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阶级斗争为纲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体制化新闻研究的“大批判”变异

在体制化新闻研究中,政治事件和新闻事件是一体的,由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运动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格局和走向,新闻学研究也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道路,体制化研究出现了变异。

由于国际、国内形式复杂,加上执政党还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20世纪50年代后期“左”倾思想开始严重起来,阶级斗争意识越来越浓,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支配下报纸、广播等新闻媒介成为“阶级斗争工具”。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1956年兴起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改革中断了。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到“文革”期间,新闻领域充满了思想路线的斗争,体制化新闻学研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呈现出围绕着政治运动,以大批判及斗争的形式展开,学术研究变异而无法正常进行的局面。

(一)“反右运动”与新闻学研究

学术问题的政治化、运动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种“体制化研究”基因畸变的结果。这种遗传倾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艺术领域就已经有了苗头,如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三次批判本该是学术问题及不同观点的讨论,结果演变成全国范围的思想批判运动,在《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上发社论,造舆论,变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是敌我矛盾了。由于“体制化研究”的特点,学术界、思想界受极“左”的思潮支配从而难以自拔,也就顺势而去了,新闻领域在其中也是深受其害,不仅如此还成为这种政治斗争的工具,越陷越深。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开门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要求“让人民有不同的意见敢于自由发表,能自由讨论”。整风运动一开始立即得到人民群众、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响应,为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1957年5月16日至1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在北京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京、上海、辽宁、山西等地的新闻工作者200多人,5月17日《人民日报》还以《北京新闻界“鸣”起来了》为题进行了报道。座谈会响应整风精神,提意见,同时也在进行新闻方面的研讨,与会者就新闻实际工作和新闻理论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发表意见,主要讨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关于当时新闻工作特别是党报工作的评价；第二,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第三,关于新闻工作者的地位和待遇；第四,关于新闻自由与新闻体制；第五,关于继承旧中国报纸的传统。如批评当时中宣部不懂办报规律,不讲究宣传艺术,也不重视宣传效果,把报纸办得像“布告牌”、“留声机”。还有的认为我国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非常缺乏,主张多办几家通讯社,允许同仁办报,不要搞党报一统天下。^[21]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报纸的性质和作用也要有相应的变化,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这种观点已经不适应形势。对于读者,报纸首先是借以获得知识和信息的出版物。读者花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22]并提出了报纸的两重性即具有“(宣传)工具性”和“商品性”的问题,将“商品性”的概念,引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

然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风向逆转,新闻界反右斗争开始,通过一系列的开座谈会、发社论、发文章、组织政治学习、自我检讨等形式开展批判。1957年6月24日到8月中旬,在北京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有400多人参加,和5月份的“鸣放”基调相反,这次重点是批判“新闻界的右派分子”,如《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总编辑徐铸成、驻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等人。会议重点批判王中和他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一些新闻研究者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其进行批判,大多为无限上纲、无中生有,如王中被扣上“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的大帽子,其《新闻学原理大纲》是“反党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纲领”,而王中坚持学术真理的辩解被视为态度“恶劣”,必须要“彻底交代”问题。^[23]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认为：“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同时对两次首都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作了评价：前面一次是“引蛇出洞”,“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的“阳谋”,“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议,空气变了,右派分子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24]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的社论其规格如同中央文件,毛泽东的语言掷地有声,气势所向披靡,最高决策层的表态就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学术问题了,而必须坚决从组织上、思想上、行动上贯彻执行。

前面提到的新闻工作和新闻理论研讨中的不同观点现在看来都是有价值的,按照正常的学术路径讨论下去,对于新闻学术的繁荣和新闻事业的发展都是有积极效应的。然而,这些观点显然是超越了当时的体制了,为体制化的学术所不容,谈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对新闻工作的批评成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是向党攻击,而研究报纸的商品性更是与“阶级斗争的工具”格格不入,与新闻宣传的政治属性背道而驰。“反右”运动中这两次新闻座谈会对新闻学研究而言获得了政治教训,建立起政治警戒线。开始批判王中的《新闻学原理大纲》时,复旦大学还有一位青年教师和几位同学有不同看法,他们于1957年8月15日在《新闻与出版》第22期上,发表了《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术问题——我们对〈解放日报〉社论〈办报要有立场〉一文中某些论点的不同意见》一文,认为：“新闻学是一门很年轻的科学,完整的理论尚未建立”,应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不同学派之间,可以进行学术上的深入探讨,可以相互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是说理的”,“反对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一棍子把别人打死,并自封‘定论’”。^[25]结果老师被划为右派,学生遭到批判,作为“前车之鉴”,以后的新闻学研究变得格外小心,也更加沉寂。

有研究者在分析这段新闻事业发展的历程及新闻学研究状况时,认为出现了“理论的偏离与性质的畸变”^[26],新闻事业是舆论工具,也是社会交流的媒介,“反右”后毛泽东突出强调新闻媒介在阶级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报纸、广播等被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主基调和新闻工作的指导原则,把新闻媒介的其他属性、多元的功能给淡化以致抹杀。就“报纸的商品性”而言,学理上的客观要求没有客观环境的配合,这一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根本性改观,“市场”作为概念和实体,都已进入了现实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新闻学研究不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政治立场的问题,传媒经济学、传媒产业研究已成为当今新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二)“文化大革命”与新闻大批判

反右以后,“左倾”问题非但得不到调整,而且沿着这一路线渐行渐远。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政治批判,围绕着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争论,最终引发“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27]由此开始中国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

