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苍事件”前前后后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高柏苍事件”前前后后_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事迹

“高柏苍事件”前前后后

高柏苍

高柏苍，曾用名崔束、崔伯常、余有虞，男，汉族，1916年8月19日出生。辽宁省海城县（市）人。1930年考入海城中学初中，九一八事变后辍学；复课后因日语发音不准挨老师打，逃学到沈阳上私立奉天日语学院；1934年考入奉天省立师范学校；1938年考上师道高等学校（后改为国立师道大学）。1941年作赴日旅行观感报告时因为用汉语讲话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受到体罚被停学一年，被迫在日本人教育长家当“书生”，1942年复学，1943年毕业到锦州第一国高任“教谕”（教员）。半年后流亡关内，先后入西安战干团、东北大学学习，1947年国立东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1948年9月分配到辽北省文协《鸭绿江》杂志社做编辑；1949年1月任辽北省文教厅科员；1949年8月任兴城农科职业学校教导主任；1950年任辽西省文教厅文化处文运科副科长、科长；1954年春，任辽西省文联《辽西文艺》编辑部负责人；1954年9月任辽宁省文联《辽宁文艺》副主编；1955年8月—1956年6月受“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牵连被辽宁省公安厅拘留审查；1956年6月调省文化局负责《群众文艺》工作；1959—1961年“反右倾运动”中被下放农场劳动；1962年在辽宁省图书馆进行善本鉴定古籍整理；1980年任社科咨询室负责人。

《乌拉》和阿部襄老师

1938年冬，我由奉天省立两级师范学校毕业后考上伪满国立师道高等学校。1939年春入学。学制三年。1941年从新生开始，改为师道大学，四年制（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原来的师道高等学校学生不受影响，班（系）也无变动。八个班（系）为:教育（实为国民道德、日本精神等）、语言（日文、汉文和英文）、历史、生物、数理化、美术、音乐、体育。我在二班。当时的校长由民生部教育司长田村敏雄兼任，教务长是须乡光太郎，军事教官是上田，农业教员是酒井，皆为日本人。设有“教务课”和“学生课”，学生课主管学生思想和生活，有学监茂木、舍监辻田、柚木、酒井、浅川，中国人于敬修、李国栋等，轮流在学生宿舍值宿。(www.guayunfan.com)记得大约是1940年春，有一天早晨发现宿舍门口有反满抗日标语，有人看见撕走了。学监茂木、舍监柚木等把全校学生集合在礼堂前，门口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从开着的一扇门走进，他们手叉腰，咬牙瞪眼察看每个从面前走过的学生神色，气氛非常紧张，有同学吓哭了。但此事并无结果。

学校里有个同窗会，类似现在的学生会，有个文艺部负责校刊《乌拉》的征稿编辑工作，我上一年级时，是高明阁、罗明哲同学管事，宫琦负责。我在校刊上发表了几首诗，翻译了日本短歌。第二年由杨国杰和我管事，另外有王家仁和郑毓钧，还有一个日本学生管日文稿件。姚志学是三班学史地专业的，也写了一首诗，王家仁的一首长诗作封面并刻了一幅木刻。我写了一篇小说《灰死记》，用笔名耿叔永，还有同班同学李志信写的小说《大坟圈》。稿子编辑齐了交给负责的阿部襄老师，然后在当时的“新京”（长春）铅印，一年一本，称“大乌拉”；我和杨国杰还另外搞了一本不定期油印的“小乌拉”，每次刻印六七张蜡纸都很吃劲，印的份数不多，只在宿舍的阅报室里放几份给同学们看。主要是文艺作品，阿部襄老师不看原稿，只印出后给他一本。办得很吃劲，办了四五期就停了。

吉林师道大学校门

吉林师道大学校歌

吉林师道大学全体毕业生签名留念（1941年）

我是语文班的学生，阿部襄先生教生物，就因为办《乌拉》和他接触较多，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是日本的理学博士，其论文《论贝类的归家性》是早年发表的，学衔是1940年在师道高等学校时授予的。他是日本动物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是该会出版的杂志《动物文学》的编委。阿部襄曾送给我一本他1941年出版的《动物观察记》，序言是日本动物文学研究会会长写的。阿部襄喜欢搜集年画，像“福禄寿”“年年有余”“麒麟送子”等，他都收集。他家一进门就是鸟笼子，养了不少小鸟。院子里种各种花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碰就卷叶的含羞草。他书房里有两套日本作家的全集:一套是山本有三的。我读他的作品不多，只知道他提倡简化汉字，他全集中的汉字都是简体的。模糊记得他出身贫苦，好像是矿工。另一套不记得了。

