,其中可以看到张天翼、欧阳山、胡风等人的活动,更可以寻求关露自己的经历与思想。虽然由于环境的关系,《黎明》不可能显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哲理的比喻和细腻的心理描写中仍能感受到青年学生对进步和理想的向往。可以说,关露在《女声》中的写作与她在太平洋战争前在上海的左翼文学精神是一贯的,《黎明》也可以说是关露活跃在上海的思考的深化,民族、国家、大众、阶级的话语隐藏在其女性主体和经验中得以传达。

关于女性和职业的话题,《女声》向教育界、文艺界、医药界、法律界、书画界、影剧界的著名女性约稿或者记者直接上门采访,《女声》编辑之一凌大爃主要负责外出采访的写稿,她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例如《女声》第1卷第4期中有方媚(即凌大爃)写的《吴青霞女士之画房》,该文描述了吴青霞的真实生活与思想,以鼓励读者中的职业妇女与有理想的妇女。另外也有《回到舞台以后的陆露明》、《丽华戏院台柱孙景路》、《一个女招待的自述》、《机器缝纫女生活》、《注射防疫针护士》等介绍职业妇女的文章,不管是演员、女护士、女职员、女店员、女工,只要是有独特的生活技能,独立生活的勇气与意志,均被《女声》所尊崇和赞佩。

《女声》最值得关注的是它的“信箱栏”,该“读者信箱”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每期都会刊登多位读者的来信,成为上海沦陷时期的一个与妇女有关的品牌栏目。“信箱栏”的设置实现了由妇女发声的宗旨。来信的读者以大众妇女为主,有中小学教师、工人、店员、高一学生以及舞女等等,问题是五花八门,范围广泛,例如求学升学、失业就业、包办婚姻、失恋与三角恋、自由恋爱、个人前途等等。而编辑部将回信与来信同时刊登,甚至单独约见读者,为读者解决各种思想上的困难。信箱栏的回函措辞十分诚恳,为读者设想周到,给彷徨中的读者辨析事情的轻重,提供了问题解决的大原则和大方向。《女声》始终坚持女子的自立,“你去找一个补习学校学些能够使你独立谋生的技能,比方像打字,会计,或是护士和产科这一类的都好。”^[19]“信箱栏”可见许多有形有色的妇女的苦闷,揭示了一些女性悲哀的生活实像,探讨了广大的妇女群中所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女声》的回答不只是对当事人有帮助,这个栏目成为讨论现实生活中女性生存问题的一个小小的空间。《女声》1卷12期《余声》中编辑也说:感谢读者寄来很多信,在信里,我们看见了一些平时用我们的眼睛所看不见的生活,用我们的耳朵所听不见的呼声!”

笔者以为从信箱栏、评论栏目以及文艺栏目等都可证明《女声》部分文章的女性思想延续着战前上海的新文化思潮。

三、沦陷时期上海日伪杂志中的女性问题

《华文大阪每日》、《文友》、《太平洋周报》可以作为当时上海的日伪杂志的代表。《华文大阪每日》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联合出版。《文友》是《华文大阪每日》上海版, 1943年5月15日创刊,郑吾山主编,以推动大陆文化为主旨,报道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实业、军事、文艺等。《中华月报》(中华日报社编辑)和《申报月刊》是汪伪南京政府倾向的综合性刊物,其对国际局势、中国经济发展、日本对华政策等问题进行有倾向的评论。

