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业余时间出版部译著

20年业余时间出版7部译著　访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社长、总编辑董惠铭

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社长、总编辑董惠铭翻译的《巨人》一书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正式出版，另一部60多万字的《战士》也已基本完成初译稿。至此，由董惠铭翻译的长达500万字的《肯特家史》共八部，已有七部完稿。身为单位里的一把手，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历时20年，坚持不懈、孜孜以求地翻译这一套皇皇巨著的呢？

男儿深夜译书时

“我是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的，最初的想法是离开英语教学工作岗位以后，不能把英语这个专业给丢了，而翻译外国名著，肯定是个好办法。”

董惠铭的想法没有任何功利色彩。他翻译的第一部书《总统谋杀案》是以肯尼迪总统遇刺为背景的。这部书的英文版是董惠铭的一位外国友人送的，他看到这部书好的地方便将其翻译出来，供同事友人欣赏，也没有想到出版。但也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董惠铭开始了译著生涯。

他的翻译工作，大多是在夜深人静时进行的。很多时候都要翻译到一两点钟，靠喝浓茶和咖啡提神。董惠铭说，那时年轻，晚上睡觉很迟，第二天照样精神抖擞地去上班。火车上，飞机上，轮船上，旅馆里，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被他利用起来。那时没有电脑，数十万字的译稿，全是用工工整整的铅笔字写成。最早的一部译稿脱稿以后，董惠铭将其寄给了海南人民出版社。不想这部书的出版几经波折，当时甚至连原稿和译稿也差一点找不到了。为了找回书稿，董惠铭还特意飞了一趟海南。

1988年，董惠铭的大学同学即将从美国回国，临行前从大洋彼岸给他打来电话，问需要给他带点什么。他要求老同学帮他把《肯特家史》整套书都带回来。在研读的过程中，董惠铭与书的作者有了一次次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和共鸣。从那时起，董惠铭便暗下决心，把这部反映美国变革发展的优秀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

也许当时的董惠铭并不知道，他的这一决心要付诸实施，差不多贯穿他此后的整个工作生涯，可谓是“二十年磨一剑”。

《肯特家史》是美国当代作家约翰·杰克斯为纪念美国独立战争200周年而创作的系列长篇演义性小说，分别是：《私生子》《叛逆者》《探索者》《复仇者》《巨人》《战士》《不法之徒》《美国人》，以肯特家族七代人的奋斗历程为纽带，描绘了美国从1770年至1890年之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肯特家史》系列长篇小说将美国的殖民地史、拓居边疆史、种族冲突史、工业农业贸易发展史、政治制度发展史、多元文化史等全景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将美国从18世纪7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北美殖民地以及独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情、风俗、贫富、爱情、社交等等演绎得淋漓尽致。

从一开始为了不把英语这一老本行丢掉，到后来对译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再到后来把译著当成了自己孜孜以求的事业，董惠铭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他不懈追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为社会留下点精神财富

董惠铭坦言，译书是“带着镣铐跳舞”，尽管行政工作很忙，但他在译著过程中享受到了旁人没有的快乐。谈到译书过程中的收获，董惠铭说，一是提高了中英文水平；二是边译边学，使自己的知识和文化修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三是对世界历史知识，尤其是对美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有了更多的了解。译著中的注解部分就是其个人研究的成果。在翻译过程中，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更贴近原著、更具现场感，董惠铭还深入美国境内进行考证。

“当官只是昙花一现，学术性的事业才是永久的。人这一辈子，能为社会留下一点精神财富是很值得的。翻译工作虽然很枯燥，但一想到译著出版后的社会价值，我就感到很欣慰。”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发展史，是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而肯特家的历史，则是美国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一幅美国社会的壮丽画卷。

董惠铭以高超的翻译水平，将该书的内容准确、妥帖地表达出来。这部系列长篇小说的翻译较好体现中文的层次感与内涵，在当代译林中是属于出类拔萃的。

在谈到如何处理译书和工作之间的矛盾时，董惠铭谦虚地说，他是一个极普通的人。学生时代曾经读过爱因斯坦的名言：天才是99%的汗水加上1%的灵感。他把这句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勤奋，不懂的查字典，向各种人甚至向晚辈请教。”

20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董惠铭的手提包里都放着一样东西，那就是正在翻译中的《肯特家史》的部分篇章。用浙江省教育厅一位领导的话来说，董惠铭的业余时间是“免检”的。为了翻译，董惠铭谢绝了一切可以谢绝的应酬。

从座右铭到行必果

“我并不是什么天才，也并不比别人聪明，我只是勤奋而已。我觉得，只要勤奋，善于学习，还是可以做点事情的。”谦逊和低调，是董惠铭一贯的风格。

酷爱读书的董惠铭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看到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所说的一段话：“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深受触动的他把这段话也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并成了他的“心之铭”。他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无论是在学校当老师，在教育行政部门当领导，还是在新闻单位做负责人，他都牢记自己的座右铭，踏踏实实做事，平平淡淡做人。正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理想，引导、支撑着他把20多年的业余时间全都交给了翻译事业。

书是董惠铭须臾不能离开的伙伴。他看的书很多很杂：哲学、宗教、名人传记、古典名著、历史演义、当代作家的名篇……他最喜欢看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董惠铭的老家萧山跟鲁迅的故乡绍兴毗邻。语言文风、风俗习惯等都有相通之处。也许是书的雨露滋养，使“混迹”官场多年的董惠铭始终保持着一种儒雅和西方绅士式的风度。一位基层校长这样描绘他的形象：“一举一动都适度有节，精力充沛而不鲁莽，感情丰富而不轻浮，任何时候都从容、谦恭和富有理性。”很多人则称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型领导。

董惠铭家里书房的空间很大，双休日他一般都在家里看书、译书，很少出去。他的藏书很多，因为译著的缘故，他书房里的英汉大辞海等工具书很多，比中小学的图书馆的外语工具书还要多。除英语以外，还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阿拉伯语等工具书。还有很多《圣经》及介绍美国历史的书籍。

翻译工作是一门艺术，翻译者的学识、修养都能在译著中体现出来。董惠铭认为，文章千古事。一个人来到这个美好的世上，学了些东西，总得要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受他的影响，他的女儿董洁心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便出版了颇受学术界关注的《提前到来的春天》一书。“父亲平时工作非常非常忙，休闲娱乐基本跟他无缘。他一回家，吃饭前哪怕是只有10分钟，也会跑到书房里去，开始翻译。”董洁心如是说。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董洁心会突然收到父亲的一个短信，问她某一个英语俚语单词的使用情况。碰到她也回答不出的时候，一定会帮父亲去问复旦大学的老师或其他朋友，甚至是国外的朋友。

前段时间，董惠铭去南京参加一个亲戚的追悼会，时间很紧。董洁心看到父亲在收拾行李时，把译著的书稿放了进去。就劝他：“就住一宿，晚上又那么忙，书稿就不要带了吧！”“书稿又不重，万一有时间了呢！”董惠铭坚持要带上。

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董惠铭要感谢很多很多人，他说，再好的千里马，如果没有伯乐相中它，也不能大展宏图。他十分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是他们的欣赏和鼓励，使董惠铭的译著得以接二连三地问世。当然，最值得感谢的是他的夫人黄诚华。她是典型的东方贤妻良母，在单位里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家里默默无闻地支持着老董的事业。

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10月16日08版

2009年10月30日《浙江日报》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