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汇流

第二节　由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汇流

世界高等新闻与传播教育是从美国起步的。美国新闻与传播教育从最初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历经变迁,融入社会科学研究,并逐渐发展出以社会科学为主要基础、以跨学科的传播学为主流的教育模式,学科领域和教学内容由窄渐宽,培养目标由新闻专才而转向传播通才,现今新闻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新闻、广告、公关等所有的传播领域。这也是目前美国传播市场对传播人才的需要。^[19]

议程设置理论之父、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唐纳德·肖教授指出,“新闻教育始于英语系,这在美国很普遍,因为新闻专业需要用语言写作,所以对语言运用能力要求很高。在北卡,新闻专业从英语系中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系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50年代成立了新闻学院,在1990年的时候,又组成了新闻传播学院。这也基本是美国其他很多新闻学院的发展轨迹。”^[20]1912年,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院成立,也是走重视人文学科、以语言文学为基础的路子,强调采写编评方面的技能课程,沿袭了重视人文学科基础和专业技能训练的传统。中国的新闻教育就是沿承了这种传统。

20世纪20年代开始,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由沃尔特·威廉开创的密苏里式的职业训练模式,其创始人布莱尔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包括一整套的知识,应当给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一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他的课程设计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蓝本。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他规定新闻学的课程只占1/4,其余3/4应当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英语等内容。他的观点至今对美国的新闻教育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1922年布莱尔在威斯康星组建了一个舆论学研究生研讨班,他的课是用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去考察大众媒介在社会中的角色。他认为新闻教育的核心课程是新闻学原理,以便学生理解报纸对读者的观点、道德、品位和生活标准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他还在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博士课程中,开设新闻学辅修,奠定了新闻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基础。

传播学大师施拉姆在跨学科新闻教育方面作出了贡献。1943～1947年,他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曾重组本科生新闻学课程,减少了写作、编辑技能课程,代之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施拉姆还提出,博士生课程必须具备七个方面:传播史、传播法、传播与政府的关系、舆论学、传播与世界事务、传播学研究方法、传者的权利与责任。同时,每位博士生要从下列项目中选学三方面的技能:印刷、设计和排版,口头传播,写作传播,图片传播,电子学,声学,传播经济学。核心课程是内容分析和调查方法、宣传学、舆论学。博士生指导委员会由他本人、研究生院院长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演讲学的教授组成。类似的跨学科传播学博士项目,也在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建立起来,稍后在密西根州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也建立了起来。

20世纪60年代,新闻教育主流从传统的培养报纸记者的职业性方向,转向更广阔的空间,重视各学科的融合,重视研究,重视大众传媒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和哲学的情境研究。传播教育的内容包括整个人类传播,目标是培养能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任职于报刊、广播、电视、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人才。大多数新闻学院倾向于淡化新闻学,纷纷改称“传播学院”或“新闻与传播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取消了新闻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减少了新闻学课程。

近十多年来,新闻传播教育内容已经包括所有的传播领域。美国报纸主编协会(ASNE)的调查显示,截至2000年,美国有72个新闻与传播学院设有传播学博士项目。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年会近年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即传统新闻学的出路问题,其中有一个共识是:传播领域包括新闻学、公共关系学、广告学等多个方面,融会多学科的传播学成为教育的主流。

不只是新闻与传播教育,美国教育的其他领域也都在扩大与融合,学生修读多个专业成为潮流。据《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为了应对市场的需求,美国大学生修读两个、三个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甚至有修读四五个专业的。不少新生入学之前在中学就已修读了多学科的高级课程。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有1/4的毕业班学生修读了两个专业。

由此可以看出,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从以新闻学为核心,已经转向了以传播学为核心。传播学的特点之一是跨学科、多视角,新闻与传播教育已发展成为一项跨学科教育。综合性大学在新闻与传播教育方面有独特的优势。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是综合性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的典范之一。几十年来,该学院一直按照分专业的教学模式发展,其基础课程设置和专业课程设置全面丰富,其中的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近年来,该学院致力于课程改革,取消原有的专业,代之以新闻学和战略传播两个方向,在战略传播方面又发展出新的特色。改革的目的是打破专业界限,着眼于传播通才的培养,以适应复杂环境中的不同媒介。这个新的课程模式已然成为美国乃至世界主流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发展趋势,对目前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颇具参考价值。

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传播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卡尔佩奇·克拉克教授指出,“从历史上讲,新闻和大众传播系已经能很好地一起运作了,传播学系似乎还有些隔膜,但是我一直希望它与其他单元能很好地整合,共同发挥作用。”^[21]美国丹佛大学传播学院院长迈克·沃斯教授认为,把重实践的新闻学与重理论的传播学二者结合起来“就会产生高质量的新闻学并且更具有行动能力,不是针对新闻写作技巧,而是理解更高层次的新闻流程的能力,传播研究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媒体的社会影响与社会责任”。^[22]

休曼在《实用新闻学》中写道:“有学识,知自重,明察而善属文。一切学问,皆为吾用,此新闻事业中最要之资格也。”文史、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学科与新闻学科互相渗透,为新闻传播教育提供了新的天地,拓展了新的领域,注重跨学科联合培养传媒人才,已成为欧美等国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走向。

英国传播学者S.Splichal和C.Sparks在考察了世界22国的新闻教育之后,提出21世纪的新闻传播人才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素养及三种才能。四个方面的素养是:广博的知识、客观的视角、批判的态度和准确的判断；三种才能是:清晰准确的写作才能、传播才能以及创造才能。

日本在“二战”以后,也增加了大众传播学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内容,为日益信息化、情报化的社会培养多功能的大众传播学人才。

澳大利亚的新闻传播教育课程设置包括三大板块:专业课程、通识课程及拓展课程,拓展课程是学习相关或相近的专业,形成宽广的知识背景。悉尼大学和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还要求学生必须学习第二主修专业。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教育历史上受美国新闻教育模式的影响较深。21世纪以来,我国主流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意识到社会情境的变迁与新的使命,正致力于保留人文学科的优秀底蕴,同时大力融汇社会科学,向跨学科的传播教育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培养“复式专才”的教育上,这在第九章会有进一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