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研究的黄河三角洲杜氏家族，具体而言，应当是指明清时期的滨州杜氏。为研究方便，下面先就杜氏家族的状况，其家学的发展历程作简要之介绍，然后再以杜氏为中心，对其家学的内容、传承形式等试作探讨，以期从中了解中国整个家学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中国家学文化的内容异彩纷呈，滨州杜氏家学的丰富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家学内容的缩影和集中体现，下面即以滨州杜氏家族为例，对其家学内容作大致梳理和探讨。
(一)文化知识的传授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言:
所属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即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家学是士族保持门第不衰的不竭动力。家学中“学业之因袭”是关键，而学业因袭尤以文化知识的传授为要。在滨州杜氏家族的家学文化中，文化知识的传授也是其重要的内容。这些文化知识可分为两类:其一，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作品;其二，杜氏家族成员个人的学术论著。关于国学经典的学习，如曾为江西布政使的杜氏第八世孙杜诗，专门刻《文选》《楚辞》《医问》等文供子孙学习[27]。作为杜氏家族家学传承中的重要人物，官至礼部侍郎的杜氏第十四世孙杜堮曾专门指定子孙学习的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左氏》之文、《国策》之文等内容[28]，同时他还指出凡是“经”“史”都要学习，“子弟读书，以治经为主，阅史为佐”[29]。另外，还要学习“辞章之学”，要以“《离骚》为宗”，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班固以及潘岳、陆机、左思等人的作品亦在学习之列[30]。杜堮还教诫子孙，凡是优秀的古文都应当用心研读，提出“不学古文，不可以为时文”的观点。
除了上述国学经典及文学作品外，家族长辈的学术著作无疑是杜氏子弟获取知识的另一重要来源。杜氏家族成员中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作品集，这些成果无疑成为子孙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如杜诗有《忠孝堂存笥稿》;杜诗之孙，清初著名诗人，曾为河南参政的杜漺著有《湄湖吟集》《听松轩遗文》《礼垣疏草》《湄村全集》等;杜漺之孙，曾任广西上思州知州的杜鼒有《拙修斋集》《听松轩拾遗》等;杜鼒之子杜彤光则有《拙修斋诗》;杜堮有《遂初草庐诗集》《石画龛论述》《武镜》《治安本论》等集;杜堮之侄杜受元、杜受衡、杜受廉等分别有《东溟草》《红炉点雪斋诗草》《竹石山房诗草》等集;杜堮之孙，曾为清末顾命八大臣之一的杜翰有《云巢诗稿》;咸丰时期翰林，杜翰之弟，曾任山东团练的杜
著有《运甓吟草》等。除杜诗一脉外，其他各支也多有作品传世。沐浴在祖辈的书香之中，无疑会受到前辈文化的潜移默化般的影响。“检点遗书当过庭”[31]，祖辈的这些著作成为子孙学习的很好教材。
除了教给子弟丰厚的文化知识外，在杜氏家族文化知识的传承中，学习方法的培养也摆在了重要位置。
学习首先要注意心态的平和。杜堮告诫子孙读书要“好学深思”，“凡学，人用心曰‘静’、曰‘细’，有不静、细者，必加意炼之方可。若粗浮终是无用，即本来静、细者，亦须炼……如此方可耐得烦，应得急”[32]。
其次，读书学习还要有吃苦的精神，安于贫贱。要有远大的志向、开阔的眼界和胸怀[33]。
再次，关于读书的具体方法，杜堮还提出几条建设性的意见。如读书要“先观其大意，次寻其条理，次味其意趣”，“读经，要收纳到身心上来，读史，要推拓到事物上去”[34]，“读书之法若何……吾又有一法，曰:目在、口在、耳在……”，“读书之法，如分年计日，定立课程……吾有一法，且不必求多，只要读时面面皆到，如读经一句，便将此句上下四旁，往复寻绎，令一一透彻……旧家祖父以读书起家，即以读书传后”[35]。
最后，关于写作的指导，杜氏家族可谓详甚。杜堮提出“然文有万变，不外一真理，真脉，真气息，则万法皆真矣”的观点[36]。杜堮关于“真”字是写作关键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又说:“文法多矣，以悬崖撒手尽之。”[37]在宏观的方法指导之后，杜堮还通过具体例子的分析向子孙传授习文、写作的方法。他在《恩余续录复补》中曾“选杜、苏诗及赋并杂文，其评释、签论前后次序悉仍其旧，而余发明庭训或长言片语皆依原本”，详细列举杜甫和苏轼的诗、赋、杂文等，然后剖析评论其写法，让子孙明白诗词的写作要旨。杜堮在《石画龛论述》中总结他这种做法的目的时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将诗词的创作方法“薪火相传”，百世不替。更直白一点，就是为了本家族的家学文化能世代相传。