我看过阿部襄担任科学顾问的一部科学纪录片《松花江上的生物》，主要介绍松花江的各种鱼虾贝类。我记得一个生活细节，说明这位科学工作者的认真态度:在他的生物实验室里，一排摆十几支铅笔，都是削好的，每支之间距离相等。用秃一支放回原处，一直到用完，距离仍相等。

他作为教授，教课很受学生欢迎，并为国高编撰了动物学、植物学教科书，是我和李国栋等同学由日文译成汉文的。

他还说过当时新京大陆科学院要调他去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他不去。他不愿离开学生。

吉林师道大学学生在宿舍里留影（1941年）

高柏苍在伪满国立师道大学时的照片（1941年）

“高柏苍事件”[1]

1941年4月，又一个日本国内樱花开放的季节，伪满高等学校照例要去日本修业参观旅行。我是应届毕业生的班长，同班同学张孝谦、李承烈、李志信、之朴、马传鹏、夏樾等都去了，我更不能例外。回校后照例向在校师生汇报旅行观感。我着重从文化方面，讲的题目是“从日本和尚看报谈到汉字拉丁化”，内容大意是:日本到处皆神社，无地不鸟居[2]。日本和尚也不少。但日本和尚与我们的和尚大不相同。咱们的和尚要修道成佛，要出世，看破红尘。日本和尚却戴手表，读新闻，关心国内外大事，要入世。去广岛文理科大学参观，看见一个外国学校研究汉文的，竟藏有那么多汉文古书；研究屈原的专有一个屈原研究室，都使我大为惊讶。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与我们一起开座谈会，一个日本学生说是研究《易经》的阴阳二气的，得不出结论，要我们把问题带回去，以后加强联系。而我们根本未学过《易经》，不知道阴阳二气是怎么回事。看人家那个学生泰然自若，侃侃而谈，就自愧无知。我说:一进文理科大学，就明显感觉到阳光耀眼，春色明媚，树底下有穿着宽袍大袖和服的学生看书，与我们的大学十分不一样。我说到在火车、轮船上遇到从日本往“满洲”来的，从“满洲”往日本去的日本人，张口闭口东京，张口闭口内地，他们是日本人，也是“满洲国”人。可我们呢？也是“满洲国”“复合民族”成员，就不敢提北京，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敢说有祖国。我说到去日本小学参观，看见日本小学生刚会日文字母就会写汉字“雞”（日文“鸡”字，念ニハトリ四个字母就行），我们小学生学会写个“雞”字该有多难啊！汉字是得拉丁化！我说着说着感情冲动，觉得用日语讲挺别扭挺费劲，听的人也吃力，何必呢？就不假思索地用汉语讲下去，引来同学们的热烈鼓掌，也使在场的日本师生和朝鲜学生惊诧。虽说讲稿是用日文写的事先经过检查的，没有反满抗日的词句，但是这种鲜明的事实对比，强烈的民族意识，澎湃的爱国热情已经激起了同学们的共鸣，并用热烈的掌声呼应。

我的冒失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和学校的风波。舍监辻田要去我的讲话稿，频繁调查日本、朝鲜的学生活动。教职员开会，空气越来越紧张。姚志学同学劝我逃跑，有的同学往我衣兜里塞钱。他叫我先跑到吕正羽同学家去，他家在北满，僻远。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宿舍前后门都设了岗哨，有人值班。而且，我身后有人跟着，行动失去了自由。

