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框架
本研究试图探究的问题是当前推行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政府主导推行了公共服务的购买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各自作为行动者在双重制度逻辑背景下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这种动态微观基础建构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策略性关系，并完成了权力与能力的变迁。在此，我们可以观察到国家和社会力量是如何互动交往的、采取了怎样的互动机制和形式、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一种互动序列，可以形成一种临时性的因果解释模式。针对研究的问题，结合上文的理论渊源和相关概念使用，建立了本书的分析框架——“制度逻辑与行动策略”，该分析框架包含如下内容：
（1）行动与制度分析相结合，具体化为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两者是相互型构的。行动嵌入结构中，结构随行动而变迁，而后构造新的行动策略，建构新的关系结构。
（2）行动者利益诉求是行动分析的起点之一，但利益不仅仅包含经济，还包含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内容。泛化的理性选择是源头，我们把它操作化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各自的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
（3）行动者依据其所掌握的资源，同时拥有一定的权力和能力，行动者是两者的结合体。在行动过程中，权力与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也就是说单个的行动者其自身的权力能力是在变化的，而这一变化跟两者的互动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权能结构的形成过程取决于行动者的行动以及行动的原因即行动者嵌入其中的制度背景，两者是相互密切关联的。至此，我们可以将本书的图1．4分析逻辑图所示如下：
图1．4 分析逻辑的简要图示
（二）分析框架的创新点：宏观问题的中微观视角
（1）研究视角上，将政府与社会组织看成行动者，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角度，不仅重视宏观正式制度，更多关注基层组织的具体运作，揭示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微妙的互动关系，将宏观的层次下降到中观或微观层次，这样形成的研究框架更具实践性，也更具洞察力和分析效力。
（2）研究对象上，不仅关注政府一方，也关注社会组织一方。克服了以往研究要么从政府的角度，强调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监控与选择性管理，忽略社会组织的能动性，要么夸大了社会组织的策略作用，忽视了政府主导功能的问题。同时，以往研究中为数不多的关注政府的也多是集中在政府的制度、权力领域，对政府的制度创新、制度逻辑及行动策略这些微观方面关注不足的现象在本研究框架中也得以改进，我们关注到政府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各级政府对待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
（3）研究内容上，不仅展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微观互动，而且因果性地解释了这种微观互动的基础，即双方建立在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基础上的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另外本研究框架除了关注政府和社会组织构建策略性关系，还关注在互动过程中权力、能力关系的变迁过程，以及这一变迁过程对互动双方，甚至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最后，我们在研究内容上，还关注目前各级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购买，在探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之余，也探究公共服务购买机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上起双重作用。
[1] 转引自李强（1998）文中的论述，原文出处：Michael Mann，States Warand Capitalism ［M］，Oxford：Blackwell，1988，pp．5-9。
[2] 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个人按照一种投—产出的精于计算的方式选择他们的行动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有两层含义：第一，个体是有目的的行动者；第二，行动的原则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社会学中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认为，社会关系、社会结构、集体决策和集体行动等归根到底是个人追求最大功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后的理性选择结果。理性选择理论自问世以来就招致了很多批评，特别是社会学研究者，比如新制度主义学者就认为组织除效率原则外还受制度、文化等相关因素影响，很多组织的行动都有不满足效率原则的地方，他们中很多都认为人类行为多数是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并且受到规范和习惯的指引，但反过来持自由选择的观点也经常受到社会科学家的质疑，他们更乐于相信个人行为全部依社会力量而定。但本书把利益概念放入其中的话，其实组织不论满足效率原则还是制度，文化因素，其实都是在为了利益，此利益就包含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这样理性的概念就被扩大到拥有更多的解释力。
[3] 政府内部因部门利益和差异导致的分散威权主义（fragmentedauthoritatianism），部分政府部门也会跟社会组织形成某种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帮助其实现部门职能和提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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