余发挥前训，独有取于工部少陵、东坡两家之诗而说之，而评之若斯之不厌也。古未有因前人诗为家训者，自余始。其所以领寓意指于讴思，发寄襟怀于音响，后有鲜人……薪尽火传留遗于百世者矣。[38]
中国古代家学中不乏“诗训”的例子，如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以诗训教子闻名，他在《宗武生日》一诗中告诫其子要保持其家学不衰:杜甫通过此诗告诫儿子宗武要以“诗”传家，不要贪玩，继承家学等等，其他朝代的诗训也非常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但杜堮的诗训与以往多有不同。以往的诗训多通过自己创作的诗歌来传承家学，教育后人，而杜堮则是通过讲解名家名篇让子孙明白写作的方法和道理，杜堮所云“古未有因前人诗为家训者，自余始”当为不虚，他的这种典型示范，解剖麻雀式的教育方法使子孙在诗赋等题材的写作、构思方法上得到了教育和启示，应当说对于后代写作能力的培养意义非同一般。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
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
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倾。
(二)艺术陶冶
中国古代的文化世家不乏以艺术传家的典范，如晋代的王羲之一门。王羲之从小就受父辈的影响开始学习书法，他的从父王导，书宗钟繇、卫瓘，力学不倦，行草尤工。西晋末年战乱，王导携钟繇《宣示帖》过江，后来传给羲之。从父王敦，字处仲，位至左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喜颠草，得家传之学，笔势雄健……父亲王旷，于书善行、隶，宗蔡邕遗法[39]。王羲之在渊源家学的熏陶下终成为一代书圣。其子献之受其父的影响从小学书，“他承家法，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有新的发展”[40]。后来王献之的书法成就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与其父合称“二王”。王羲之的其他几个儿子也工书，如王徽之、王凝之等。在滨州杜氏家学文化中，虽不以艺术的传承为要，但是像其他文化世家一样，艺术也是家学文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杜漺，不但以诗文名于当世，而且受家学影响，工于书法。王士祯曾言:杜漺“家世工书，君书尤遒媚，得大令之神。”[41]“大令”即指晋王献之，可见杜漺的书艺相当不错。杜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书法成就，当与其“家世工书”不无关系，足见在杜氏家学中书法传承是一项重要内容。杜漺之兄杜曦“尤善章草”[42]。杜漺之弟杜杲，也“博通秦汉古书笔法，工于临晋，得羲献之神”[43]。可见，杜曦、杜杲的书法也相当不错。杜氏家族的重要代表人物杜堮也有很高的书画造诣。《清画家诗史》载:“杜堮……能山水，工书。”杜堮不但善于书画，而且还善于向子孙传授书画的创作技法。如他曾说:“学书，有能有所不能，各种法帖具在，不患无师，但须详看识其结体、运摹之意。自汉魏以来，源流递变……其不能者，惟语之不悟也，子弟即不能工，亦不可不令遵循规矩以求端楷，执摹要正。”[44]关于作画，杜堮亦指出其法:“作画方不偏枯指，实则画中有力……”[45]等等。
(三)德育教育
关于家学中的德育内容，有学者曾提到:“中国古代家庭教育非常重视教育子女如何做人，重视子女人格的完善。因此，家学内容中，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46]还有学者谈到:“大凡名门宦族，学识礼法和德行文学在家庭教育中总是并行不悖的。”[47]德育教育应该说是家学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古代家学中的德育教育以传统美德教育为主，在杜氏家学中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忠君爱国与气节的教育。
