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报刊的纷纷出版

二、英文报刊的纷纷出版

19世纪20年代后期，英、美等国人士在广州、澳门出版了一批英文报刊。这些英文报刊，虽然也是当时来华的外国人之间进行信息与意见交流的工具，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则远远大于在澳门出版的葡文报刊。

1827年11月8日，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双周刊《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一译《广东纪事报》）在广州创刊，自第2期起改名为“The Canton Register”，但中文译名不变，1834年后改为周刊，逢星期四出版。该报由英国鸦片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1796—1878）出资创办，美国商人伍德（William W．Wood）为第一任主编，马礼逊、施赖德（John Slade）等为主要撰稿人。不久后，伍德因与马地臣意见不合而离去，改由马地臣和马礼逊主持编务。《广州纪录报》是一张商业性报纸，货价行情、航运消息占主要篇幅，1833年还出版过广告商情附刊《广州行情周报》（Canton General Price Current，一译《广州市价表》）。同时，该报还广泛刊登政治时事新闻和评论，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广州纪录报》对中国问题十分关心，有关中国的新闻和材料占相当多的篇幅，内容大多是为鸦片贸易辩护、攻击中国官员无视外商利益及对外国人傲慢无礼等，主张英国政府对中国持强硬政策，认为经过斗争自由贸易就会实现，西方文化也会被中国所接受。该报在当时影响很大，读者远及南洋、印度及英美一些主要商埠，自1835年起还开始接受华人订户。

1833年，《澳门杂文编》（The Evangelist and Misellanea Sinica）在澳门创刊，是我国继《广州纪录报》后的第二份英文报刊。该刊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创办的宗教性英文周刊，每期还刊有一篇中英文对照的短稿，以外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读者对象。《澳门杂文编》由亚本印刷厂用刚从英国运来的平版印刷机承印，但仅出4期即因含有反对葡萄牙国教天主教的成分而被查封。

19世纪30年代后，英文报刊开始在广州纷纷创刊，办报人不仅有英国人，还出现了美国人。

英国人创办的报刊主要有《广州杂志》（The Canton Miscellany）、《广州周报》（Canton Press）等。《广州杂志》创刊于1831年，月刊，东印度公司主办，由该公司澳门印刷厂承印，仅出版了5期即告停刊。《广州周报》创刊于1835年9月12日，周刊，每星期六发行，篇幅较《广州纪录报》为多，为另一家颇有影响的英文报纸。该刊为英国自由贸易派商人所主办，在经济上受到颠地洋行的支持，弗兰克林（W．H．Franklyn）为首任编辑，1836年2月后由普鲁士人摩勒（Edmund Moller）继任编辑。《广州周报》作为英商自由贸易派的报纸，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政策，曾同亲东印度公司的《广州纪录报》展开过激烈的论争。该报对中国问题十分关注，大量介绍中国情况，但在鸦片贸易和为拓展对华贸易不惜采取严厉措施等方面，该报与《广州纪录报》等英商报纸完全一致。林则徐在禁烟运动期间组织翻译的“澳门新闻纸”，其内容大多译自《广州周报》。

美国人在广州创办的报刊，主要有《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Chinese Courierand Canton Gazette）、《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一译《中国文库》）等。

《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是美国人在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于1831 年7月28日创刊，美国商人伍德创办并任编辑。该报创刊后积极鼓吹自由贸易政策，反对东印度公司和为美国利益辩护，并同《广州纪录报》展开激烈的争论。1832年4月14日，该报进行改版，并将报名简化为《中国差报》（The Chinese Courier，一译《中国导报》）出版。1833 年10月，《中国差报》因编辑伍德离华而停刊。

《中国丛报》创刊于1832年5月31日，英文月刊，每期约50页，销数最高时为1000册以上。该刊由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创办并担任第一任主编，美国人巴驾（Peter Park）、卫三畏（S．W．Williams）以及郭士立、马礼逊等参与编辑和撰稿工作。美国巨商奥立芬（D．W．C．Olyphant，？—1851）、“广州基督教联合会”等曾予以资助。尽管美国公理会指示裨治文须以在中国人中推广福音为首要任务，但《中国丛报》有关宗教的文章很少，以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为宗旨，内容“多为英人在华的商务报告，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有极精密之研究”^[7]，大量而又详尽地报道与评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地理、历史、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甚至连中国官员贪赃枉法的手法、道光皇帝懦弱的性格也都在其报道与评述之列。此外，该报还报道西方传教士、商人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活动的情况，经常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甚至提供奖金。为了引起讨论，该刊也发表一些不同意见，但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乃至鼓吹武力侵华则是其基本舆论导向。《中国丛报》的撰稿人大多是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在华西方人士，因而其舆论颇为西方社会所重视，对英国和美国政府的决策有明显影响。由于该刊所刊载的资料十分丰富，因而至今仍为中外学术界所高度重视。

1839年中英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在广州出版的英文报纸全部迁移到澳门出版。5月，英文《中国丛报》自广州迁至澳门出版，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销数顿减。接着，《广州纪录报》和《广州周报》也在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Ellot）拒绝缴烟、下令所有英商撤离广州声中先后迁至澳门出版。《广州周报》还增出商情附刊《商品市价表》（Commercial Price Current），出版到1844年3月在澳门停刊。

综上所述，这些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刊，在政治上完全是西方国家侵华的舆论工具，但大多采用商业性报纸的办报模式，在内容上以提供情报和新闻信息为主，在新闻业务上采、写、编、评等各方面的水平都较高，达到当时出版的近代报刊应具有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