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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我国内地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

时间:2022-04-2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节 新世纪我国内地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中国内地传媒业的变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从1982年到1989年,是媒体功能的变革时期,有一部分报纸从单纯的宣传功能中分离出来,任何传媒业生存的前提是向社会提供信息,信息不仅是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所以到了1987年,传媒业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向信息产业化方向转变,一个是朝民主政治的方向转变”。

第二节 新世纪我国内地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

中国内地传媒业的变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从1982年到1989年,是媒体功能的变革时期,有一部分报纸从单纯的宣传功能中分离出来,任何传媒业生存的前提是向社会提供信息,信息不仅是经济概念,也是个政治概念。所以到了1987年,传媒业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向信息产业化方向转变,一个是朝民主政治的方向转变”。[6]1992年邓小平南行讲话之后,中国内地新闻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广告业迅速繁荣,中国新闻界界定了传媒具有双重属性,既属于上层建筑,又属于信息产业,从而确定传媒“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作模式,开始了经营上的商业化运作。1995年后,中国内地互联网进入开放性的市场化发展阶段,传统媒体网站、商业网站及博客等开始兴起并大规模发展起来。如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成为四大传播主体,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整个文化产业中,传媒业成为核心。中央在新世纪下达了业外资本进入、跨行业跨媒体经营、将媒体分为经营性企业和公用性事业单位等文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内地传媒面临很多机遇,也出现诸多困惑。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转型是关于传媒发展的价值取向的转型,中国传媒经历了从‘喉舌论’到‘媒介产业论’的转型,传媒资源的重新分配推进了媒介产业化的进程。”[7]

我国当前传播实践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与时俱进,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理念、师资建设及课程设置等都有了相应的创新

一、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不断扩大,新闻传播学办学模式多元化发展

新闻媒体社会功能的多样化为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任务。过去的新闻教育,主要是培养记者和编辑,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功能的开发与应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要求新闻专业的学生不仅要掌握一般的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还要具备在新旧媒体融合条件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本领。随着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新闻传播学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人才市场细分化的趋势。“比如,随着政府信息网络的开通以及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政府传播成为传播学的一个新的应用领域;随着企业为树立形象、扩大影响的需求,企业传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随着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我国加强对外传播的需要,培养具有跨国采访能力的国际传播人才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除此之外,社会对于专业性的财经新闻人才、军事新闻人才、体育新闻人才,甚至健康传播、危机传播等方面人才需求也在增长。”[8]

为了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新闻传播学办学模式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国内著名的新闻院校为代表,以新闻院系为起点,自我发展,逐渐成长壮大,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领航者;还有一些地方综合性大学最初以中文系为依托,立足于多学科并存的背景,探索出一条新闻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第二种是一些专业性和应用性很强的高校,它们根据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调整办学方向,探索出一条学科交叉、文理渗透、优势互补的新思路,比如一些体育学院、外语学院、政法学院、财经学院等,分别利用专业资源的优势,开办体育新闻、国际新闻、法制新闻、财经新闻等专业。有的师范学院通过专业整合开办新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方向。第三类是一些地方院校立足地方开设本土化专业,主要为地方培养新闻传播人才,例如广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全国率先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粤语播音方向,云南大学新闻系以其独特的区域位置和丰厚的民族传播资源,构建民族传播的学科体系,开设民族传播硕士研究方向,将传播学与民族学、民俗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融会贯通。第四种类型是新闻传播学的成人继续教育及民办教育,这种类型的办学方式灵活多样,但在生源素质、教学质量及社会实践等方面还有待提高。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世纪之交,立足于著名大学的品牌优势和良好生源基础,相继于2001年和2002年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在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摸索新闻传播教育的新路子。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程曼丽指出:“在新形势面前,特别是在目前新闻教育大规模扩张而就业问题日渐凸现的情况下,形成学科建设与学生培养的差异与特色,加强人才供给的针对性与适用性,不啻为新闻教育的一个出路,比如适应新媒体发展的需要,适应政府信息化建设的需要,适应我国树立国家形象、扩大对外传播规模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和输送相关人才。同时,人才培养还应具有超前性,以形成人才储备。高级适用性人才的培养也应纳入人才培养的总体框架中。在这方面,工商管理硕士(MBA)和公共管理硕士(MPA)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板。”[9]