杜氏家学中的忠君爱国教育内容，既有要通过读书“得其施于家国天下之道”“识化民成俗、尽职报国”为务的理论教育[48]，也有其他形式的爱国教育，如其宗族祠堂的楹联写道“报国承家无非是栗栗小心，成就此清门令望”[49]，可见在杜氏家学中，报国教育被看做是第一要务。忠君爱国的教育除了上述途径外，更主要是通过家族成员的身教来进行。如明崇祯壬午兵变，清军兵临滨州城下，在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杜氏家族成员自发的参与了这次惨烈的战斗。杜诗之弟杜律，天启年间贡生，曾任山西太原府职司，七十致仕归，遇壬午之变，他不顾年老体迈，毅然与州大夫协力据守，城破死之[50]。杜赋，杜诗之弟，崇祯举人，壬午之变，滨州城破被执，兵驱之役，怒骂不从而死之，其四子皆从父死[51]。杜若朴，杜诗子，壬午兵至，与其弟若昧偕守父柩，或劝之避，答曰“桑梓有难，故不当去”后，与其弟皆死[52]。整个壬午之变，杜氏一门为国捐躯有记录者达九人，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给子孙们树立了榜样，这种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无疑具有巨大的震撼力。清统治者在立朝之后，也不得不为杜家人的忠烈思想所震动，他们在康熙年间修《滨州志》时，在《忠烈传》《义烈传》等传中列入杜氏家族成员达十几人。
杜氏家学中除了重视忠君爱国的思想教育外，还重视气节的教育。在杜氏看来“气节”“志气”关乎家族的兴衰，关乎个人的存亡，不可不立。杜堮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皆是父以教子，兄以率弟，必不容己之事。无志气则必任听败坏丧失，至于根断……大家名族不数代而烟灭不可问者，其由来渐何不由此。”“故夫人莫贵于志，无志则无气，无气则无人……在家则家破，在国则国乱。”[53]“教也，以志气为先，盖人所以自立，惟在此耳。”[54]杜氏对于“志气”的教育上升到家国存亡，个人生存的高度，可见其重要性。
除了对子孙进行谆谆的教诲外，祖辈的身体力行无疑也是这方面的最好教材。如曾任江西布政使的杜诗，在桂王来本地时，曾有同年对其曰:“显名厚实，时不可失，今之上公素倾大人名，盖稍贬损，使仆游杨于上，公大人名不愈重耶?否且速谤。”[55]其同年认为，这是杜诗巴结王爷的好机会，如若不然可能会遭到诋毁。面对这样的劝诱，杜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即不与若交权，不过不为巡抚，吾以正持躬，讵以巡抚丧生平耶!”④杜诗提出自己的为人原则，即不媚上，不交权，大不了不当巡抚而已，但不能为了名利而丧失自己的人格。杜诗还为保持气节，不怕得罪阉逆魏忠贤，最后因此免官，其义举更受时人所景仰。当时正值魏忠贤权倾内外，全国各地纷纷献媚为其建生祠，而江西因杜诗反对而未建，杜诗也“以不建逆党魏忠贤祠斥罢”[56]。杜诗这种宁可罢官也不佞上的气节无疑对子孙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杜诗之后的杜家所有从政者们都能正色立朝。杜堮总结道:“一时炫赫不旋踵，而零落颓败徒劳旁观叹息者，甚无谓也，吾家自上世以‘节义’‘文章’显于当时称于后世，非崛起无根柢者。”[57]杜堮认为其家族兴旺的根节在于两点，首先就是“节义”，“节义”，其当包含气节、志气的内容。以气节传家成为杜氏家学的重要内容。
其二，孝敬与仁义的教育。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说:从两汉以来，“孝悌”成为家学中的重要内容。王永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中古世族特重孝义，将其视为承家传业的首要之义。”[58]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明清滨州杜氏家族，其家学中“孝敬”的教育依然是其重要内容。
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
杜诗在母亲去世后，徒步扶母柩自三千里外而抵家，然后“庐于墓侧，土壁席门，晨夕祭奠如生时”[59]，郡守诣庐而拜曰:“君孝子而尊乎古者，讵易得哉!”[60]康熙《滨州志》“孝友传”载:壬午兵变时，杜若昧子杜旭，在兵破州城，父若昧遇害后，旭“号哭厉骂不绝，兵识其孝，欲释之，又挺击格断，遂亦见杀，与父枕藉而死。君子曰:‘杜大男儿孝烈双全。’”杜漺之弟杜杲，曾“居母忧，庐中门外，不啖酒肉不解中衣者三年”[61]。杜堮之兄杜坊，其“父疾，衣不解带者月余”[62]。杜漺之孙杜鼒，“性至孝，生八月而孤，事母张孺人墓终身”[63]。杜堮之侄杜受元，曾任德州训导，在居官期间，“迎双亲至署，甘旨之奉务极淟洁，虽冷官，未尝不备物。尝于学署隙地辟圃数亩，植四时花木，手自灌艺，以博老人欢”[64]。杜氏子孙用实际行动演绎了孝道的精髓。
