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化”协调关系的实证总结与思考

人口的城镇化与产业的非农化，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李克强总理指出，城镇化的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驱动力。云南省作为欠发达的边疆地区，在自然表征和社会构成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其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的协调发展道路有着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特殊性。本书基于“两化”协调发展的基本内涵，力图揭示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发展的协调状态。我们通过实证观察认为：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并未能实现协调发展。一是未能同趋发展，尤其是各州市呈现出的两者不均衡分布；因此启示我们，云南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进程，要注意非农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在非农产业发展进步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二是未能呈现良性互动，因此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的经济内涵，把握二者的作用机理，使得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产业非农化带动人口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促进产业非农化发展，二者互为支撑、相互促进。三是未能实现良性协调，一些州市表现在非农产业发展不足、一些州市表现在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当然也存在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发展双重滞后的州市；因此我们在推进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进程中，不能过分偏重人口城镇化发展或非农产业化发展，人为造成二者的失调。总之，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是未来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两大引擎，两大抓手；我们要始终坚持：二者同步协调、良性互动、二力并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15]

基于云南省“两化”未能实现协调发展的研究结论，还可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呈现一个倒U型关系（见图2-7）。这种倒U型关系的存在，集中表达了“两化”失衡的矛盾冲突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2000—2012年云南省人口城镇化率从23.36%达到39.31%的水平，其间名义人均GDP收入由4 770元达到22 195元；剔除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按照200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12年云南省实际人均GDP也达到了7 130元；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相同的运行轨迹（见图2-6），据此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图2-6　云南省2000—2012年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图

为进一步观察和揭示二者的关系机理，并且能够对二者关系有一个动态的认知，我们引入DCC估计（动态相关系数）。这里需要做出说明的是：按照现有城镇化常住人口统计口径，城镇人口主要由两大类人口组成；一是城镇户籍人口，二是城镇非户籍人口。我们分别测度了这两类城镇人口与经济增长的DCC系数（见图2-7）。

图2-7　云南省户籍人口、城镇非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均GDP的DCC图

通过图2-7，不难发现两类人口中城镇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均GDP的动态相关系数处于低位运行，其最大值尚不足0.45，呈现“升—降—升”的演进趋势；城镇非户籍人口与实际人均GDP增长处于高位运行，其最小值仍在0.9左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此认为：云南省城镇人口中非户籍人口与经济增长关联密切，城镇户籍人口与经济增长处于低位相关。接下来我们引入EKC模型来检验两者是否会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

模型的引入与计量分析。EKC模型中函数形式有：线性、二次多项式、三次多项式、logistic函数、指数函数等，本书选择学界常采用的三次函数形式。考虑到数据的不平衡会导致模型的伪回归，我们通过ADF方法进行检验，数据变量之间存在同阶协整关系，可以进行模型估计。EKC模型的三次函数表达公式如下：

P＝α0＋α1 u＋α2 u2＋α3 u3＋δ

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P＝38.995-3.553u＋0.118u2-0.00123u3

其中F＝178.23方程总体显著，R2＝0.983曲线拟合效果很好，常数项P＝0.0065、U的P＝0.0095、u2的P＝0.0082、u3的P＝0.0091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因此，我们的模型具有很好的计量意义和实际参考价值。方程三次方：u3前的系数为负数，据此我们认为云南省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在计量分析层面上存在倒“U”型的函数关系。依据现有数据，我们模拟出了云南省实际人均GDP与城镇化率的运行轨迹（见图2-8），不难看出：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城镇化达到一定指标值时，实际人均GDP不增反降。这一过程出现两个区域：一是正效应区，在人口聚集带来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下对经济的发展的推进作用是明显的；二是负效应区（阻滞效应区），人口城镇化的持续发展不仅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反而对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阻滞效用。

云南省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负效应的出现，正是“两化”未能实现协调发展“负向反馈机制”的集中表达。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劳动力“低成本红利”难以持续促进“非农产业发展”。在“两化”互动关系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口城镇化对非农产业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十分有限。在DCC动态相关系数的模拟中，我们也看到：非城镇户籍人口与经济增长关联密切，高度相关；而城镇户籍人口与经济增长处于低位相关。因此，非农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非城镇户籍人口市民化的顺利实现，这也是人口城镇化的基本要义。统计数据表明：云南2000年城镇总人口990.6万人，城镇化率为23.36%，户籍人口占比15.48%，半城镇化泡沫7.88%；截至2012年城镇总人口1 831.5万人，户籍城镇化率16.60%，半城镇化泡沫高达22.72%；半城镇化现象未能有效改善且有持续加重趋势。在云南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制度阻滞，接近一半以上的人口被一纸户籍制度无情地从城镇居民中剥离出来，得不到有效的制度认同；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时”。这种牺牲掉特定群体利益的人口城镇化模式，短期内政府财政负担小、经济运行成本低，由此造就了当下城镇化发展的最大“制度红利”，在这种制度红利下，一定时期内可以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有助于迅速提高生产能力，推动非农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但是这种“制度红利”无益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也难以为继。一是工作报酬与预期产生差距，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使得进城农民对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增大，因此他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增加储蓄以抵御未来风险，因此这种低质量的城镇化模式不能利于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二是农民市民化进程是建立在自我价值实现的基础上，随着意识的增强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他们要求享受与他们付出所对等的公平待遇，一定时期内城镇化的成本会增加，“低成本”红利会随之消失，短期内虽然会损害城市的产业竞争力，导致经济增长的短期回落；但是从长远利益来讲，这一过程不可避免。

图2-8　实际人均GDP与城镇化率模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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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刘世锦，陈昌盛，许召元，崔小勇.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6）：4-16.

【注释】

[1]本篇撰稿人：朱要龙（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在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存在“政府悖论”的事实（景春梅，2010）。张孝德（2002）指出：“中国实施城市化战略需要政府，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尚严重存在的制度环境中，存在着诱发政府脱离市场导向，以计划方式推进城市化从而引发城市化泡沫的风险。”

[3]蔡昉.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社会福利制度统筹［J］.经济学动态，2010（12）：4-10.

[4]参考李清娟.产业发展与城市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2。苏林.福建省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发展关系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3.

[5]马晓河.积极推进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J］.前线，2013（1）：33-36.

[6]在当下城乡差异是十分显著的，尤其是表现在城乡之间的收入上，以云南省为例，按照云南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云南城乡收入比为4.36∶1，即便至2012年城乡收入比仍高达3.89∶1。

[7]马晓河.积极推进城镇化释放内需潜力［J］.前线，2013（1）：33-36.

[8]Jacobs.J.The Economy of Cities［M］.New York：Random House，1969.

[9]吴福象，沈浩平.新型城镇化、创新要素空间集聚与城市群产业发展［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4）：36-42.

[10]吴福象.城市群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引擎［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7-11，B06.

[11]谢方.基于产业集群的农村非农化研究［D］.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8.

[12]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chw.am／。

[13]尽管本研究选取的U（p）、F（n）指标非常单一，不能深刻表达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丰富内涵，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以后研究的可比对性，由此选取了学界常用的量化指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云南“两化”协调关系的基本判断。

[14]本量表的等级划分标准，参照：李刚，魏佩瑶.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3（5）：72-79.

[15]参见谭鑫，朱要龙.西部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实证研究［J］.学术探索，2014（5）：59-63.朱要龙，谭鑫.云南省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协调关系的实证分析［J］.文山学院学报，2014（5）：10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