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与韩国劳动运动的制度化

（一）自由化、转型与民主巩固

民主转型研究时常将转型的过程分为威权体制的自由化、转型和民主巩固三个阶段。施耐德和斯密特（C.Q.Schneider&P.C.Schmitter）将各个阶段发生的典型事件总结如下：^[61]

表7.2.1　转型过程各个阶段发生的典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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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转型的三个阶段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因果关系。威权统治者经常要被迫发起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以此来减少反对，甚至吸纳它。然而在林兹看来，自由化并非减轻政治压力的好办法。^[62]自由化的过程减少了反对者参与制度内政治的激励，给了他们更大的空间来试探自由与权力的边界。反对者所表现出来的“贪婪”和“更大的胃口”明显超出了威权者所愿意让渡的空间，如果威权者转而诉诸镇压来对付反对者“得寸进尺”的要求，而且这样的镇压是有效的话，就意味着自由化的失败。如果威权者的自由化举措使得社会要求自由的压力一发不可收拾，政权就可能被迫以民主化来应对。但是正如施耐德和斯密特所指出的，对于自由化和民主转型间的关系存在两个显著的例外，一个是所谓的“不自由的民主化国家”，最为典型的是土耳其，它在政体转型前并没有明显的自由化举动，另一个是所谓的“自由化独裁国家”，即那些能够有效地操控自由化的范围和限度，社会上并不存在民主化压力的国家，最为典型的是中东和北非。^[63]

对于转型，亨廷顿指出了存在三种基本的范式，即“变革”（transformation，由执政精英领头实现民主）、“置换”（replacement，反对派团体领头，威权垮台或者被推翻）、“移转”（transplacement，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达成妥协，联合行动走向民主化）。韩国通过“移转”完成了转型，即“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而实现的”^[64]。“由于转型是通过精英间的协议和协商达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未触及威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威权因素在新生民主政府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中延续……韩国的民主是保守的。”^[65]转型方式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影响转型过程本身，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转型能够采取的民主样式及民主在将来得到巩固的可能性。

（二）政治转型背景下韩国劳工运动的嬗变

威权体制的自由化与民主转型为韩国的劳工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际遇，劳工建立工会、罢工和开展集体谈判的权利被视为宪法民主化的核心与标志，这推动劳工抗争更多地依托组织展开。在1987—1988年，国家第一次从工作场所撤出，对劳资关系采取中立态度。卢泰愚避免让政府直接介入资方与工会间的工资谈判，现代重工发生罢工后，卢泰愚也拒绝派遣防暴警察，^[66]这让资方突然赤裸裸地承受了激进劳工的冲击。习惯于威权保护的资方对此完全没有准备，不得不向工人大幅让步以换取产业和平。^[67]在经历了初期的手足无措后，资方很快整合自身力量试图恢复对劳工的控制。1989年12月，韩国主要企业协会成立“全国企业组织协议会”（National Council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s）来协调业界对劳工问题的回应，协议会坚守“不工作、无工资”原则，反对不合理的工资上涨，主张用暴力来应对“暴力和颠覆行为，以及不公正的要求（劳方参与管理和人事）”。^[68]几乎与之同时，劳工团体开始推动在全国和地区层面上组建新的中心工会。出于与资方对抗的目的，工会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并最终形成了两大全国性工会组织。在此过程中，韩国劳工工会的数量从1985年的2534个增加到1988年的6412个和1992年的7527个。工人罢工的数量从1986年的276起，增加到1987年的3749起，1988年的1813起和1989年的1616起。^[69]“劳工骚动以惊人的速度横扫全国，使得几乎每一个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都陷入了瘫痪。几乎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产业部门或没有哪一种规模的企业免受劳工骚动的影响。”^[70]劳工抗争的成果也异常丰硕。据统计，1985—1995年间韩国制造业工人年均工资增长达16.7%，相比于日本是12.7%，美国是3%，中国台湾是9.8%，中国大陆是2.8%。^[71]

表7.1　制造业中的小时工资指数（以2005年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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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Explore Korea through Statistics2010，http：//kosis.kr/eng/.

然而削弱劳工运动的因素也很快出现。首先是产业工人的内部分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大企业工人与小企业工人间分化加剧。进入90年代，受到长期雇佣、得到法律契约和工会保护的工人与非长期雇佣、工作不稳定、很容易被遣散的工人间又出现明显分化，这削弱了工人团结的基础。其次，转型后原先统一的反威权阵营基于对民主的不同理解呈现分裂苗头。激进的人民运动（即“minjung运动”，成员包括工人、农民、低收入城市居民），以阶级为基础建立，支持实质民主（substantive democracy），倾向于从更全面的视角认识民主，强调社会经济平等、克服依附经济、国家统一等。温和的公民运动（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倡导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价值，主张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倾向于一个狭隘的民主定义，认为选举体制的建立标志着韩国民主化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们的目标应该转向巩固既有的民主体制，而非重新改变政治规则。^[7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类运动间出现紧张和竞争，并最终导致人民运动与公民运动的彻底分裂，得不到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公民运动的支持，韩国劳工运动的力量大受削弱。

（三）韩国的选举政治：低度政治化的阶级分野

正如民主崩溃研究发现的，转型民主，尤其是那些从一个根深蒂固的冲突情景下转变过来的体制，通常需要有更大的包容性。“在多数西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两个或者三个主要的政党经常能够合理地预期通过权力更迭或者执政联盟的转移有着定期的执政机会，这非常不同于零和政治类型，而这是很多分裂社会的特征。这是为何‘赢者全得’的选举体制经常被看作导致发展中国家民主崩溃的理由之一。这样的选举体制倾向于将少数族裔从议会代表中排除，在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体制下，这会轻易导致一个种族团体对于其他种族团体的完全主导。”^[73]韩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单一民族国家之一^[74]，折磨着很多新兴民主国家的种族及与之相关的宗教、文化、语言等问题没能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竞争的轴心。

新民主国家头几轮的选举常常是在大量组织糟糕和不稳定的政党间进行的，明显不同于很多稳定民主国家选举的结构化特征，然而正如一些研究所主张的，这些选举有着更为深远的后果，“因为在新民主国家中政治竞争的长期基础依旧是需要争夺的，而那些稳定民主国家政治竞争的基础已经被界定完备。在新民主国家中，头几轮的选举竞争决定的不只是谁赢得或者失利特定的一次选举，而且可能决定了哪一种的社会分野将被去政治化，哪一种社会分野将被作为政治冲突的持久基础”。^[75]自从1987年第一次民主选举以来，韩国选举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特征是地域主义和保守主义。^[76]这两个特征都可以追溯到威权统治时期。地域主义发端于威权时期的地域歧视，是湖南地区被持续排斥在核心政治外的结果。保守主义源于冷战和反共的历史中，依据金原益（Wonik Kim），韩国选举政治中的保守主义有两个主要的表现：一个表现是韩国缺乏有效的左派政党。韩国的劳工阶级一直没能拥有自己的政党代表，民主劳动党直到2000年才得以组建，2004年才成为议会政党。第二个表现是该阶级只是社会利益的片面代表。政治代表不足在任何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都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趋势，但在韩国要更为明显。公民团体整合了低度代表或者未被代表的社会利益，充作一个准代议组织。为了利用这个未被充分代表的政治空间，新的政党被组建，既有政党也不断与其他政党合并或者联合^[77]，并尝试寻求可能结盟的公民社会组织，结果是政党政治尚不能“结晶”，1987年到2007年间韩国政党的平均寿命只有5年^[78]，选举结果也呈现较大的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