我们不妨来看看《华文大阪每日》相关的妇女文章。女作家潘柳黛^[20]曾是《华文大阪每日》的编辑,但是她发表的文章很少。也许是其个人化的写作内容不符合《华文大阪每日》的需要。1942年第8卷6期、8期、9期该刊连续3次发表三周年纪念大征文佳作选,张瑾的《职业妇女与家庭妇女》,白鹭的《妇女与文化》,时秀文的《职业妇女与家庭妇女》入选。第9卷第1期《华文大阪每日》主办了一次座谈会,讨论主题是现代妇女在社会上的使命与责任。当时主办的日本人原田说:中国妇女当此非常时局下怎样觉悟、改进、实践才好呢?此次座谈者据主办者介绍均为南京立在社会实践第一线的人物。1943年9月11卷6期发表徐启文《大东亚战争下中日妇女的责任》, 8期发表《中日两国之女性会谈:关露与佐多稻子》, 1944年第12卷第2期发表女作家吴瑛《给亚细亚的女作家》,第4期发表吉屋信子《我怀念着北京》,第7期发表井上秀的《给中国的知识女性们》,作者是日本女子大学校长,强调养成东洋妇道的必要性。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孕育出了走向社会的新女性,但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并没有完善女性工作所必需的种种条件,所以这些从事社会工作的职业女性,不断遭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阻力和抗议。《女声》信箱栏目从社会中去找原因,告诉读者:一个孤身少女在外做事,总不免有人追逐;追逐不成,因羞成怒,这是现在社会中最普通的事情。原因是现在中国的社交并不公开,恋爱并不真的自由,女人并不被人尊重。《女声》鼓励女子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用自己的力量去打消这种不平的事件,为自身幸福而努力。“只要有决心就行,一而再再而三表示,决不妥协。为着决心,要取得意志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自由,只有向旧礼教反抗,并保持康健的身体和丰富的知识。”

而1944年2月1日《文友》第2卷第6期,登有沦陷时期活跃于俄语文学翻译的杨绚霄写的《中国女子教育的回顾与前瞻》一文,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利弊问题进行了分析,该文主张女子回到传统妇道,对近代以来鼓励女子走向社会是持否定态度的。文中写道:“一些应用的知能,没有学到,学到的都不能应用,中国女子的体质、思想、习惯以及环境和男子都不同,在自身或社会地位上,妇女都像是成了独立自由的人。知识简陋、意志薄弱的妇女陷入了深渊而不可拔。实际上,所谓谋取经济独立不但牺牲了色相,而由劳力汗血所换得的酬报更不足以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诚然,也有女教师、女法官、女医生等,倡导女权论者过度固执地违反了自然的理论以及过度重视狭隘肤浅的自尊,……机会均等的实行,还要慎重考虑两性的根本差异,……务必把自己当做是家庭的天然主持者,把为妻为母当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神圣职责。”

《申报月刊》上关于妇女的文章极少,有时则完全出于宣传的需要刊登了一些妇女生产图片。如1944年复刊2卷第3号上刊登了图片《决战下之女性(图)》第12号刊登了《挺身于增产战之东亚女性》图片(内容有马来西亚洗擦步枪、中国棉布女工、日本女子制造子弹)。

沦陷时期官方报刊由于符合日伪要求的作品少得可怜,于是以重金举办的名目繁多的征文活动频繁出现,《女声》杂志也举办过三次有奖征文。

我们不妨对照《女声》与沦陷时期其他杂志的征文启事,我们可以发现《女声》征文的性质与同时期《华文大阪每日》、《文友》的征文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女声》的第一、二次征文只规定了征文体裁,第三次“两周年纪念征文启事”中强调:我们要征求的文章就是作者用大胆的笔,去写自己亲历的,或是看见的,最悲或是最喜的真实的生活故事。愿读者能以写作的精神而勇敢地把你们的故事写出来。题目一,一个最快活的生活故事;题目二,一个最悲苦的生活故事。而当选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上海地下党员投稿的反映中国妇女现实生活的作品。

而北京的《妇女杂志》以“参战下的妇女与解放”为主题征集作品。另外还有战时妇女的责任,时代妇女的内涵等具有倾向性的题目。《华文大阪每日》征求长篇小说,每期发表的中选文章多短篇,多是图解当局宣传口号的应时之作。《文友》的当选小说《大地的鼓舞》,更明显带有政治宣传倾向性。主评人顾凤城的评语写道:“增加生产”,实现阶段的中国最迫切的工作,“建设农村”是增加生产的唯一方法。“合作社”是建设农村的公益机关,作者以此作为征文的中心意识,意义极为深刻。这些杂志当选的作品内容空洞,在社会和文坛上不可能产生影响。