“文革”时期学术研究遭到摧毁,高校、研究机构、学术刊物等研究的建制层面被破坏而无法运行,在学术研究的思想方法上一律政治挂帅,大批判开路,在文学、史学、经济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批判,同时还提出“在思想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弄得研究者惶惶然不可终日。新闻学研究也同样如此,以所谓学习马列,用无产阶级新闻学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方式展开,新闻学和其他学术领域的研究一样,变得死气沉沉,处于瘫痪状态。

“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新闻学领域里有代表性的,集“极左”之研究大成和样板的,当数《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的“大批判文章”,该文于1968年9月1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它是由陈伯达、姚文元策划和审定的,用第一、第二、第三整整三个版篇幅刊出,之后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以专著形式出版30页单行本。该文含沙射影地称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周扬等是其“狐朋狗党”,邓拓、吴冷西、梅益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代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把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在各个新闻单位中,妄图使新闻事业变成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从新闻学研究演变的历史角度观察,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标本”,^[28]仔细剖析有助于了解当时新闻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及语言表达等一般状况,认识新闻研究的这种“体制化”的特点如何被变异成“大批判”的,其表现为：

1.社论式的新闻研究盛行。这是研究文体的最高级形式,它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研究论文、文章,反右时期就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名义上是针对一家报纸的一种倾向问题,而到“文革”时期评论《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更是关乎整个新闻战线和国家的全局。从内容本身来说,它们都是研究探讨新闻问题的,与一般的经验总结、工作体会还不同,关注的是新闻领域的路线、立场等实质性要害问题,而且又以党中央机关报的评论形式发表,无疑是代表最高决策者的观点和意图,具有全局和战略意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新闻界更是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同时,这种通过党报评论发表对学术问题的看法,即所谓的学术社论又不拘泥纠缠于新闻本体问题,而是从宏观的、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上,论述有关原则、立场、意义等问题。新闻研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表达,其气势、视角、自信、权威、对真理的占有、对错误的批判等等,远远在个人能力与表达之上,文章显示出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态势,与一般学术性研究文章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使个人没法与之对话、探讨。

2.“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观点绝对化,导致研究中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在这篇评论中对新闻事业的性质的定义为“新闻事业,包括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统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毛泽东在1948年4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中指出：“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刘少奇在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中提到：“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为看报人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好了。”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和语言表述的方式,论述报纸的功能和报纸与读者的关系。但是这篇评论旨在彻底批倒刘少奇,认为提出的“为读者服务”是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口号,因为“读者是划分阶级的,不同阶级的读者,绝没有相同的爱”。报纸提倡知识性、趣味性,就被批判为“反对报纸的指导性”；提倡报纸要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就变成了“反对报纸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提倡报纸要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就被斥为“反对报纸宣传要尖锐、泼辣、鲜明、生动”,反对报纸的“战斗性”,等等。

3.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典型的大批判的特点,大量使用“狂吠”、“破产”、“砸烂”、“毒草”、“狗头”之类的战斗性、批判性、谩骂式的语言。有语言学者作过比较研究：“据抽样统计‘文革’期间10篇《人民日报》社论,‘批’字出现140次,‘斗’字出现231次；‘文革’前10篇《人民日报》社论中‘批’字只出现1次,‘斗’字只出现88次；‘文革’过后,这两个字的出现频率大大下降。”^[29]这里语言作为一种时代“沉积相”,人们可以如同考察地质标本一样,分析还原出不同时期的社会风貌与学术研究的一般状况。在新闻学研究中独立的学术、个人话语丧失殆尽,而是与官方话语融为一体,张口闭口如同党中央作指示。当时的状况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语言高度统一,“帮八股”式的套话、废话盛行,像“横扫了新闻界的妖氛迷雾。那些嚣叫一时的右派鬼蜮,在毛泽东思想强大的革命威力下遭到了覆灭”。现在看来是又大又空,却是那个时代流行的语言风格。此外,判决式的语言句式的运用,如通过“政治力量斗争,新闻界的代理人被揪出来,他们所推行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遭到可耻的破产”。这里还有个语言“陷阱”,谁要是为此做出说明和辩解,谁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拥护者。

4.新闻研究与政治运动配合。如此大批判已无学术意义而演变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工具,由一级组织机构负责所谓学术活动,有组织化、有计划性地开展,组织各级写作班子、三结合理论学习小组,或是计划安排围绕一个议题学习、座谈、讨论并发表相应的文章,如《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发表后,在第二天及随后的日子,紧跟形势和统一口径的文章陆续出来。当时有“文科就是要办成写作组”之说,^[30]其功能就是在各学科领域开展大批判。将学术研究变成为一种运动、一阵风,而对具体问题的梳理、探究浅尝辄止,学风变得粗疏空泛。体制化的东西日益增多,个人化、个性化的内容减少,有独到见解成一家之言的研究渐渐丧失,不仅如此,就研究者而言保持个人兴趣和突出自己观点,是要遭到批判的非常危险的事。

有研究者将这种“革命大批判”的方法概括为：“密室策划,突然袭击”、“运动群众,一哄而起”、“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打倒别人,抬高自己”等四个方面。^[31]这种变异的大批判式研究远离了学术探讨本义,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此外,新闻学研究的学术建制层遭到毁坏,“文革”期间中国屈指可数的新闻高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连同整个学校被解散,北京广播学院停止招生,教工到“五七”干校从事生产劳动,一批新闻专业刊物停办,新闻社团瘫痪,直至人身攻击和人身侵害,专家、学者被打倒,离开教学研究岗位下放劳动,进行思想改造,用“文革”的语言叫“扫地出门”,等等,失去这些基础的依托,新闻学研究无法正常进行,某种意义上讲这又是体制化变异走向极端所导致的自我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