晚上，舍监柚木和辻田把我叫去，狠狠地毒打我，造成我右耳失聪至今。我叫他一声“先生”，他狠狠地说:“谁是你的先生？你是敌人！”接着问我:“谁指使你这样讲的？”我说:“没有，谁也没有指使我这样讲。”当时我身边确有些谈得来而要好的同学如姚志学、李志信、杨国杰、李承烈、张孝谦、王乃安、郑毓钧等。郑毓钧与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有关系，他不背着我，并在1940年带我去看南满医科大学学生诗人杨耶，同时也见到由关内回来的于清波。而郑毓钧在学校整天不吱声，什么活动都不积极，后来进关去西安战干团，又到北京做招生工作，病死在北京。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我会这样讲，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用汉语讲。虽然当时读过一些进步的书，如巴金的《家》《春》《秋》，郭沫若的《女神》，臧克家的诗，鲁迅早期的杂文，到日本修业旅行还买了一套日文的《大鲁迅全集》（1937年，即鲁迅逝世第二年出版）。又读高尔基的《母亲》和《我的大学》，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普希金的诗。我喜欢波多莱尔的古怪，横光利一的象征，欧·亨利和森鸥外的幽默。尤其愿读日本翻译的文艺作品，特别是改造文库、岩波文库的翻译、印刷、纸张都是优质的，价钱便宜，一角钱就可买一本。因此我对日本的翻译界、出版界赞不绝口。我当时的思想是混乱的，尽管对现实不满，但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更不懂斗争策略，凭一时的激情发泄长期积累的不平之气！可是这一点发泄在殖民统治的高校里，也是要严惩不贷的。有个教哲学的藤原，曾给我一张字条:“洁ク自决セヌ”，即“干脆一点，自杀”。想让我这点民族意识之火自消自灭，我没有。

接着，舍监又问我“汉字拉丁化”问题。我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只是读鲁迅的《门外谈文》，我赞成他主张改革汉字。我订的日文杂志《支那语研究》中有几种汉字改革方案，有拉丁化，其实我也不懂。

阿部襄先生的救命之恩

舍监们没有找出后台，因为确实是偶然事件。教职工开会，我后来听说是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把我开除交给特务机关处理；另一种认为既然没有人指使又没发现别的问题，他说自己是中国人他本来就是，有什么错。学校对学生应以教育为主，思想问题也可以教育、改造，再则学校出现政治犯也不是光彩的事情。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是阿部襄先生，也许还有须乡教务长。新中国成立后听胡向昊同学说民生部教育司司长田村敏雄是坚决支持这一主张者。所以后来茂木把我叫到学监室，正式宣布“停学”，限3小时离校。我回宿舍收拾行李，发现抽屉、床铺被人搜过。当我收拾好行李准备雇马车走时，阿部襄先生来了。他对我说:如果赶不上火车就先上他家去。他雇了辆马车，自己先坐上，让我上车坐在他身边。此时，只见校门口站着六七个歪戴帽，不三不四的人，眼看着我们的马车走了，顺利到达阿部襄先生家。阿部襄说:你今天不能走，否则会吃亏的。此时，我从心里感激先生的救命之恩。

第二天，我的同班同学李承烈、夏樾等人到阿部襄先生家看我，问阿部襄:高柏苍有危险没有？阿部襄说:没有。

我在他家住了两三天，他和我讲了不少话。他说:他年轻时亲眼看到同班同学因思想问题与警察冲突，他自己胆小不敢干，他的同学有共产党员。他说青年时代闹思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你们还只有你一个。他说他是学自然科学的，自己认为对的就一直干到底，不到底决不罢休。

我还得回海城我自己家，阿部襄先生保护我躲过了特务、反动日本学生的痛打和侮辱。他要亲自送我上车，怕途中遇到不测。真不知怎样感谢先生的这种深情，我只是请先生留下他家乡的地址，并在随身携带的《大鲁迅全集》第七卷最后一页上记下了下面几行字:“日本山形县饱海郡上乡村山寺一七九，阿部襄先生。一九四一、八、十二日、一、三○。崔伯常被逐回家时。”

我刚到家不久，耿庄子警察署就来人查户口，问我为什么回来的，几时回来的，要我以后出远门得通过警察署。过了一两天，听说鞍山宪兵队也派狗腿子来调查，在我们亲戚家抽大烟，没到我家来。

我回家后给阿部襄先生去信，告诉他平安到家，想念学校。我很快就接到他的回信。信中反复强调他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自己认为对的，就一定坚持干到底。他没有多大的号召力，但他可以一点一点地，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字里行间都表露出他对解决我的问题的坚定立场和不屈不挠、耐心细致的态度，更增强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