应该说日伪倾向的宣传杂志虽然也登载过几篇不无意义的文章,讨论过妇女与职业矛盾的问题以及家庭、婚姻的问题。但在这些杂志上无不提倡“贤妻良母”的女子教育,有倾向性的宣传内容更是俯拾皆是,甚至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提倡“兴国兴亚”“男主外、女主内,管理家政,使男人们无后顾之忧”、“教育子女,使成将来防共兴亚的斗士”、“必要时参加前线救护工作”。它们的宗旨是恢复传统文化道德,推行“以东方固有文化道德为中心”的女子奴化教育。这种女子教育,无疑以牺牲女性的独立人格为代价。它的主要内容与舆论导向就是以培养妇德为根本,它用封建的伦理思想和殖民统治理论来束缚妇女的思想,它所提倡的“新女性”形象,其内涵与五四运动以来所倡导的“新女性”有质的区别。早在五四时期,贤妻良母主义就受到胡适的审视和批判,在沦陷时期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比较之中,在日本殖民主义者的“贤妻良母”、“参加前线救护工作”等言论的包围中,各地沦陷时期的女性杂志中大概只有《女声》自始自终主张女性要“做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强调女性的经济独立,培养女性独立自主的自我人格。

四、社会影响及其殖民地文化传播特点

《女声》是一份综合性、实用性的妇女杂志。它力图适应社会不同层次妇女的阅读水平和欣赏趣味,以期赢得更多的读者。综观《女声》杂志,它并不是以特权阶层为读者对象,它面向大多数的庶民女子,反映广大的妇女生活,揭示一些女性悲哀的生活实像,探讨广大的妇女群中所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

《女声》1卷2期“余声”中说:“我们创办这《女声》第一目的要引起知识阶级的注意,同时诱导各层阶级的兴趣。所以定了十五六项栏类——评论、修养等名称——以便适合广泛的读者的理想。”《女声》最大的目标是:怎样去改革这一份小小的唯一的妇女杂志,成为中国每个妇女界必读的刊物。^[21]

综合日本方面的回忆性史料文章以及丁景唐的回忆,《女声》在当时的敌占区,特别是在女性中有一定影响,另外它还有一些男读者。《女声》杂志的销售量一般是4000—5000份。在当时,这都是十分可喜的销售量。沦陷时期的上海人口在四百万以上,钱公侠1943年8月在《杂志》上发表的《文化问题琐谈》中谈到:目前一本杂志销路最好的也不过一万五千,其中还有许多是销到外埠去的。拿所有的杂志合起来说,实销在上海一地的究竟有没有四万以上?尽管《女声》有一定发行量,但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读者群的大众化,《女声》杂志在沦陷时期既不被活跃在上海的中日文人关注,而之后的几十年更被定性为汉奸杂志。

上海被占领时期,在大的政治、军事压迫下,女子较能排除意识形态和政治时局的影响,依然将日子说得头头是道,可见占领下女性的生活理性还是维持得较好,客观上显示了女性对待生活的坚忍的能力。相对于政治观念,女性文学表达出的内容更人性化,更容易模糊政治界限为人所接受,所以也就为殖民政治所利用——殖民者大到利用沦陷区文学的假象繁荣,小到通过宣传家庭的价值、妇德的重要来对抗中华民族的抗日信念。

《女声》尽管继承了战前新文学的因素,反映了人们在战争乱世下的生活苦痛。但是《女声》由于是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门资助出版,内容上将殖民(侵略)战争的背景和正常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做了调和,所以在反抗战争的民族一方看来这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们谈到沦陷区的文化是殖民地文化,那是因为本土意识形态的被淡化。因此,尽管沦陷区中某些文化作品,不分时代不分种族地获得人们激赏,我们强调产生这种畸形文化的基础是罪恶的——它们以两国或两个民族的生命为代价,所以我们必须也应该谴责这种文化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注释】

[1]诗人,生于1920年,笔名歌青春等。日本占领上海后,作为中国共产党员活跃于上海,《女声》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代表诗集《星底梦》。鲁迅研究专家,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策划影印了一大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艺刊物,并主持编撰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