二、通识教育观念已深入人心,新的课程体系逐步确立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在我国,通识教育作为大学教育宗旨和办学思想,最早于清朝末年提出(1904年)。[10]

在当代,通识教育是指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提供给学生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以培养出具有综合判断能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曾指出,新闻学科课程体系改革应该能够保证提供宽阔的人文科学基础知识教育、新闻专业知识教育、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科学工具的使用能力培养、新闻专业工作能力培养等,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上需要考虑通识教育和新闻专业教育两个领域的课程体系建造。[11]

在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体系建构中,传统新闻学的核心课程依然占主导地位,新的教学方法,比如案例式教学、实践式教学等都在不断尝试应用,高质量的专业教材也在不断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从2006年起,本着“宽口径、厚基础、精专业”的人才培养原则,对所有新入学的学生在第一年统一进行学科基础课程学习。从第二年起,再让学生选择专业方向。自2007年9月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全校推进通识教育的整体部署下,对新入学的学生启动由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课程构成的通识教育体系。同时开设数字化信息传播领域的系列前沿课程,为学生的发展奠定更坚实的知识基础,拓展更广阔的专业发展空间。为了适应媒介融合的趋势,在学院的本科课程改革中,将基础采访与写作、音视频内容制作、数字传播技术和媒介经营与管理等课程,作为所有专业学生的学科基础课。学院还将通过“数字新闻传播”等新的专业方向的建设,进一步探索数字新闻传播技术条件下的课程体系的建造。学院的整体教学改革方向是,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使学生在具有丰富知识积累和跨媒体思维的“宽”、“厚”基础上,掌握专业的媒体工作技能。

三、产学研相结合,新闻传播教育师资力量逐步壮大,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脱节的现象有所改观

新闻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与业界的联合以提高教学和科研的前瞻性、培养人才的适用性,日益受到各个新闻教学机构的重视。产学研结合“目前主要有几种做法,一是在各主要新闻媒体单位建设学生实习基地,二是接受各媒体单位人员进修学习,三是合作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培训班或研讨班,四是共同实施有关的科研项目,以及合作从事科研成果的效益转化等等”。[12]

在建设师资队伍方面,国内知名高校的新闻学院已积累了有益的经验,除自己培养和适时引进以外,还有两种模式格外突出,一是聘请高端人才,如《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人民日报》原社长、第六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出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原社长赵凯出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二是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到相关新闻媒体去挂职锻炼。

近两年,中国传媒大学启动了青年教师业界专业实践项目,由人事处等职能部门与各学院、单位共同负责,目的是丰富青年教师的社会实践经验,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专业实践的青年教师人选由学院确定,到人事处办理相关手续。实践期间其关系仍属学校,由学校进行管理;其日常考勤及考核由实践单位负责,并由实践单位人事部门对其做出评价意见,确定考核等次。专业实践结束后,实践单位将其考核等资料移交学校人事处存档。这一项目使青年教师能深入传媒第一线,了解业界最新的发展动态,扩大专业视野,更新知识结构,在实践中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实力。

四、新闻传播教育资金投入加大,教学实验设备得以及时配置和更新

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新闻传播教学平台的建设强调“多功能、跨媒体、可扩展”[13]。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室、网络实验室、激光照排室、数字流媒体编辑室等在各高校陆续建立起来,代表性的有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为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实现了传播技术数字化、新闻媒体产业化及新闻教育专业化三者的有机结合。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实验教学中心于2003年6月成立,中心对原电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和影视艺术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等相关实验教学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中心目前拥有约7000建筑平方米的视听中心大楼、约2.4万建筑平方米的实验教学楼以及东配楼广播电视实验室等专业实验场所。具体分为:

(1)广播实验教学体系:包括语言录音实验室、广播直播实验室、广播非线编实验室、音频非线编实验室、音乐录音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承担16门实验课程,主要覆盖广播电视编辑、录音、音乐学、播音、新闻学、传播学、媒体创意等专业的学生;

(2)电视实验教学体系:包括摄影基础实验室、电视对编实验室、视频非线编实验室、演播室、电视节目制作实验室。这些实验室承担11门实验课程,主要面对电视与新闻学院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摄影、音像编辑出版学相关专业的本科学生,同时也面向艺术类等专业开设实验课程;

(3)新媒体实验室教学体系:包括新媒体应用实验室,主要研究网络媒体、移动流媒体等新兴传播媒介。目前承担4门实验课程,覆盖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同时面向全校部分专业开设多媒体教学实验公选课。

广播电视与新媒体实验教学中心建成以后,形成既彼此独立又相互渗透的多个专业实验室共同发展的局面。可以为新闻类专业、影视艺术类专业、播音主持类专业等35个专业方向的学生提供科研、实验教学、实习场地。可供相关专业的师生开展播音主持、新闻采访、音乐录音、电视摄像、后期编辑、演播室导播、多媒体网络在线等各方面的教学实践活动。同时实验教学中心部分实验室还向全校师生全天候开放,实现集中管理,资源共享,充分发挥整体效益。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实验教学中心目前是中国内地高校同类学科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现代化实验教学中心。截止到2006年,武汉大学已建成摄影实验室、电视节目制作实验室、广播节目制作实验室、多媒体实验室四个教学实验室,下设报刊编辑室、动画设计室、数字传播室、专业演播厅、广播编辑室、录音室、电视编辑室、网络控制室、摄影棚、数码摄影工作室、多媒体机房、形体训练室等,总面积达到1026平方米。同时进行了千兆局域网配套装备设施、现代教学设备、常规实验仪器更新换代及配置先进仪器设备的建设工作。目前该中心拥有的设备总值超过600万元,各类仪器设备近600台套。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武汉大学在实验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梯形”结构的复合型实践(实验)教学体系,即以课堂实验为基础、第二课堂社会实践为提高、专业大实习为创新的梯形结构体系。在课堂实验教学中探索出符合学科特点的基础实验、综合(含设计性)实验相结合的复合型实验教学内容,改进了开放实验教学模式和管理模式,完善了对不同年级、不同层次学生因材施教的实验教学方法,形成了鲜明的教学特色。

五、新闻传播职业教育受到普遍关注

新闻传播教育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正规的、系统的学院教育,二是对在职新闻工作者进行继续教育。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上通常是一次性的,即注重工作以前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技术进步及全球传播的背景下,在职人员系统地参加脱产、半脱产学习已渐渐成为新闻单位的共识。英国、日本、美国等都具有完备的新闻职业教育体系,我国新闻传播职业教育目前以单位组织的各类专题式短期培训或与高校合办进修班为主要形式,还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

六、新闻传播教育走向国际化,国际交流日益频繁

扩大新闻传播教育和科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国际性新闻传播人才是“十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中国新闻教育以中西结合、应用为主起步,以实现国际化为最终归宿”。[14]所谓国际化人才就是要有国际视野,关心和了解国际形势及其发展,具有国际交往能力的人。

中国内地在培养国际化人才方面已探索出五条有效途径:一是与国外新闻院校联合办学,使学生获得赴国外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同时也接受国外学生来我国学习;二是引进相关的国外经典教材,推行双语教学;三是派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进修或做访问学者;四是引进国外师资;五是参与或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建院伊始就非常注重与国际接轨,联合建立了“清华—路透联合新闻研究室”、“清华—奥美公共形象研究室”、“清华—拜尔公共健康与媒体研究室”、“清华—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经媒体研究室”等等。同时设置了一批国际奖学金,如《南华早报》奖学金、路透社奖学金、韩国KBS电视台奖学金、法国杜孟奖学金等。本科学生有机会到海外修一门课程,然后再回到清华取得学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每年还招收一定数量的国际学生,目前有来自日本、韩国、阿根廷、澳大利亚、英国、缅甸、菲律宾等国家的近40名外国留学生。