回家之初有一段时间，我在房后待着，干活或看书，不出大门。我爸爸给耿庄子警察署署长送了两条鲜鲤鱼，以后只来查过一次户口，没有再来。时间一长好像忘了，松了，我可以自由活动了。我不仅给“新京”（长春）《大同报副刊》投稿而且每天骑车往返海城县里，帮助社长刘田星编《农业进步》（实为文艺刊物），也无人过问。直至该杂志社迁往沈阳，刘田星搬走。这期间我写了短诗《窄门》、短篇小说《尸走》，主要排遣自己无聊的生活，表达自己无聊的心情。

这期间阿部襄先生与我有信往来，我在信里主要写我在家的生活，农村的情况。他的信则总强调“自己以为对的就坚持到底”。到1941年冬天，也就是我回家三四个月之后，阿部襄来信说:“学校可能打电报叫你。”果然学监茂木发电报叫我带行李去吉林。我立即动身，先到阿部襄先生家。他说:叫你来是要解决你复学问题。学监可能问你几个问题:对“满洲国”国体的认识，对新学制劳动教育的认识，在家生活的感想等，你得做好准备。我就按课堂上老师讲的说:“满洲国是复合民族，但大和民族地位特殊；劳作教育是国政；家居，很想念学校。”阿部襄先生说:行。他带我去见茂木。不料问题非常简单，态度格外温和，与宣布我停学时判若两人。茂木说须乡是主要负责你的事情的，要我去见须乡。

这也许是阿部襄先生所说“一点一点地、一个人一个人地做工作”的结果吧。我复学，学监通过了，还剩教务长须乡该怎么通过呢？

在日本人家当“书生”

“书生”，我国古代称“读书人”“抄书人”。可是我1941年12月初到已经从吉林师道大学教务长调到“新京”军官学校去了的须乡家当的“书生”，却是一面学习，一面做些生炉子、做饭的家务活。此时家属和大部分家具已搬走，只剩下正在交代工作的须乡和他的老岳母。12月7日早，须乡接到学校教务科高山的电话，只听他神色紧张地说:“打响了，干上了！”这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早晨。看来他似乎也害怕扩大侵略战争，而非兴高采烈。

不久，须乡家从吉林市搬到“新京”。我全力投入到搬家和安家工作，搬运东西费力自不必说，还要拿违禁的大米之类，承担风险。1942年新年帮他把家搬到“新京”，安电铃，买花盆，领酒，办年货，用炉灰铺垫院子，什么活都得干。安完家，过了年，须乡从军官学校图书馆借来十几本关于日本国体、天皇、日本精神、日本神话一类的书，还有他自己写的《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要我上午读这些书，下午劳动，晚上汇报心得。我意识到这是他以国民道德教师身份向我灌输“国民道德”，“改造思想”。我就按他布置的做。结果一到晚上就遭须乡的严厉斥责。为什么呢？有天上午阴天，我打开台灯看书，被须乡老婆看见，她脸色铁青，什么也没说。联想到过年时来客人吃饭喝酒，她表面上殷勤劝酒，回到厨房就切齿辱骂:酒鬼，把酒都灌到狗肚里去了！我发现她是个极其吝啬、极其虚伪的人。我就少看书，多帮她干活，抹地板、生澡堂炉子、买菜。上街远路就自己拿车费，买东西少报钱，让她觉得价廉货好。

吃饭时，须乡老婆把着个饭盆，我一吃到第三碗，她就不是脸子，所以我只吃两碗，经常吃不饱。有时上街买菜就自己花钱吃顿饱饭。就是这样，我一点一点地把从家里带来的二十几元钱都搭进去了。可是我受须乡的表扬多了，开始要求我早晨上街要拜神社，后来也不要求了。须乡家住在军官学校新宿舍，一座房子有七八间屋子。他有五个孩子，三个女孩两个男孩，还有岳母共八口人。除他们的住室外，有客间、茶间（饭厅）和厨房。我住在茶间，靠近厨房。每天清早四点钟岳母老太太得起来弄煤气炉子做饭。因为当时煤气不足，为赶上班时间必须早早做饭。我自然不能再睡。晚上他们八口人一个一个地洗澡，我最后洗，还要把一满池水放出，刷净池子，已半夜时分才能睡下。像这样每天早起晚睡睡眠不足，又怕做事出错，精神紧张，跑街抹地无不劳累，三个月下来，过度疲劳，身体透支，已快支持不住了，须乡老婆自当看得出来。

