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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现状

时间:2022-04-2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现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市场属性逐步得到认识和确立。由此可见,中国的广播电视业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可开发潜力。(二)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发展

一、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现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传媒产业的市场属性逐步得到认识和确立。特别是近20多年来,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和新兴媒体的崛起,日益加剧了国内、国外传媒业的竞争态势,传媒产品市场化程度愈来愈高,传媒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日渐凸显。

1979年1月28日,以上海电视台播出的新中国电视发展史上的第一条商品广告——1. 5分钟的“参桂补酒”广告为标志,我国广播电视业实现了有偿播出广告“零”的突破,开始广告经营,尝试进行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产业化运作。

2003年末,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 1407号),明确了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强调广播影视的综合性产业特征,确立了电视是其龙头和支柱的发展地位。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规模最大的传媒产业——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迅猛发展已经获得了政府部门、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业界的积极参与。

(一)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基本情况

1.中国广播发展基本情况

1940年12月30日,新中国第一家广播电台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诞生——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3月25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以后,改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在北平播音,使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呼号,1949年12 月5日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40年至2004年末65年间,全国拥有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省人民广播电台及各地方广播电台(不含县级广播电台)在内的广播电台282座,广播发射台及转播台774座,播出节目2264套;无线广播播出时间9832820小时;广播人口覆盖率94. 05%,广播节目制作时间5267457小时。2005年末,全国拥有广播电台273座,广播发射台及转播台788座,播出节目2306套;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 48%,较2004年上升了0. 43%(具体情况详见表1-1:中国广播发展情况,表1-2:2005年中国广播宣传基本情况);2005年广播节目制作时间达到6139227小时,较2004年增长了17%(详见表1-3:中国广播节目制作)。

表1-1 中国广播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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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广播电台、电视台未包括县级数数据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编制

表1-2 2005年中国广播宣传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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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编制

表1-3 中国广播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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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编制

2.中国电视发展基本情况

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诞生并开始试播,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1978年5月1日改名为中央电视台。

1958年至2004年末47年间,全国拥有包括中央、各省市及地方电视台在内(不含县级电视台)的电视台314座,电视发射台与转播台28521座,播出模拟电视节目2389套,播出时间11035205小时;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了95. 29%。到了2005年,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了95. 81%(具体情况详见表1-4:中国电视发展情况;表1-5:2005年中国电视宣传基本情况);电视节目制作时间达到2553861小时,较2003年增加436703小时,增长了20. 6%(详见表1-6:中国电视节目制作)。

表1-4 中国电视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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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广播电台、电视台未包括县级数数据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编制

表1-5 2005年中国电视宣传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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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编制

表1-6 中国电视节目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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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编制

2004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共批准49个城市有线数字电视试点;已批准开办136套付费数字广播电视节目;批准成立中央数字电视公司、有线数字付费电视联合体等多家数字付费节目集成运营机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家庭健康”付费电视频道;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办音乐频道;中央电视台开通了宽频网络电视,上海、北京相继推出了移动电视、手机电视业务……

1999年至2005年,全国已拥有事业性广电集团或广播影视集团、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约20余家,上市公司包括湖南电广传媒、北京歌华有线、中央电视台中视传媒、陕西广电网络、上海东方明珠、四川博瑞传播、赛迪传媒等,初步形成了资本市场的“广电板块”。

3.中国广播电视收入状况

据国家广电总局2006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广播电视创收收入为1099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较2005年增加168亿元,增长了18%。

2006年全国广播电视广告收入527亿元,其中,广播广告收入59亿元,电视广告收入453亿元,其他广告收入1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8亿元、46亿元和4亿元,增幅为16%、11%和36%。

2006年全国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收入184亿元,较2005年增加24亿元,增幅为15%。

2004年开始付费电视收费,获得收入1. 7亿元;2005年的付费电视收入将近翻了一番,达到了3. 27亿元;而2006年则实现收入5. 23亿元,同比增长60%。