中国教育部在2001年制定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要求各高校积极开展双语教学,并且建议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以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

新闻传播专业双语教学对师资要求很高,目前在中国高校正处于初始阶段。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与美、英、德、法、日等国建立了多种项目的互派学生及教师的项目,每年都与各高校合作选派优秀的教师出国做访问学者。各高校也纷纷开展与国外相关大学的联合培养事宜。在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的庆典上,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所高校参加了庆祝活动,可谓盛况空前。

会上签署了国际新闻教育界的第一个共识性文件———《北京共识》。这个文件描述了新闻教育的目标:新闻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具有神圣的社会责任感、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工作者。

2008年4月15日上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正式恢复成立,并聘任首批10位海内外知名学者担任研究会导师。恢复成立后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将秉承历史传统,在开展新闻史论研究的同时,努力关照社会现实,以学术研究服务于新闻人才的培养。研究会除了举办专题研究、主题年会等学术活动外,还将借助一年一度的“北京论坛”,加强与全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专家的联络和沟通,提升合作、交流的规格与水平。

邓小平早在1983年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我们要把新闻传播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有效地结合起来,借鉴各国的成功经验,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使我国新闻传播工作者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高速发展过程中,教育市场化趋势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具体如下:

1.新闻传播专业发展重速度,轻质量,重规模,轻内涵

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原会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原主任委员何梓华在2006年5月首届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新闻学类专业点“超常规”高速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有的学校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根本不具备办学条件就挂牌招生。其直接后果就是新闻专业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多,而质量却得不到保证。[15]另外,一些院系为了追求“规模效益”,战线拉得过长,成人教育、自考、函授和研究生进修班的招生数量,甚至超过正规本科生的数量,而师资力量又缺乏,势必分散精力,降低教学质量,出现只注重“招”而忽视“教”的不良倾向。

2.新闻专业毕业生总体供大于求,但个别专业方向又急需人才

我国新闻媒体目前的数量大体上控制在:报纸约为2000多种,期刊杂志8000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各约1000座。近年来,我国的新闻媒体基本上是继续贯彻“控制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进效益”的方针,数量上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因而对新闻人才的需求量是有限的。对能从事一般记者和编辑工作的本科毕业生,需求量已接近饱和。[16]为了进一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和专业深度,新闻媒体在招聘人才方面倾向多元化,不再局限于新闻学类专业毕业生;同时为了满足受众多方面的需求,希望新闻院校培养既懂新闻业务知识,又能掌握另一门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经营管理人才以及财经报道、国际新闻报道等专业人才。

3.新闻院校布局不够合理,发展不够平衡

从中国内地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点的分布看,东部较强,较集中;西部较弱,较分散。各个教学机构的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实验条件、科研水平等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

由于历史人文等原因,西部的教育观念相对滞后,基本上沿用的仍是传统的报纸新闻学的理念,对现代新闻传播理论缺乏相应的吸纳,教学内容封闭性较强,社会实践活动少,不能很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对当代最新科技成果在新闻实践领域中的应用少有介绍,现有教学硬件设备老化,致使教学环境与当代社会科技发展状况脱节。

4.新闻学科教育与传播学科教育的界限模糊

新闻学与传播学既相互紧密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准确地说,新闻学人才培养的定位就是为新闻单位培养新闻记者、新闻编辑和相关新闻从业人员。传播学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广告、公共关系、出版学和媒体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都属于传播学的范畴。不同的培养方向决定了不同的专业价值观,公共利益取向与商业利益取向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除上述四点之外,我国新闻教育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各高校正在不断探索改进措施,本书将在最后一章“我国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研究”中展开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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