对于孝行的传承，杜堮总结道:“孝则百行可兴，不孝则百行皆堕，为人第一义也，传业承家，成德广业，莫不由此。”[65]《杜氏述训》中，对此更进一步强调，“孩提之童”要让其明白“知爱知敬”的重要。虽然杜氏家学非常重视孝道的传承，但却反对愚孝，杜堮曾云:“行莫大于孝，而愚孝则断不可。”[66]
在杜氏家学中，除强调对父母及长辈的孝敬之外，对外人则强调“仁义”。这种仁义突出表现在对穷困百姓的周济和帮助上。
杜诗在江西任职期间，遇江汉水灾，他带头“捐俸”[67]。杜氏家族第二位进士曾任甘肃巡抚的杜承式之孙杜述先，官至内阁中书，他“笃亲好友，每岁施药饵，给棺椁，解衣推食，周急(济)无倦色。巡抚于成龙表其门曰‘宾田模范’”[68]。杜鼒在任广西上思州知州期间，“上思系边地，素无麦。公捐制麦种，教民书艺，州人呼为杜公麦”[69]。杜堮之子，官至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咸丰帝的恩师杜受田，虽然位居高官，但是却非常乐善好施，讲究仁义。据载，他“乐施于亲，知婚嫁、丧葬有以贫告者，无不竭力佽助，未尝以生计自谋”[70]。另载:咸丰元年十月，因为“山东被水成灾”，他特地“捐银备赈”[71]。关于对他人施之以义举的重要性，杜堮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曾为此告诫子孙:“人既生而为人，当思于人有益，我既生当斯时，亦当于时有济。”[72]
其三，勤劳节俭的教育。
《尚书》云:“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勤劳和节俭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直为世人所重视，被历代名门大族所提倡。关于勤劳，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曾说:“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寒沙始到金。”[73]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在遗嘱中告诫儿子:“淌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业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好汉。”[74]关于节俭，宋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曾专门撰《训俭示康》一文告诫儿子司马康，他说:“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75]。
在杜氏家学中，勤劳和节俭教育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杜堮告诫子孙:“凡幼习勤苦者多成，生处安乐者多败”[76]，“凡人家之所以坏者，必始于懒，懒者，惰也，懈也，废也。读书则无上进之念，治生则无日强之思，混账过日，有此人无此人何异?况又一切下流之事业缘此而生……《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故立家者，必自勤始，保家者亦必自勤始”[77]。他认为勤劳是读书、治生、立家、保家的基础，同时还指出，勤劳对于养生也很关键。他说:“养生之道，亦无过于勤俭，务实故也。”他还进一步提出勤能补拙的思想:“故常事未及而先思物有，须而早备，尚得以前之勤，补后之拙也。”[78]
杜堮不仅仅讲勤俭持家、修身的道理，还具体指出如何去实践躬行，其云:“居家，勤俭为要，固已凡事皆加意思维，凡物皆留心检点。凡人皆随时查察。内外须整洁，抑戒所云夙兴夜寐、洒扫庭内是也。门户灯火每晚宴息以前，必亲自看视……饮食衣服，但尚朴素，不得见他人之华美而羡羡，男女婚嫁，称力所是，不得艳他家之丰腴而效之。所蓄无弃材，所饬无废物，量入为出，毋逾其分，补敝成新，此皆俭治类也!可以练才，可以明德，可以不厌于时，可永垂于后……”[79]
杜堮与其子杜受田都是勤劳节俭传统的实践者，杜堮《杜文端公自订年谱》中载道“其随京寓七八年中，余除馆书外无他事，惟与讨论文章、古今事迹。风雨之朝、冰霜之夕，孤灯荧然，余不为倦”，“年且八十尚阅兵书，或亦堪为后进者劝欤”，第二年竟完成《武镜》三十二卷，可谓勤恳之至。杜受田也是“为学勤苦”[80]，他去世后咸丰帝曾亲临其宅，但“见其门庭卑隘，依然寒素家风”时，咸丰帝未免“增益感怆”[81]。虽然其居高位为两代皇帝所倚重，但是在居住条件上非但不讲究，以至于非常卑隘，足见其家族节俭之风。
其四，耕读结合的教育。