表1-7 中国广播电视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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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广电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整理编制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我国GDP达到209407亿元,较2005年182321亿元增长了15%,其中2006年广播电视总收入1099亿元,约占GDP的0. 52%,2005年广播电视总收入931. 15亿元人民币,约占GDP的0. 5%。由此可见,中国的广播电视业存在着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可开发潜力。

中国广播电视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要满足受众群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娱乐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又要发挥政府喉舌、舆论导向、宣传机器的重要职能,同时还要面对分众时代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肩负起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使命。上述数据表明:快速发展的广播电视,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社会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强的传播媒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广播电视在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必将越来越突出。

(二)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发展阶段

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的发展,按照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广播电视事业发展阶段

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是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我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作用,使得中国广播电视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了“事业”的烙印。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事业发展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事业发展职能是履行宣传责任,发挥“喉舌”作用。广播电视仅仅是政府的“传声筒”,广播电视人只需“完成任务”,无须“管理”。由于事业体制的局限性和资金来源的单一性无法满足日益加剧的设备更新需求,抑制了节目制作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使得广播电视业发展速度趋缓。

2.广播电视产业萌芽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是广播电视产业萌芽和起步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总体改革目标的确立,中国广播电视开始尝试规模扩张、广告经营、电视节目经营、开播有线电视、启动卫星电视等,多元化合作经营初步兴起。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初涉市场“跑马圈地”;广告经营“一枝独秀”;节目经营“行业垄断”;多元化“未雨绸缪”;发展速度加快。

3.广播电视产业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经营开始了新的突破,进入产业发展阶段。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视察时指出:“要努力搞好经营与管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认可产业经营的提法。与此同时,广播电视集团化、频道频率专业化、网络传输经营、数字电视经营启动、尝试资本运作上市融资等比比皆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产业经营达成共识,集团化发展迅速,频道频率专业分工细化,网络传输资源共享,数字化进程加快,兼并、重组、改制、上市等资本运作频频发生,产业发展增速。

(三)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的必然性

从国外广播电视产业运作到经济全球化演变,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从闭关锁国到加入WTO,纵观中国广播电视的产生与发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走产业发展之路是中国广播电视的必然选择。

1.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上广播电视产业化起步最早的国家,也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在广播诞生后的几年内就出现了两大民营广播公司,即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C)。电视出现后随即纳入广播公司进入商业化经营。在无线电视迅猛发展,多元化竞争格局形成和管制放松的同时,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迅速崛起,数字化全面铺开。

与美国广播电视产业不同,我国从第一座广播电视台诞生至今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高度计划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市场经济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堪称巨变。这一变化表明从计划到市场,从物质资源到经济资源,从实物管理到价值管理的转变。转变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社会产品日益丰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竞争态势加剧,市场分割明显,市场化程度加深。

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广播电视息息相关。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广播电视传递信息;广播电视又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信息。从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初期,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也是初步实现市场化、工业化的重要时期,广播电视业的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良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长期以来,广播电视秉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惯性,注重事业属性,忽视产业功能。事实上,作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不可分割的主体——广播电视难以置身事外,而必须直面现实,不能固守事业体制,仅仅强调政府的“喉舌”、“舆论导向”,无视市场冲击。广播电视既有事业特性,也有产业特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播出的过程,是物化劳动与活劳动消耗的过程,是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也是创造价值与体现价值的过程。因此,中国广播电视必将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产业化发展之路。

2.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是信息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

信息经济是21世纪主流经济,每一种市场强势产品无不打上信息经济的烙印。随着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信息数量、质量的需求和提供信息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包括模拟广播电视、数字广播电视、有线电视、无线广播、移动电视、楼宇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络等在内的传播媒介的知识含量、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广播电视产品中凝结的无形资产价值成分越来越多。因此,中国广播电视必须满足信息经济时代的客观要求,走向市场,了解受众,产业化经营。

3.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是政府政策导向作用的结果

中国广播电视在长期的发展和实践过程中,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智慧,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法令、规章和制度。到目前为止,已经拥有了一系列与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管理办法、暂行规定,对引导广播电视产业发展和经营型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与广播电视产业化密切相关的政策、法令和规定,虽然不能全面、系统、科学地规范广播电视产业化问题,但却为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4.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加速发展源于激烈的市场竞争

