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文艺节目主持人研究

六、广播文艺节目主持人研究

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索语言交流艺术的重要性。胡源的《和听众展开交流》^[33]和冯恕的《论节目主持人言语交流艺术》^[34],都是以实际例子分析了主持人和听众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应如何与听众展开交流。胡源较早地提出:“从心理学美学角度看,情感交流能够引起快感。为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文艺广播工作者要注意这个心理学美学问题。”

第二,提出关于主持人特色的研究。朱砚的《关于节目主持人中国特色的思考》^[35]和壮春雨的《谈节目主持人的“中国特色”》^[36]都强调指出,我国节目主持人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要形成自身的“中国特色”,并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是客观存在,是一个永恒的命题……这是因为:第一,中西文化传统不同,虽然不断发生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况,但终究不会是中西文化合一。第二,中西国情不同。即使实现了孙中山‘世界大同’的理想,国与国的情况也不会一样。第三,中西民族的生理、心理素质不同。各民族在思维方式、抒情方式、实践运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决定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不同。”

第三,提高主持人的整体素质是当务之急。生民的《话说节目主持人》^[37]和王嘉实的《透过电视看广播——主持人现象之我见》^[38],探讨了主持人对节目应挥洒自如、充满信心,应给受众以“真正负责者”的印象。这当然和主持人的素质是分不开的。

《新世纪呼唤学者型主持人》^[39]虽是一篇对《焦点访谈》群体主持人的思考的文章,但韩炼所提出的观点具有很强的普遍性和实用性。作者认为,当今主持人的素质远远未能满足广播受众日益提高的多元思维、审美能力,以及对节目高品位的需求,为此提出自己的观点:首先,主持人应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有爱国心、民族性,关注国计民生,尊敬、理解黎民百姓,给他们一定的支持与鼓励。其次,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精品是一种精神追求,是一种对超越的努力和对创新的追求。再次,多元化的深刻思维。受众真正看重的是主持人的思想是否深刻,因为主持人的思想是主持人的知识积累、生活积累的体现,是主持人功力的综合体现,而不是靠化妆来得到观众的信任,从而树立明显的地位。

第四,探讨了中国主持人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唐大卫的《主持人——格局·现状》^[40]和白谦诚的《节目主持人·历史的昭示·现状扫描·未来的走向》^[41],都是力求从宏观视角,通过对历史的观照和对未来的前瞻,探讨节目主持人与现代广播电视的关系,并预测21世纪初叶节目主持人的走向。《播音与主持浮躁心态的表现及其整治》^[42]是曾致专论。作者指出主持人的浮躁表现在受众中已形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1.浮躁的体现。如有声语言的随意、滥用,滥用外来词,模仿港台腔。2.表现形式的迎合趋附。从语言到语调,什么时髦说什么,什么时髦学什么。鲁迅先生曾指出:“文艺者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3.创作态度是应付敷衍。这可归为以下几点:保险腔调,四平八稳;千篇一律,毫无技巧;语言贫乏,胡说八道。如何改变这一现象,作者提出:重视理论业务学习,排除名利享乐干扰以及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吴郁的《21世纪主持人的新标高》^[43],是站在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立足回顾与前瞻,明确指出了21世纪节目主持人的新标高:精神的人文化、知识的专业化、能力的职业化、风格的个性化。

除此之外,张凤铸的《广播文艺的形象特征》^[44],阐述了广播文艺是听觉的艺术,是想象的艺术。听觉欣赏是一种积极的认识活动,要用形象思维。想象是人类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它始终伴随着听众的审美过程。以王瑞棠为主编的《广播编辑学》^[45],其中由王雪梅撰稿的广播文艺部分,以张凤铸、王雪梅为主编的《中国广播文艺学》,都较全面而系统地论及了中国文艺广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广播文艺学》是研究广播文艺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著作,并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学问,用以指导广播文艺实践。《对广播文艺走向的思考与联想》^[46]是王雪梅的研究文章。文中明确指出,广播文艺的走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细致入微地探索与研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要防止“泡沫文化意识”在中国的滋长与蔓延。“风物长宜放眼量”。世界上往往有许多难题几乎是不可能解决的,但如果从长远观点去看,不要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就可能得到一个理想的结果,并经得起历史的评判。文艺广播的走向也应该如此。

《中国广播文艺广播剧研究》(上、下卷)是王雪梅几十年教学、实施与科研的核心所在。此作是对中国广播文艺第一次进行详尽的理论阐述与梳理,并对其在日益变幻莫测的大环境下的走向提出自己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