在杜氏家学的德育教育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向子孙灌输耕读结合的思想。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素有耕读情节，“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82]。应当说，杜氏家学中的耕读思想是中国古代“耕读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如杜堮之父杜彤光，在其父杜鼒去世后，“课弟彤辉读，卒以成名……教诸子先实行而后文章……”[83]其中“教诸子先实行而后文章”就有耕读之意。杜堮在《杜氏述训》自序中明确谈到其父杜彤光，“教余兄弟，内课读、外勤耕，夙兴夜寐，又二十年如一日”。可见，杜彤光是杜氏家族耕读文化的实践者之一。杜堮也是这一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说:在这里，杜堮对于祖上传承的“耕读结合”的思想又进一步丰富，其一，“耕作”是世家大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二，不参加“耕作”则不能体会到劳动的艰辛，无助于读书。参加耕作劳动可以对子弟进行思想教育，是杜堮耕读思想的闪光之处。杜堮除了通过文章的形式向子弟传授这一思想外，还通过其他所有可能的途径进行，如通过家族的祭祀地“家庙”文化对子弟进行熏陶，他在家庙楹联上写道“报国承家无非是栗栗小心，成就个端人正士;敦耕劝学也只是为绵绵奕叶，作养此孝子贤孙”等等[84]。
先赠公(其父杜彤光)只以耕读二者教儿孙，盖二者相依而立不可阙一……世家旧族……而无恒产，一二世恐亦渐致凌夷……故家素有根柢亦不得谓衣食奔走无荒本业也，至仕宦之裔习于安逸，尤属难成而易败，非知稼穑艰难、筋力勤苦，则无以束其心志，使安于诵读而不迁，是以二者不可偏废。[85]
总之，杜氏家学中包含有丰富的德育思想，通过这些德育思想，对子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很有帮助，对于个人优良品质的培养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为人处世的教导
中国古代家学一直非常重视为人处世之道的传承，在杜氏家学中，为人处世教育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与以往的家学相比，杜氏家学有与以往家学一脉相承的特点——儒家色彩，同时杜氏家学中的为人处世思想又有其独特之处。
其一，和谐处世、低调为人。
杜漺在《重修世谱序》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子孙，在与外人相处中“勿以族大人众为可恃，而以凭籍骄溢为可虞”。在处事中与他人和谐相处才是杜氏的目的，他们最忌仗势欺人。《杜氏述训》中的一些内容也体现出“和谐处事”的思想。如《杜氏述训》云“至家人异姓聚处，各有爱憎，或形迹介念，或言语生嫌，或小人搆衅，皆所不免”，在与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小的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对于这些矛盾该如何处理?是盛气凌人、还是以势压人?《杜氏述训》在本则给明确的处理方法，即让孩子秉承家教，“以义胜私，化其忿忮之情，求合于惇睦之意”。杜堮同时强调，作为一家人也要讲求相处的和谐，他说:“处家之道……男女之际宜严，兄弟之间宜恕，抚育之事宜慈，忿悁之情宜忍。”[86]在这里，杜堮提出家人和谐的几个原则，“宽恕”“仁慈”“忍让”等，不但如此，他还反对诸如“自居于是，责人之非”等做法，因为这样“未有不决裂者”[87]。
杜堮在总结杜氏家族低调为人原则时说:“吾家自方伯公至今，仕宦者七世，以忠孝勤俭为教，未尝染世俗夸毗之习。故皆佩服儒素，虽处华膴，无异寒畯。”[88]其子杜受田更是杜氏家学“和谐处事”“低调为人”思想的重要实践者。据咸丰《滨州志》载:“杜受田号芝农，赠大学士堮子，自儿时与众不同，无争亦无忤。”杜受田之子，曾被咸丰任命为清廷顾命八大臣之一的杜翰，在杜受田年谱中记道:府君“应事接物肫然蔼然，真有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者，与人坦白无城府，所与共事从无小忤”[89]。杨益茂先生在《清代人物传稿》中对杜受田的为人处世总结道:此语当是对杜受田和谐处世、低调为人处世原则的准确评价。而杜受田之子杜翰，虽贵为军机大臣，但“无骄矜气，赋性孝友，接物和平”[90]。杜氏家族文化中的低调为人原则可谓一脉相承。
