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文版序言应本书译者宋嘉宁女士的邀约,我非常荣幸地为我的中国读者写这篇序言。本书将告诉中国读者,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是如何获得意义的。这个“共有”的语境可使不同的意义达成某种一致。也许中国读者会问,文化语境是否诠释“特定情境”中的行为与传通活动的唯一变量。在我们的意识中自然形成的“语境化”是整个人类共有的手段。意义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语境化”。
中文版序言
应本书译者宋嘉宁女士的邀约,我非常荣幸地为我的中国读者写这篇序言。
本书将告诉中国读者,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是如何获得意义的。它也会帮助您理解西方人是如何诠释传通情境的。您将发现,在西方,各种行为及传通活动的意义来自于其与某一“情境”的联系。
这个“情境”的特点在于,它是由在场的每一位角色创建的。这个诠释的过程基本上是自然的。在西方,我们本能地把某种现象与个人感受到的情境背景建立联系,并赋予该现象某种意义。在这个背景中,存在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特殊“语境”,这就是文化语境。这个“共有”的语境可使不同的意义达成某种一致。
也许中国读者会问,文化语境(也就是规范和价值观语境)是否诠释“特定情境”中的行为与传通活动的唯一变量。另外,当中国人在中国作诠释时,构成情景的其他“语境”(尤其是关于利益、定位以及关系质量的语境)是否也会发挥作用。
我个人认为,我所推荐的关于日常生活中意义诞生的机理的新的理解模型是“全人类的”。也就是说,它是超越文化差异的。而文化差异却是受限于某种文化语境的(显然,西方与中国的文化语境是不同的)。我认为,从获得意义的根本机理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语境发挥同样的作用:它们为现象与语境之间的联系过程提供背景。在我们的意识中自然形成的“语境化”是整个人类共有的手段。意义正是产生于这样的“语境化”(本书将通过实例介绍传通行为是如何与意义产生关系的)。
如果我推荐的新模型是“人类共有的”,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指导文化沟通的模型。
以上是我想对我的中国读者说的话。
阿莱克斯·穆奇艾利教授
于法国蒙彼利埃市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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