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增加的社会冲突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一点起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裴宜理所主张的，她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有着长期的政治动员传统，中国既有的社会抗争体现的是一种规则意识。为规则意识所驱动的民众抗争对于政权不构成重大挑战，事实恰好相反，通过提供对地方官员违规行为的有效制约，它能够支撑而非破坏既有政治系统，因此，中国近年来社会抗争现象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政权力量的衰弱。[92]与裴宜理针锋相对的是裴敏欣，他断言，社会冲突有潜力最终成为政权的一个重要政治挑战。[93]处在二者之间的是欧博文和李连江等人的论述，他们并不认为社会冲突只会对既有政权构成支撑，也不认为它们能够发展成为挑战政权的力量。“下岗工人的悲叹并不会容易地与负担过重的农民的大声疾呼或者批评性知识分子的抱怨，或者少数民族、妇女的抗争产生共鸣。这些团体面临着非常不同的困境，以各不相同的概念来建构他们的不满和要求，难以超越阶级、地域、性别、宗教、民族、居住地或教育层次。鲜有抗争采取明显的政党或社会运动形式——超越单一地域，涉及多重议题，对党的领导提出全面的意识形态或组织挑战。”[94]
以略微不同的方式，韦德（Andrew G.Walder）得出了类似结论，其理由是：第一，抗争没有涉及政治上具有战略地位的群体，主要参加者是农民、夕阳产业中的下岗工人、领取养老金者、城市贫民区（棚户区改造）中的居民。这些参加者没有包括中国增长部门的职工，也没有包括从中国经济转型中受益最多的人群。第二，抗争没有位于政治上具有战略地位的企业或地区。农民抗争者分散在众多的农村中，下岗工人的抗争集中在孤立的“生锈地带”，他们远离政治经济中心，这使得协调与联盟不可能出现。第三，这些群体的不满都关注具体的地方性议题，指向特定的企业或地方官员，没有指向中央政府或者整个政权的议题。议题和目标的地方化属性使得它难以对全国层面的政治产生作用。第四，参加这些抗争的动机显著地区分出了受影响的人群和其他人。那些有幸保留他们工作的人并不支持他们的前同事，依然保有耕地的农民也不会参加失地农民的抗争。[95]
进言之，迄今为止，社会冲突究竟在何种层次上塑造或改变了我国的政府行为？欧博文和李连江认为集体抗争以多种方式影响政策执行。[96]蔡永顺认为，抗争有助于或者导致了政策调整，这既包括修改或者废除直接引起民众不满的政策，也包括建立新的政策来解决触发抗争的问题或者包容抗争者的要求。由抗争所推动的政策调整包括农村税费政策的改变（农业费改税、取消农业税）、再就业服务中心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方法的改革等。[97]抗争也有助于推动决策机制的调整，尽管政府依然主导着政策过程，但民主决策成为一种潮流，它被看作是使政策反映民意，防范不受欢迎的政策出台，并因此在执行中遭到民众抗争的方法。此外，抗争也会对抗争者产生深刻影响，“参加抗争的经历会让很多人重新思考他们与政权的关系，同时提出了新的问题，鼓励创新性的策略，激发对于政治变革的思考。在一些时候，这导致了拥有权力的感觉，愿意参加更具破坏性的行动。在另一些时候，它导致了幻灭和绝望，尤其是当官员的拖延、忽视或者压制削弱了他们的抗争信心时”。[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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