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纪录运动到大众影像生产

第二节　从新纪录运动到大众影像生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剧烈震荡之后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松动,经济工作中心的转移,以及社会思潮中新启蒙的开始,个人影像生产开始萌动,并逐渐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

新时期民间个人影像生产的滥觞,似可追溯到1977年。在经历了近30年的断裂之后,大众影像这块板结的冻土逐渐有了消融的迹象。这一年,北京某出版社的27岁青年编辑冯华志,出于影像保存的初衷,用个人的全部积蓄买来胶片,借来摄影机,请朋友帮忙拍摄了北京香山正白旗村一座传说是当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故居。演员石维坚和几个同事无偿义演,拍摄了“曹雪芹故居”的发现过程,这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部独立制作的故事影片。该片仅完成了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因资金问题只得束之高阁。此举虽不免带有相当的冲动和盲目,但却足以载入新时期中国民间影像发展的史册。^[54]

20世纪80年代,中国普通民众首次接触大众自拍影像,大概是从法国二战故事片《老枪》中,主人公在面对妻女被德国士兵残忍杀害的惨境时不断浮现的家庭电影的闪回开始的。在这个照相机刚刚开始进入百姓家庭的年代,影像生产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精英文化符号以及稀缺的文化资源,开始成为青年向往的艺术生产门类——这从当初报考电影学院的“第五代”电影人的回忆中可以得到印证。此间,一些大胆的艺术青年开始义无反顾地投身自己的理想。

1982年开始接触电影的何建军即是当初的影像青年之一。高中毕业后,曾在报社、建筑工地打零工的何建军自打在黄建中的《如意》剧组干杂活开始,就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何建军自语与电影结缘后,“渐渐形成一种连自己都不能抗拒的心理,即用电影说话,用电影关注今天现实生活里的人”。1986年,他用积攒的钱租来摄像机,和几位朋友合作拍了第一个短片《一个朋友》,拍摄时间两天,拍摄经费2000元。这个片长20分钟的纪录片,录下了星星美展画家米丘在国内的最后一次画展。“看到自己对电影的想象和曾经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及人物,变成有声音有画面的东西,心底真有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刺激。”^[55]对于这次追逐梦想的实践,有人作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评价：“他和他的同学用自己的方式和行动证明了拍电影是每个人的权利,使后面的人看到了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新的可能性,这也是非常紧要的具有长远意义的开端。”^[56]

在此期间,仍不断有人向电影这个陌生而神秘的艺术殿堂发起过一次次叩问。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温普林,1987年作为独立制作人,也开始拍摄有关现代艺术的纪录片。温普林1988年组织过包扎长城的大型现代艺术活动,影像创作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延伸。1989 年,温普林开始拍摄有关西藏题材的纪录影片,历十年而不断。但综观整个80年代,影像创作时断时续,多是个别人的尝试,且大多浅尝辄止,除了偶尔有一点初次触电的“兴奋和刺激”外,并没有产生过什么有分量的作品。

在影像观念上,80年代初,中国影像史上首次在理论清理中产生了对影像本体的反思,而反思的主题,则可以分别用克拉考尔“电影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和安德烈·巴赞“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的两大观念加以概括。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代,关注现实,表达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感,成为那个时代的整体艺术风貌。

80年代中后期,正是第五代热衷于构建民族/历史寓言,展开对中国历史的叩问和反思的时代,也是中国电影的辉煌和中国电视初步普及的时代。随着国家、省、市、县“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政策的实施,^[57]从1983年到1990年,中国电视台从1980年的38座发展到1990年的509座,中国电视人口覆盖率从49. 5%发展到79. 4%,平均每年以三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58]录像机开始进入中国家庭,活动影像开始真正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电影电视界也培养出新一代影像工作者,这一批体制内的从业者在逐渐熟悉影像符号的表述原则和书写方式之后,逐步将影像引入个人的话语方式中。而在80年代末,在电影界较多的宏大叙事和集体书写之后,一些人开始郑重地把影像引入到对自我生活的关注及社会生活的反思当中,并确立了今后的人生路向。

中国的民间影像生产似乎天生与政治运动如影随形。事实上在70年代末,作为一种更为低廉和大众化的记录方式——大众摄影已经开始蓬勃兴起,并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登上百姓政治生活的前台。随着历史苦难的结束和大众摄影的逐渐抬头,天安门广场的大众摄影昭示着中国人的记录意识已经被初步唤醒。摄影首次体现了它最基本的功能——记录与见证。1989年,就在那场政治风波的前后,中国所谓的独立影像生产也开始粉墨登场了,这是一场事后被人称为“新纪录运动”的精英文化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