现代市场竞争是以观念竞争为核心、以体制竞争为前提、以人才竞争为关键、以技术竞争为手段、以产品竞争为载体、以资本竞争为纽带、以政策竞争为保障的跨地区、跨行业、跨国界的多元化竞争。市场与竞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一方面,有序的市场为各个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平台;另一方面,积极有效的竞争将摧毁垄断壁垒,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

加入WTO五年来,国家广电总局根据我国政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通过降低行业准入门槛、积极扩大与国外合作等途径,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实行向广播影视系统内部开放、向广播影视系统外部开放、向民营资本和社会资本开放、向外资开放的“四开放”政策,逐步加大广电市场的开放力度,放宽市场准入,吸引、鼓励国内外各类资本广泛参与广电产业发展,不断提高广电产业的社会化程度,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面对国际国内、业内业外的竞争态势,中国广播电视业别无选择,唯有加快产业化发展的步伐,实现产业资本的积累,才能有效地缓解竞争压力

(四)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主要问题

相对于西方广播电视传媒近百年的产业发展而言,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起步较晚。从时间上看,截至2007年,我国已有67年的广播历史、48年的电视历史,但广播、电视的普及却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末期,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是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运行的,行政色彩浓厚,注重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广播电视萌生产业化意识至今不过二十年历史,开始产业化经营正视产业化现实是近几年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短短几年的产业化尝试,应对来自国际传媒近百年的产业发展挑战,其形势的严峻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可见一斑。应当看到,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任重而道远,必须面对并亟待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转变观念与体制创新问题

(1)转变观念

观念,是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正确理性的思想观念,是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方针策略的重要前提;是实现行为目标的根本保证;是战胜竞争对手的有力武器。

在广播电视产业实践中,中西方较大的差异是观念上的差异。这一差异一方面表现在性质上:西方广播电视从诞生之日起或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明确其经营特性,尤以美国为代表,广播电视业类似于工业产业,其他国家也少有提及其文化事业特性。在我国则长期否认或回避其经营属性,重视和强调事业性质;另一方面表现在功能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广播电视业,一开始就明确其产业功能,而我国在较长时期奉行的是单一宣传(即“喉舌”)功能;第三方面表现在目标上:西方广播电视经营目标是追逐经营利益与投资回报,而我国广播电视较长时期的目标是重在宣传无视经营。造成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管理体制。

经济全球化带给我们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高的市场化程度。特别是加入WTO后,机遇与挑战并存对广播电视发展的影响,使得我们既定的思维惯性和思想观念已经不能满足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因此,转变观念是我们在产业经营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2)体制创新

体制,是一定组织机构及其制度体系的总和,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体制是基础,有什么样的体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机制。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反作用于体制。

《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强调:“广播影视的体制机制问题,已经成为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我国广播电视业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奉行的事业体制,实际上是行政体制,铸成严重制约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直接或间接导致组织结构不合理、体系不完善、制度不规范、管理落后、功能单一、竞争无序、产权不清等等诸多问题的出现。因此,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与产业发展必须从体制创新入手,实现根本转变,以合理调整组织结构,完善包括政府监督、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人才选用、规范制度、考核评价等在内的体系和制度,提高管理水平,树立竞争意识,规范经营行为,改善市场环境。

2.理顺关系与产权界定问题

(1)理顺关系

理顺关系,是厘清与中国广播电视发展密切相关的各方面关系。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实践在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矛盾复杂关系,包括:所有权与经营权或“话语权”的关系;事业与产业的关系;经营性资本与非经营性资本的关系;事业集团(总台)与企业集团的关系;行政级别等级秩序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关系;宣传责任与经营责任的关系;条块分割与资源整合、利益分配的关系……

中国广播电视既是事业,又是产业,事业性的舆论宣传与产业化的经营并重,已经得到政府的首肯,为业内人所共识。问题在于实践中如何操作,才能确保双赢目标的实现。理顺关系显然是一个关键环节。