这一天须乡问我读过他借来的书以后有什么心得。我考虑好久说:内容大体相同。他大怒。给我一本日本文部省编印的《日本精神的真髓》，要我看。他再问我读后心得，我说:“让我说真话吗？”他说:“你说真话。”我说:我懂得了日本精神真髓是“绝对”，天皇是绝对！须乡高兴地说:“好了，你明白这个就行了。”他说:“你现在差不多了，可以复学了。我用身家保你，你可不能再出事了。”

1942年4月，我结束“书生”生活，得到茂木的复学通知明信片和阿部襄先生的祝贺。5 月2日我回到学校。茂木把我带到食堂，宣布复学，并简单讲话，大意是说我对错误有认识，回校继续受教育。把我编入三年级二班。当我去见班主任藤野时，他说:他不管我的事情，有事去找阿部襄先生。这就是说阿部襄先生仍要对我这个学生负责。1943年春毕业时，他送我一支钢笔。

在锦州第一国高处处遭监视

伪满的大中小学都是冬天毕业，春季始业。我毕业后分配到锦州省立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当教谕，是委任官。伪满师大毕业生都是分配到各省中学当委任官，如果考上大同学院就是高等文官了。大都分配回原籍。李志信是绥中人，就分配到绥中国高；我是海城人，却没有分配到海城中学。

1943年春，我按期去锦州省报到。报到完毕，还有伪省长接见。汉奸省长只是牌位，操实权的是日本人担任的次长，接见不过是一种形式。我所以要在这里说上这样一段回忆，是想说明日本人重视教育、重视教师，知道教育、教师所起的重大的无可代替的作用。一个新毕业的中学教师报到还须省长出面接见表示欢迎吗?是的，这是历史的真实。我是去见了锦州省伪省长，姓王，胖子，长袍马褂，手里拿着念珠。

然后，我乘马车去锦州西关的第一国民高等学校，一路上风吹起沙尘，满眼凄凉，连个卖煎饼的也没有。因为我是独身，被安排在值宿室住宿。二年级一共三个班。我担任二年级三班的班主任，教满语（汉语）和日语。

我刚准备好上课去，校长日本人柴谷打电话找我。校长室在教员室楼上。楼下教员室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总务日本人金谷的办公桌上。

日本人金谷是个非同小可的人物。此人掌管学校的实际大权，管教务、财务，还管人事，什么都管，虽然有中国人担任教育主任。从当时的迹象观察，金谷在名分上低于教务主任高等官杨况时。因为校长柴谷不在时，杨况时代替他站在校长位置出席朝会接受学生的注目礼，金谷也在场，相当于常务副校长或秘书长。校长找我就是给金谷打电话，由金谷通知我的。

我上楼，敲校长的门。听到了“进来”才推门进去。有一个人正在洗脸、擦脸。擦完脸，这个人自我介绍:“我是宪兵队的。”他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看样子和校长柴谷挺熟，说一口日本话。这个人从头上到脚下、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上上下下、下下上上、反复打量我好久，说:“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来看看，认识认识。”

“好啦，上课去吧!”柴谷说。

被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这么盯视打量，我感到是一种伤害，是一种耻辱；被一个宪兵队的特务这样盯视打量，又感到是一种不祥，是一种恐惧。我成了宪兵队挂牌的所谓的“要视察的人”啦?

锦州发起禁烟征文，在报上登出征文广告。我发动学生中作文擅长者应征，帮助学生出主意，修改。征文评选结果揭晓，得奖的有三名是我教的学生，当时《辽西晨报》还为此发了消息。我认为，这是学校的荣誉，这是我这个老师和我教的学生为学校争得了荣誉。我就把这个消息写在走廊的黑板上公布了，没有请示金谷。

锦州第一国民高等学校校长、校训

锦州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在西大桥执勤

我上课回来，发现写在黑板上的消息一个字也没有了。我旋即被校长柴谷叫到校长室。柴谷脸子不是脸子，鼻子不是鼻子，劈头盖脸好一顿训斥。训斥我不应该把教学的力量重点放在“满语”教学上，而是必须把教学的力量重点放在日语的教学上。后来学生告诉我，我刚在黑板上写完，就被总务金谷命令学生擦掉了。

柴谷平常给学生的印象是温和的，脸上总带着笑容，所以光复当时，前面陆军医院的士兵要打他的时候，同学们还说“他不坏，别打他了”，他才幸免挨揍。如果换了山城，同学们会动手把他打死。

