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 公安机关工作的主流是好的， 但是也存在一些偏离群众工作的倾向， 影响了公安事业的健康长远发展。
（一） 从组织运作角度分析
在日常管理上， 偏重单一管理、 忽视统筹整合， 影响了公安工作的效能。 如仍然习惯于专项行动、 集中整治等运动式的工作思路，没有形成常态化的管理机制， 导致基础薄弱、 管控能力不强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在治安防范上， 高度重视人防、 技防、 设施防等硬性投入， 但是在人防布点及日常巡防的落实上， 技防管理及研判应用上， 人防与技防的对接及防范资源的整合上， 与实战需要还存在差距， 使得案件依然高位运行。 在工作开展上， 对公安机关专门手段的应用比较重视， 但是在争取党委、 政府， 社会各界支持，发动人民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管理方面， 还没有形成齐抓共管机制，导致社会治安时有反弹。
（二） 从目标指向上分析
“发案少、 秩序好、 社会稳定、 群众满意” 是公安机关工作的根本追求。 但在实际工作中， 由于破案、 抓获、 拘留、 逮捕等项目容易量化， 而且也容易看出成效， 因而在目标指向上比较重打处、 轻基础， 导致驾驭能力不强。 比如， 流动人口、 重点人口管理手段比较单一、 方法比较落后、 机制不够健全， 还存在底数不清、 情况不明的问题， 导致治安“乱点” 时有发生； 再比如， 矛盾纠纷化解，有的情况不明、 信息不灵， 有的只有排查没有治理， 导致问题长期累积酿成民转刑案件及突发性事件。
（三） 从工作落实上分析
部分民警没有把群众工作落到实处， 尤其是在科技信息手段应用以后， 一些民警满足于在信息系统中应付考核监督， 平时待在办公室、 坐在电脑前的时间多了， 下社区、 进村居的时间变少了， 即使下到社区也是与领导干部联系多， 与普通群众接触少； 一些民警把群众工作当做软任务， 主动深入到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比较少，与老百姓面对面、 心贴心交流不够多， 在管理中缺乏平等待人意识，在执法中片面追求法律效果和短期效应， 容易导致群众产生不满情绪。 偏重刚性管理、 忽视柔性服务， 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形象。
（四） 从工作评估上分析
在工作的推动、 考核、 评估上， 没有很好地把群众工作的要求量化为刚性目标和任务， 导致群众的需求没有完全落实到工作上，在涉及千家万户的“小事” 上花的时间不多、 投入的精力不足， 在涉及群众利益的执法管理上注重法律效果， 对社会效果考虑不够。比如， 在案件侦破上， 与群众关系密切的案件， 如盗窃电动车、 盗窃摩托车、 电信诈骗、 盗窃家禽家畜等面广量大的侵财性案件的破案率就不尽如人意； 在接处警、 执法办案以及交通、 治安、 消防等日常管理中， 有时忽视了被管理对象的感受， 导致出现执法规范，而群众不满的现象。 以上问题的存在， 最根本的还是由于思想深处没有摆正公安机关工作的目标， 影响了群众对公安机关的满意度和公认度。
（五） 从公安机关角度分析
近年来， “发动群众难” 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 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由于少数民警纪律松散， 组织观念淡化， 特权思想严重， 以权谋私， 脱离群众基础， 严重损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 降低了人民警察在群众中的威信。 二是部分基层政府乱用警力， 将一些非警务范畴工作交由公安机关解决， 特别是在处置土地征用、 旧城改造拆迁以及劳资纠纷等矛盾冲突时， 往往把公安机关作为解决问题的“法宝” 推到第一线， 甚至用强制手段解决一些非警务问题， 加剧了警民对立， 人民警察的感召亲和力、 组织动员力和执法公信力明显削弱， 从而使正常的警务活动得不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三是个别基层公安机关领导仍然存在重打击处理、 轻群众工作的思想， 在工作安排上存在偏差， 致使一些民警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 缺乏做好群众工作的韧性和必备的政策理论水平及组织协调能力， 个别警务室形同虚设， 群众反响较大。
（六） 从基层党委政府角度分析
一是一些基层党政部门没有充分发挥其在治安基础工作中的作用， 存在治安工作“专群” 意识淡化现象， 认为治安基础工作是公安机关的事情， 对公安机关的群众工作缺乏必要的支持。 二是一些基层党政领导的腐败以及社会管理、 服务机构的乱摊派、 乱收费现象， 直接导致群众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 对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严重影响干群关系， 一定程度上对公安机关群众工作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三是一些基层党组织对群众欠缺人文关怀和情绪管理， 尤其对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关爱和引导， 感情不到位， 习惯用官僚作风应对一切， 这种权力强制下的“服从” 带来的负面情绪， 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发突发性群众事件， 最终势必就会把公安机关和民警直接推向处置第一线， 推向矛盾的顶端。
（七） 从群众心理需求角度分析
一是群众的主体意识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 非政治领域的“公民社会” 意识逐渐成熟， “人性”、 “人权” 日趋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群众的民主意识、 权利意识、 法制意识、 权益保障意识等主体意识不断增强。 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群众的安全需求日益迫切。 与此同时， 社会治安形势日趋复杂， 犯罪形式、 手段不断变化， 打击、 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的难度逐渐增大。 这种日益高涨的双向态势， 造成人们对公安机关的期望值过高， 往往会把社会治安形势不好、 案件久侦未破等问题，归于公安机关的失误与不作为， 一定程度上导致公安机关和警察队伍的公信力下降。 三是群众对治安的参与意识弱化。 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由于受商品经济的冲击， 人们的价值取向、 自我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般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与自身相关的事物上，对社会治安的热心程度、 与警方合作的积极性下降。
（八） 从社会环境演变角度分析
一是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 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巨变， 政府、 单位、 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政府、 单位的管理控制能力逐步削弱， 使得过去以单位为组织架构， 对公民个人的动员、 使用和管理的传统模式基本丧失功能。 同时， 随着人、 财、 物的大流动， 人与人之间变得日益陌生， 相应给公安机关密切联系群众、 借用民力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使公安机关工作丧失了有效的操作平台。 二是社会分化加剧。 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社会阶层发展很不平衡， 人们的价值观念、 社会意识的差异也越来越大， 容易产生社会隔膜心态， 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 不利于公安机关开展群众工作。 三是社会日趋动态化。 社会管理趋于松散， 群众的活动范围和区域日益分散，一定程度上给公安机关开展群众工作， 营造警民和谐氛围增加了较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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