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石钟山记》

和《题西林壁》一样，《石钟山记》既是苏轼游山感受的记录，也是他这一时期人生思考的一个方面的艺术总结_

从庐山下来，已是五月下旬，参寥与苏轼就此分途，他将在庐山留住一些日子。九江话别，两位知己以道相律，不因离别而含悲，苏轼赋诗相赠，约他来日汝州相会。

此时长子苏迈已经二十六岁，新近任命为德兴县尉。一家人乘船绕道湖口，送苏迈赴任。

湖口有一座石钟山，郦道元《水经注》曾提到它。关于石钟山的命名，历来有两种解释：郦道元认为是因为山脚下有深潭，水石相击，声如洪钟，因而得名。对于这种说法，苏轼表示怀疑，他说：

今以钟磬（古代一种打击乐器）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www.guayunfan.com)——《石钟山记》

唐代李渤却认为是因为这里有两块石头，被敲击时发音类似钟声的缘故。这种说法苏轼更不肯苟同，他反驳说：

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同上》

他当年读郦道元《水经注》和李渤《辨石钟山记》时，便希望有一天能亲临湖口，实地考察一番，这次正是最好的机会。

六月初九船到湖口，苏轼便和苏迈一起前往石钟山游览。山上寺院的住持和尚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叫一名小沙弥带着一把锤子，领他们上山，在山间的乱石堆中，挑取一两块石头，用锤子敲击，发出硿硿的声音，和尚解释说这就是石钟山命名的缘由。听了和尚的解释，苏轼笑而不答，依旧不肯相信，他觉得这种声音和一般的石头发出的声音相比并无异样。他决定乘船到山水相接之处，再进一步考察郦道元所提出的那种解释。

这天夜里，月朗风清，苏轼带着苏迈，乘小舟，至绝壁之下，夜访石钟山。月光下，嶙峋的山石高高地耸立着，好像猛兽奇鬼，似乎随时可能向人扑来，在夜间显得格外阴森恐怖；栖息在山上的大雕被夜风惊醒，不时发出磔磔的怪叫声，令人毛骨悚然；鹳鹤（鸟名）的鸣叫好像老人边咳边笑，回荡在山石之间，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

苏轼心中也有些害怕，正想返回，忽然，“大声发于水上，噌吰（chēng hóng响亮厚重的声音）如钟鼓不绝”（《石钟山记》）。船夫吓得浑身发抖。苏轼仔细聆听一会儿，便叫船夫慢慢把船靠过去，到发出声音的地方察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xià），不知其深浅，微波入焉，涵澹（大水流动的样子）澎湃而为此也”（同上）。原来是山下的石头都有洞孔和裂缝，水波冲入其中，才发出像钟鼓一样的声音。不仅如此，当船行到两山之间时，苏轼又看到“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坎（击物声）镗鎝（钟鼓声）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同上）。原来这块挡在水中的大石头，也因同样原因而发出钟鼓一类的声音。两种声音互相共鸣，互相应和，才合成响亮厚重的鼓声，犹如奏乐一般。苏轼恍然大悟，认为这才是石钟山命名的来由。从这件事情，他得出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同上），是不可能取得正确认识的。虽然关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后人又提出比苏轼更为合理的解释，但他不轻信盲从，主张通过实地考察得出正确认识的见解，对于后人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作为文学史上的名篇，《题西林壁》和《石钟山记》，既是苏轼游山感受的记录，也是他这一时期人生思考的一个方面的艺术总结。黄州五年佛道修持的意义，儒佛道三教合一在苏轼思想上的体现，不仅仅在于获得乐观旷达的心境，同时也在于认识论上的刷新。如何认识人生，如何认识客观世界，在思维方式和思想角度上，儒佛道三家各有侧重。儒家重视现实、实践和实用；道家强调客观事物与主观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与流变性；佛家主张整体地而不是分别地、局部地把握宇宙人生的实相；与儒家的注重自我感觉不同，佛道两家都主张破除“我执”（即排他的自我中心意识），追求涵容的开放心灵。苏轼融摄三家，互补短长，从而超越了自身原有的思想境界，更客观、更全面地观照事物、理解人生。

认识论上的蜕变与成熟，和长期的地方官任上的实践体验相结合，促使他重新看待熙宁变法，逐渐认识到新法的精神实质是用裁抑少数豪强和兼并势力的某些利益，来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朝廷的统治，以期达到文治武功的理想社会，这本来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他还看到，新法虽有流弊，却有某些可以“便民”的地方。早在初贬黄州时，他曾给变法派大臣章惇写信：

追思所犯（指反对新法），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与章子厚书》

如果说这时的表态还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动机，那么，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他给至交好友滕元发的信，则无疑表达了他的真实思想：

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与滕达道书》

他承认自己反对新法是“差谬”、“少有中理”，承认熙宁变法在造成一定流弊的同时，也获得一定的成效。正是带着这种认识，加上对王安石“道德文章”的一贯仰慕，船过金陵（今江苏南京）时，他会见了罢相八年的王安石。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随后的“元祐更化”时期，他难以与走向极端的反变法派大臣同朝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