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密的围剿计划，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出笼了_

一个周密的围剿计划，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出笼了_

机会终于来了。苏轼抵达湖州任所，即循惯例进谢上表。这份《湖州谢上表》像以往的每一份表章一样，在邸报（朝廷官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其中有几行字令李定等人觉得特别刺眼，同时又特别适合大做文章：

他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岂不是埋怨朝廷没有委以重任？

“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岂不是正言若反，自我表彰？

“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岂不是大摆老资格，向朝廷邀功请赏？(www.guayunfan.com)最气人的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从熙宁以来已成为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的代名词，苏轼公然以这样带污辱性的词语指称朝廷百官，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是生非？

读着苏轼的谢上表，一帮小人且怒且喜，于是，一个周密的围剿计划，便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出笼了。

六月二十七日，何正臣首先发难，上章弹劾，并附上当时流行的一卷本苏轼诗集一册作为罪证。奏章引文摘句，妄加分析，指责苏轼谢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而且，“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板（印刷）而鬻于市者进呈”。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引）。

七月二日，舒亶、李宜之同时进奏。舒亶又附上当时流行的四卷本苏轼诗集一套作为罪证。他说：“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同上）。开头一段正与何正臣互相呼应。接下来，则煞费苦心地选取一组可以附会为“谤讪君上”的文字，以激怒神宗：

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其他触物即是，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可谓大不恭矣，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同上）

最后强烈主张将苏轼交付有关部门，严加惩处，“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同上）。

李宜之的责难更是强词夺理。他说，前不久出差路过宿州灵壁镇，听一位张硕秀才说，苏轼给他家写了一篇《灵壁张氏园亭记》，内有“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等句子，“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取之心，以乱取士之法，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显涉讥讽”（同上），所以应该予以彻底清查处理。

在这场围剿战中最后一个登场的是手持超重型炮弹的李定。他于七月三日上奏，声言苏轼犯有四大该杀之罪。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像这样一个无能侥进之辈，却动辄毁谤朝政，陛下宽宏大量，不予论罪，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却“怙终不悔”，此该杀者一；不仅不知悔改，而且“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该杀者二；他这些充满毁谤性的诗文，颇能蛊惑人心，使人“不循陛下之化”，此该杀者三；他既读书明理，知道“事君有礼，讪上有诛”，却因一己私利不能满足，而“肆其愤心，公为诋訾”（同上），可谓明知故犯，此该杀者四。

李定这篇奏章，字字句句指明，苏轼所怨恨、所讥讽、所毁谤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陛下本人！

神宗一连数天接到四份状纸，已经觉得“舆论沸腾”，应该予以重视，读过李定这篇奏章，更使他震怒，于是传下圣旨：

“将苏轼谤讪朝政一案送交御史台根勘闻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