(2)产权界定

产权归属是中国广播电视改革与发展的焦点与难点。产权界定是产业化不可逾越的障碍。

产权界定,就是明确产权归属。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与主要内容,产权界定的目的在于建立归属明晰、权责明确、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现代企业制度;确立经营主体的企业法人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步入规范化的轨道。由于中国广播电视显著的意识形态性质,决定其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加之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的影响,在过去较长时间内,无需谈产权,广播电视业归国家所有。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广播电视业的蓬勃发展,规模扩张、有线电视、数字电视、“卫星落地”、频道频率专业化、制播分离、集团化、网络化改造等等一系列变化,对资金的需求量大幅度提高,按原有财政拨款或广播电视台自收自支的资金来源,已远远不能满足要求,这样,借助第三方资本投入即成为必然。资金来源多元化意味着投资主体多元化。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实践规范化的产业运作,必须界定产权。

3.政策推动与产业规范问题

(1)政策推动

政策是保证一切行动有效实施的指导方针和策略的总称。政策体现管理者的思想和意志。

中国广播电视业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改革,在改革中稳步推进。如“四级办台,四级混合覆盖”、广告经营、“台网分离”、有线无线合并、频道频率专业化、制播分离、集团化、资本运作等,这些改革措施为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与之相应的政策规定暂行办法亦纷纷出台(前已叙),2003年定为“中国广播发展年”,2004年定为“数字化发展年”、“产业化发展年”,足见其政策重视程度。但是,我们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究竟如何划分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如何将允许经营的资产、资源和业务从目前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如何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如何一方面进行频道频率企业化经营,另一方面又要确保频道频率作为国家专有资源不得出售,确保节目终审权和播出权牢牢掌握在电台电视台手中;如何培育发展广播电视产业集团公司……上述诸多具体问题在理论研究和政策跟进方面相对滞后于产业化实践,正如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在答《中国广播影视报》记者问时谈到的那样:“我们既有的法规、政策大多立足于广播影视事业发展,而且更多地着眼于计划体制下的事业发展,对整个产业如何发展还缺乏细致的研究,缺乏清晰、明确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广电产业的发展”。可见,政策推动是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关键。

(2)产业规范

产业规范,是产业主体在产业运行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和范式。

中国广播电视业既是文化事业,又是文化产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既然蕴含着产业化成分,就应当规范其产业化运作。

产业技术、产业资本、产业组织是产业化的三大要素。就广电行业而言,产业技术未能满足市场要求,产业资本尚未全面发挥其功能,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制约产业发展。

广播电视产业技术未能满足市场要求。广播电视业是科技含量高、无形资产价值大、带动作用强、运行成本高的行业。以电视为例,电视是基于光电转换、电子成像、微波发射、信息传输等多项高科技的技术复合型产业,数字化电视和包括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在内的新型电视的出现,无疑对其技术要求又上了一个台阶。相比之下,广播的技术含量和运行成本似乎要低得多,但随着数字化的出现,打破了以往稀缺的频率资源,也为广播带来了挑战和发展机遇。因此,在产业技术层面,广播电视技术创新应当顺应市场变化,在优化传统技术手段、扩大频道频率覆盖率的基础上,发展数字广播电视、移动广播电视、网络广播电视等多媒体传播手段。

广播电视产业资本尚未全面发挥产业资本的功能。产业资本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剩余价值,二是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剩余价值。中国广播电视业收入来源结构不合理,赢利模式单一,产业链尚未形成,资源消耗量大,加上经营性与非经营性资本界限不清,使得广播电视业尚未全面发挥产业资本的功能。

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制约广播电视产业发展。目前广播电视业尚未形成健全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中“小而全”、“低而散”的局面尚未改变,有效的经营机制尚未形成。产业结构、产业规模不合理无法实现产业优势,必将制约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只有规范发展,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4.资源整合与资本运营问题

