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转型的制度环境

二、出版业转型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规定，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基础规则，它决定、影响其他的制度安排。三十年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体制的巨大变化，构成了转型期中国出版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它决定和影响了出版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从此角度说，出版业制度变迁是制度环境变化的必然结果。

1.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该体制下，由政府制定的国家计划不仅控制着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而且覆盖到企业和居民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这种体制严重压抑了企业生产和经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能适应人民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缺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提出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的方针”；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召开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建设目标之一。经济体制变革遂从局部的修补性改革演变为持续的经济体制转轨。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市场是“一套促使各项交易顺利实现的制度体系”，市场经济就是在市场制度的体系内，利用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的经济模式。^[2]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是简单的产权和管理方式的改变，它蕴含着深刻的制度变迁和社会变革。在我国当前的体制转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囊括全社会的、巨大而统一的行政等级组织，政府是资源配置的唯一主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提高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适当限定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经济逐渐展开了全方位的转型，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经济发展路径从封闭到开放，经济结构从城乡二元化到一元化发展，经济形态从短缺到过剩转变。^[3]从物质生产层面看，出版业和一般的产业一样，其产品具有商品属性，所以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不久，出版业也开始了商品化改革，继而进行了集团化、企业化、资本化等改革。总的来看，经济转型推动着出版转型，并为出版业转型提供了外部市场环境和道路、方法上的借鉴。

2.政治：由极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法制政治转型

1949年后中国建立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是苏联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移植。与这一体制相应的政治结构就是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党在一切领域实行排他性的一元化领导；国家权力无限制地对社会每一个领域形成全面控制，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整个社会都被“国家化”，出现所谓“全能主义国家”；国家的权威体现为领袖个人魅力和能力，其合法性基础是意识形态教化和施政业绩，国家的统治和管理的主要方式是“人治”；存在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及“大民主”的政治文化。^[4]极权主义体制在建国初期起到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特别是适应了国家政治整合和大推进式现代化赶超战略的要求。但从20世纪50年末期到“文革”期间，此种体制的缺陷和危机就逐渐暴露出来了。

1978年，当中国经济开始商品化、市场体制转型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极权主义体制就失去了经济基础，自然对原有政治体制提出了变革要求。1980年，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表明中国在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思考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思路，并提出了继续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的任务。中共十三大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独立而紧迫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并提出了近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长远目标，这标志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改革的核心，还是直指我国政治体制的“总病根”，即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问题。1992年春，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取向，进入深层次改革阶段。中共十五大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并提出：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指出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

政治体制转型必然要求国家意识形态和公众政治参与方式的调整，建国初期所形成的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出版业和出版活动，逐渐从政治和政党的依附地位中脱离出来。出版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得以重新定位，出版的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先后得到承认，出版物种类迅速增加，出版业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3.文化：由单一的事业体制向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协调发展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借鉴苏联文化体制的模式基础上，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即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所有制结构，由此确定了文化行业的“事业单位”属性。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行业的经营管理也开始按计划经济的模式运作。同其他事业单位一样，文化行业的经费按主管部门核定的预算，逐月或逐季拨付，统由国库开支；基建和增添设备的费用，另行申报，专款专用；生产资料按计划调拨，生活资料按计划供应。出版业和传媒业在经济上依赖国家拨款，按行政级别配备资源，审批制度高度集中。这种文化体制基本上是为适应当时的历史情况建立起来的，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曾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也存在政治统领文化、政事不分、管办合一、忽略文化生产和传播的规律等严重弊端。

1979年10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后来的文化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中共十四大提出了“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催生了文化产业概念。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发布，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强调文化体制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发布，提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强调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此后，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提速，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对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目标是：要“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求“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依法规范文化市场秩序”。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文化体制改革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增强微观活力，健全文化市场体系，依法加强管理，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2007年，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2009年9月26日，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加快振兴文化产业，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推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新形势和文化领域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其中的规划目标明确提出了下一步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完成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市场主体进一步完善，活力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得到较好发挥。

出版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在三十年中基本沿循着文化体制的改革而变迁。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加速和文化体制改革目标、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的确立，出版业改革才得以快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