[2]诗人, 1903—1988年,日本福岛县上小川村出生、长大, 16岁进庆应义塾普通部(旧制中学), 18岁始在中国广东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留学。回日本后以《蛙》《富士山》等获得诗名,但是作为诗人无法维持生计,开过饭店、做过校对、当过新闻记者等,生活一直十分贫困。汪伪政权成立后,受时任日伪宣传部部长的大学同学林柏生所邀,前往南京担任日伪宣传部顾问。战后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日本现代诗人会会长等职务, 1982年出版《草野心平全集》共12卷。

[3]诗人,沦陷时期上海“太平印刷出版公司”职员。

[4]摄影家, 1910—1962年, 1928年庆应义塾普通部毕业后前往德国留学, 1932年作为德国通讯社的日本特派员在德国、日本、中国战场摄影, 1937年9月,受中支派遣军报道部的邀请到达上海,太平洋战争后出任太平出版刷公司社长,太平书局幕后经营者,在中国组织图片报道“宣抚班”。战争后期向日本士兵做道德教育:“禁止杀戮”“禁止抢劫”等,战后,在日本创办《周刊サンニュース》杂志。1956年作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日本首次文化访华团成员之一,是来到新中国访问的第一个日本摄影家。

[5]田村俊子(1884—1945),本名佐藤俊子,中国名左俊芝,田村俊子在沦陷时期的上海使用本名佐藤俊子,但考虑到日本文学史均使用田村俊子,故本文统一使用田村俊子。

[6]参见《女声》4卷1期

[7]梅娘,生于1920年,原名孙嘉瑞,吉林长春人。1938年赴日本就读于神户女子大学家政科, 1942后住北京,曾任《妇女杂志》编辑。前期代表作小说集《小姐集》、《第二代》,后期代表作《鱼》、《蟹》,《鱼》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赏“选外佳作赏”,《蟹》获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赏正赏。

[8]引自梅娘著《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见《外国文艺》2000年第3期。

[9]生于1910年,江苏常州人,号龙城女史,别署篆香阁主。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并当选为理事,又为中国画会理事。尤长画鲤鱼、芦雁、仕女, 1956年进上海中国画院为画师。

[10]1909—?江西吉安人。字紫宜,号螺川。擅长仕女,亦作花卉,擅长诗词,与瞿蜕园合著《学诗浅说》。建国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1979年后赴美定居。

[11]1907—1968,建国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12]参见1945年5月《女声》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我们的第一声》。

[13]1908—1982,原名胡寿楣,祖籍河北,生于山西。幼年失父,小学毕业后自修完中学课程, 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后赴上海谋生。1932年先后参加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中国共产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新诗歌》编辑工作, 1933年负责“左联”创作委员会工作, 1936年参加上海抗日救亡协会(后改称救国会),曾任理事, 1937年曾与王亚平编辑诗刊《高射炮》, 1939年奉中共地下党组织之命打入日伪组织做情报工作, 1942年在《女声》杂志当文艺编辑,并于是年作为华中代表之一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30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春天里花儿香》等诗歌,结集出版的有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自传体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新旧时代》(1940年上海光明书店出版)。另外,自传体三部曲之二《黎明》在《女声》杂志连载未完,自传体三部曲之三《朝》未面世。

[14]1917—1982。原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浙江鄞县人。曾考入南京大学英语系,因经济困难辍学,以写作谋生养家。1935年在上海《论语》上发表处女作《生男与育女》,上海沦陷后发表作品数量骤增,创办并主编《天地》月刊,主持天地出版社,成为当时上海文坛最有影响的女作家,长篇小说《结婚十年》半年中印九版,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畅销书。其他结集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浣锦集》,散文小说集《涛》,散文集《饮食男女》,散文小说集《逝水集》。

[15]参见吕元明著《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16]参见《女声》第1卷3期。

[17]参见《女声》第2卷9期。

[18]参见《女声》第2卷11期。

[19]参见《女声》第4卷2期“信箱栏”。

[20]潘柳黛,生于1922年,作家,原名柳思琼,北京人。沦陷时期曾任《华文大阪每日》、平报社、《文友》杂志的记者和编辑,沦陷时期其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均为短篇。代表作《退职夫人传》。

[21]参见《女声》第1卷第2期“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