(1)资源整合

资源整合,即有效地配置资源。显而易见,资源整合的目的在于资源最佳配置状态下的效益最大化。

产业经营的重要特征是实现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规模经营。资源整合是实现这一规模经营的有力措施。中国广播电视拥有极其丰富的频道频率资源、节目资源、网络资源、人力资源、物资资源和得天独厚的市场资源、受众群体。事业性管理体制使得中国广播电视整体分布呈条块分割、以块为主,地区封锁、垄断经营的局面,造成不同级次、不同地区间的利益差异,节目雷同,资源浪费,专业化程度低等问题比比皆是。尽管在过去的几年中,广播电视业分分合合的改革不少,2000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284号文件明确提出:“广播、电视、电影三位一体;无线、有线、教育三台联合;省、地、县三级贯通”,根据资源共享、人才共用、优势互补的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化发展思路,相继成立的广电集团有20余家,为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经营奠定了基础,但集团化模式中相当部分却是事业性质的集团,行政性推动明显,未能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和资源整合,能否实现“1+1>2”的效果,有待于实践检验。

(2)资本运营

广电产业资本运营是将其所拥有的经营性资产,也包括和新闻业相关的广告、发行、印刷、节目制作、信息等,通过流动、兼并、重组、参股、控股、交易、转让、租赁等途径进行优化配置,扩张资本规模,实现其最大限度增值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

资本运营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完整体系。从纵向看,资本运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过程,包括资本的筹集、运动、增值与分配,每一个环节必不可少,且环环相扣;从横向看,各种形态的资本都可以参与资本运营,如有形资本运营(如货币资本、实物资本、金融资本等)和无形资本运营(包括品牌资本运营、人力资本运营、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管理资本运营等)。

资本运营能力不足,制约了广播电视的产业化发展。

中国广播电视身份的特殊性决定其发展过程中资金来源的局限性。在“收支两条线”的管理模式下,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事业性资产与经营性资产界限不清,社会资本、外商资本入股受限。一方面是裹足前行的资金需求方;另一方面是跃跃欲试的资金提供者。可见,投资融资渠道不畅,市场准入门槛过高,能够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对中国广播电视业而言实属不易。到目前为止,我国广播电视业的上市公司仅有6家,融资数量有限,尚未形成规模,无法适应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现状。中国广播电视业按市场规律进行的资本运作实践还不够成熟,发展前景与增值空间巨大。

尝试资本运作是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实践的坚实基础。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广播电视媒体,从其诞生之日起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引入了民营资本,多元整合、规模运作、跨国发展、全球经营,从而迅速壮大起来。到2005年,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生产和制作。毫无疑问,创造如此佳绩自然少不了资本运作的“功劳”。

5.管理创新与效益评价问题

(1)管理创新

管理是一切有组织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管理创新,主要包括管理观念、管理目标、管理机制的创新。

广播电视作为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是以广播电视为载体传播精神产品的。一方面,要满足广播电视受众群体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学历、不同节目、不同时间段的不同要求;另一方面,还要关注舆论导向、公益效应、收视率、有效收视率、经济效益。因此管理就成为广播电视产业化运作的控制手段。面对来自行业内外日趋激烈的竞争,与以往不同的是,广播电视产业化不但要管理,而且还要创新管理。

(2)效益评价

企业效益评价,是运用数理统计和运筹学原理,采用特定的指标体系,对照统一的标准,按照一定的程序,通过定量定性对比分析,对企业一定经营期间的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作出客观、公正和准确的综合评判。

中国广播电视传媒既是事业,又是产业。我们在此重申这一点的意义在于,如果是事业,我们就要关注和评价其社会效益;如果是产业,我们既要关注和评价其社会效益,又要关注和评价其经济效益。两个效益并重是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效益评价的关键点。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广播电视是政府的“喉舌”,重在宣传,意在完成任务,不考虑、不评价效益;在初涉市场实行“企业化管理”后,开始进行效益评价,这种评价更多停留在社会效果上,如收视率、市场份额等,往往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经济效益;此外缺乏完整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构不尽合理、对评价结果不重视等。因此,中国广播电视传媒产业化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以客观评价广播电视产业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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