我是二年级三班的班主任，教二年级三班的日语。在当时，我认为井上翠的《日华新辞典》是最好的，叫学生克服困难，典当裤袄也要买上一本。我要求学生要学会查字典，要勤查字典，熟查字典，养成查字典的习惯，用手一翻一掰就能找到哪个字母大略在什么地方；要把字典变成自己最熟悉的武器、朋友和老师，随身携带，终身携带。我的学生听话，每人都买了本井上翠的《日华新辞典》。我正在兴高采烈，心满意足，要把二年级三班的日语学习提高到全校第一的水平，坐第一把交椅，正计划要举行全班查字典速度比赛时，又被叫到校长室。也是校长打电话给金谷，金谷通知我去校长室的。我又受到严厉的训斥。买日本人编纂的《日华新辞典》，提高学生的日语水平，不是把教学的力量重点放在日语上吗？校长柴谷说，不对，不行，我选择的辞典不当。井上翠的《日华新辞典》是用“满语”解释的，不是用日语解释的。

日本人教员中有一个年轻的，名字叫橘田登。他的办公桌紧挨着我的办公桌。日久天长，我疑心办公桌的抽屉被人翻动。有一回，被我遇上撞见了，是橘田登。他正在翻看我新买的一本《尼采选集》，日文的。那时候日本正流行“尼采热”。

我说:“新买的。想读吗？请用。”

“哎呀呀，看不懂，看不懂。你是大思想家呀!”橘田登讪笑着。橘田登办公桌与我相邻，是派来监视我的呀？

有一个日本人农业教员，名字叫山城唯邦。只要有全校性的或几个班级集会，他都要趁机大喊大叫，卖弄精神，借机侮辱中国师生，所以同学们呼之为“大叫驴”。他是鹿儿岛高等农科毕业的，当过军曹，嗓门高。那天我带学生去地里刨土豆。每人一条垄，全班刨完了，就自行放学回家。二年级一共三个班，就数我的二年级三班人个儿小，力量也小，但是每人一条垄，分担的任务是等同的。人家一班和二班很快就全都刨完回家走了，就剩下我的二年级三班了。我的二年级三班，别人也都刨完了，就剩下陈伦。陈伦的年纪最小，个儿最小，力量也最小。同样是一条垄，当然他的负担最重。我让同学们帮助陈伦，“大叫驴”不准。我要自己去帮助陈伦，“大叫驴”也不准。有一个人没有刨完，全班就谁也不能回家。我和“大叫驴”争辩，这样分担任务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二年级三班吃亏。“大叫驴”怒吼:“以扛以扛!”（日语，不行不行的意思。）

墨索里尼倒台，我又被叫到校长室，也是校长打电话给总务金谷，金谷通知说校长找我的。我照例上楼，敲门。听到了“进来”，才推门进校长室。一进门，一抬眼，就看见还是那个洗脸擦脸和校长挺熟说一口日本话的宪兵队的中国人，特务。握手，挺客气的。他要听听我对时局的看法，要用日本话说，大概是想要校长柴谷也听。现在想不起都谈了一些什么了，大概离不开皇军必胜。我也不能说不敢说皇军要败或必败。

我因为独身住在值宿室，就当然承担起常年值宿。值宿室的墙上挂着装着伪满皇帝诏书的匣子，叫做“奉安殿”。睡到半夜，电话铃响。我一拿起听筒，就听到:“金谷。奉安殿无事吗？”答曰:“无事。”即放下电话，二话没有。夜夜如此。我对金谷日本人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很是佩服，但是也同时感到，金谷名义上是关心“奉安殿”的安否，实际上也是察看我是否夜里住在学校。

我从校长的训斥中，从宪兵队的注视中，从总务金谷的电话中，从“大叫驴”的怒吼中，看见了狰狞的敌对。我好像生活在许多双眼睛的监视中。

【注释】

[1]高柏苍在伪满吉林师道大学读书期间，因在学生大会上报告赴日本学习的感受时说了引起学校殖民教育当局不满的话，而遭到毒打迫害，在该校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该校学生回忆到这件事时都称之为“高柏苍事件”，但对具体原因和情节众说不一。（见齐红深主编《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齐红深主编《抹煞不了的罪证——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里是当事人本人的回忆，而且比较详细。

[2]“鸟居”是日本神社前入口处的大门（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