杜受田一生谨言慎行，政务、家务均躬亲料理，与亲友和睦相处。其后虽贵为帝师，位高望重，仍淡泊处之。与人言谈和平，无疾言令色。对朝廷用人、行政建言虽多为咸丰帝采纳，但从不宣扬自炫。故李元度为其作传时称:“潜谋默运与政本之地者，语毖外弗得闻，即其门人子弟欲……”
其二，懂得付出，善于回报。
人的发展既需要个人自身的努力，又离不开他人的支持与帮助，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呢?在这一问题上，杜氏家人看得比较长远，如杜堮在《杜氏述训》中提出了“懂得付出，善于回报”的处世思想。如《杜氏述训》载:“凡能照管他人者，其后多能全自己。”此语旨在说明这一道理:能先想着他人，照顾别人的人，将来就会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也即是说，对别人的付出和回报与自己将来的发展有直接关系。《杜氏述训》又进一步强调“所簿者厚而所厚者薄，亦未之有也，更宜反转观之”，对别人刻薄而别人对自己仁厚的人，或者对别人仁厚而别人却对自己刻薄的人是没有的，而这句话的真实用意是“更宜反转观之”，也就是本则开头所云，“厚者厚”，对别人仁厚者，他人亦如此待自己。不言自明，做人要懂得付出，善于回报，而付出和收获又是成正比的。杜氏家族成员正是遵循了这条处世方法，所以不管他们在何地为官，多能得到当地百姓和同僚的支持与拥戴，他们的良好口碑和不凡政绩与其“懂得付出，善于回报”的处世思想不无直接关系。
杜氏家学中的处世为人思想还有很多内容，如“致力读书，随遇而安”“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力戒享乐，居安思危”等[91]，还有为人要“诚实不浮华”[92]，要“相人以心，勿相人以面，观人以事，勿观人以言”[93]，以及处世之中要灵活不随波逐流，要有胆识等等，在此不再一一展开。
(五)为官之道的传承
杜氏家学中也非常重视为官之道的传承，其为官之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清正廉洁，其二是顺其自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两方面内容。
其一，清正廉洁。
杜氏一门所有从政者个个是清廉的模范。如杜氏第一位进士杜其萌在任处州推官时，被称为“务矜慎、秉公直，不苟嘱托……”[94]杜诗，“任督京仓，出司宣府粮储，检盘镪羡二十五万以闻……输羡余银四十七万有奇，以佐司计之分出，中外咸称廉政”[95]。曹秀先在《杜毅亭夫妇合葬墓志铭》中曾对杜鼒(号毅亭)这样记道:(杜鼒)“亲察浮昌，奸无所容，余度支数千金，或曰:‘私之。’曰:‘先方岳公开藩于兹土，得乎余四十万金，无所私，吾职虽微，家风何可替?’遂报解。”[96]最后杜鼒死于任上，但是“宦橐萧然”，依靠“邑民捐金助榇归里”[97]。杜堮，咸丰《滨州志》中称其“持躬、清正”。杜受田在兼任内务府管库大臣期间，“茶食悉自携带……向来管库大臣月有饭银五十两，至是奏明归公，府君盖以洁己奉公为司属倡”[98]。以上足见杜氏家族中“清正廉洁”从政理念的一脉相袭性。
其二，顺其自然。
杜氏虽然以科第立于当时，显于后世，但在为官之道中，其家族却不刻意追求仕途升迁，而是要求顺其自然。如《杜氏述训》中曾提出:“学而优则仕，不优则不仕，优亦不必仕”的仕宦观。与多数读书人为求仕进“奔走风尘”，弄得一官半职后即使已“花发盈头”也在所不惜不同，《杜氏述训》中反对“官本位”的世俗观念，即“视有官为荣、无官为辱”的习俗。《杜氏述训》认为，真正的贤者不能“只为与世俗争一日荣辱”而已。为官与否，不能强求，既要看自己的素质是否能够承担这份责任，对得起所拿的俸禄，又要看自己的志趣是否适合，个人的追求不能为世俗所左右。杜堮更进一步提出:“余教子孙……不使之投供……成名不藉此也……余教之曰:‘宜使官来寻我，不可我去找官，此其效也!’”[99]
另外，其家族为官之道中还有谨慎、灵活等特点，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论述。
以上就是杜氏家学的大体内容。从整体来看，有很多内容与中国古代其他家族家学息息相通，然而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又体现出杜氏家学自身的一些特色，但通过杜氏家学，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家学整体内容的框架与结构。
(作者:杜立晖、刘雪燕，本文系2007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传承家学文化，推进青少年成长教育研究——以滨州杜氏家族为例》结项报告的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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