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应与引领“新常态”中开辟治国理政新境界

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理论渊源，都是在继承前人有关理论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称不上是新的理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形态，也是对前人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并发展的结果。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理论渊源，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供基本理论资源和哲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直接理论来源。

第一，在继承中开辟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在实践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的根本路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把握，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是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最新部署。每一个“全面”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重大创新成果。同时，“四个全面”更加突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迫切性，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更加突出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统一起来，使我们对“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理解得到进一步拓展；更加突出社会主义法治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基础地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更加突出对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诠释更加全面，开辟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内容，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每一项都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每一项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逻辑延续，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第二，以适应与引领“新常态”为发展主线。新常态的“新”就是“有异于旧质”。这就意味着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发展路径、发展动力、发展目标与理念等都与旧常态下的情形大相径庭，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而“常态”就是时常维持的状态，即这种新的历史时期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新常态方法论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发展主线就是从上述意义上而言的。因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同样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品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新常态方法论一样，两者都蕴含着量变与质变相统一的矛盾理论与思想。首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治国理政的整体层面廓清了全貌，抓住了关键，拎起了总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智慧结晶。从整体上纵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诞生，它无疑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国家治理中的一次“质”变与飞跃，从这一意义上说，新常态方法论则是贯穿于这一“质”变与飞跃发展过程中的本质精神。其次，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后的发展演变进程来看，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领经济社会发展时期的每一次改革都是一种部分的质变，也是某个领域发展中的一次飞跃，体现了新质对旧质的扬弃，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因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时时刻刻与现代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与问题相碰撞、相作用，互相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竞长争高。因此，新常态方法论不仅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与发展中的一条发展主线，而且也是它下一步转型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思想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