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宗教的崇拜与崇拜

玛雅宗教有一种极强的二元论倾向。在他们的万神殿里有明确的善恶之分，好神和坏神共同左右他们的生活。好神如雨神、蛇神，带来雷电、降雨、丰收；恶神如死神、战神，则会带来死亡和毁灭。好神和恶神之间永恒的冲突，在一幅玛雅绘画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雨神恰克对一棵小树表现出呵护之情，努力扶持小树生长；而死神阿·普切却将小树一劈为二。好神和恶神不仅通过彼此争斗来控制人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并且还竞相争取人的灵魂。玛雅人深信，他们的一切祸福都取决于神的情绪和力量，这也是祭祀、庙宇在玛雅社会生活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一个原因。

然而，也就是通过这种宗教二分机制的设立，玛雅人将一种对立而统一的复杂机理深深扎根在了无意识中，致使他们不可能用静止的单向思维来看待世界：在小树茁壮成长的时候，他们意识到死神随时可能以各种方式将其摧毁；在和平丰收的季节，他们仍然要为随时可能来临的灾祸而祭祀；他们始终能在乌云中看到太阳，在战胜时看到失败。这种祸福相继、无常为常的思想，从幼年起就扎根在每个玛雅人的心中。

玛雅的神话故事讲到，当世界还是混沌无序之时，居住在天界圣树上的好神鹰神主持诸神会议，来决定河水的流向。诸神为此争论不休，但大多数神的意见认为，所有的河流都应是水既能往下游流淌，也能以同样的速度往上游流去。仲裁者鹰神也倾向于此，他觉得这样对于即将诞生的人类来说，日子就会很好过了，即便是逆水行舟也不费劲。但是，侍神乌鸦和貂神却不同意，理由是，这样会使得瀑布倒流，鲑鱼就不可能停下来产卵，当然人类也就不可能捕获鲑鱼了。最后商议的结果裁定，一切河流都应该往一个方向流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玛雅人在解释了自然界的现象的同时，也意识到一切事情的利和弊是不可分的。

玛雅的其他神话也表达了类似的观念。例如鹰神提议要把湖泊变成草原，让河流从草原穿过，以方便人类采掘和搬运卡玛斯蒜块。但鸦神认为不能让人类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应当先劳后获，辛勤地谋生。鹰神又想把鲤鱼造得个头更大些，好让人们饱餐肥大的烤鱼。鸦神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不该让人们少劳多得。大地上的子民难免生老病死，鹰神对此很同情，他希望众神帮助人类死而复生。鸦神则认为正因为人死后不能重返人间，人类才会更懂得珍惜生命。总之，世界上的一切尽管是由好神统管，但事实上却是按照坏神的意见做出安排的。

最初的玛雅宗教可能只是简单的自然崇拜，把影响他们生活的自然力量人格化。太阳、月亮、雨水、闪电、飓风、山川、森林、河流、急湍，这些自然力量包围着玛雅人，其交互作用构成了他们渔猎生活的背景。

这样简单的自然力崇拜并不需要什么像样的组织形式，因此就没有祭司和秘传的知识来阐释它，没有一套祭祀的仪式来演示实践它，也无需特别的地点来用于崇拜，比如庙宇之类。毫无疑问，每个一家之主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家庭的“祭司”，家庭庙宇无非是一处临时的小茅屋，紧挨着居无定所的临时住处。这种情形直到现代，还能在个别偏远的玛雅部族中看到。

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兴起，玛雅人有了固定的居所和较多的闲暇。这时，玛雅宗教日益变得成体系起来，众神也越来越特殊化。肩负着向群众诠释、传达神的意愿等责任的祭司出现了，一种对像样的宗教场所（圣地、庙宇）的需要也因此出现了，宗教逐渐成了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事务。定居生活使得较为永久的仪式中心变得可能，人们也有信心去建立野心勃勃的圣地（花费长期艰苦的有组织的劳动），并发展出更加精细的宗教意识。

许多个世纪，或许几千年，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流失了。在这段时间里，玛雅宗教无疑发展得相当缓慢，但个性化的神祇在发端，祭司集团在形成，繁复的仪式和精致的圣地（还不是石料建筑）也逐渐确立。这段时期结束于玛雅历纪年7.0.0.0.0或另一说7.6.0.0.0，也就是公元前353年或235年，其成果是催生了玛雅人先进的农业、高明的历法编年和精致的象形文字。

确实，历法、编年和象形文字这三项祭司的发明专利，给玛雅宗教带来了重大的转折，使得它越来越复杂化和形式化了。一种独特的宗教哲学渐渐成型，它围绕着日益被重视的天文现象，包含着历法编年中的神祇。考古发掘工作基本上证实了这种重大的宗教转折，公元前3世纪就是其重要的时间标志。

从这以后，特别是现存材料较多的玛雅古典时期（下限为公元9世纪），玛雅的宗教哲学并无重大的变化。它相因相袭，历经千年却始终没有大的突破。也许是因为玛雅人把创造的潜能都宣泄到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心力的石料建筑、雕刻中了。那种劳神费力的方式，乃是精神上不断重复的“论证”和“固化”。

到了公元4世纪，玛雅文化，主要是它的宗教哲学上鲜明的特征，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了。在那些被认为是玛雅文明重要策源地的地区，如佩腾湖畔，玛雅宗教业已成为一种高度发达的“迷信”。它以自然力量的日益人格化与越来越老熟的哲学的复杂融合为基础，天体被神格化，时间则被用世所罕见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加以崇拜。这一由公众供奉的宗教，本质上却又是高度秘传的，它由一个组织严密的包括天文星相家、数学家、先知预言家和精通仪式者的祭司集团掌握和诠释。随着它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又派生出世俗的力量参与诠释和主持，这也就是“巫王共源”的文化史规律在玛雅的体现。

10世纪以后的后古典时期，政治与宗教的联姻日见明显，这或许也有外来的军事征服导致宗教冲突、变异的因素。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墨西哥中部的托尔特克人带来了人祭和偶像崇拜等较低级的东西。据古典期各种雕刻流露出来的和平主义宗旨看（几乎没有人祭），那时的玛雅宗教也必定是庄严堂皇的，而不会像人祭那样恶心残暴。在这个玛雅文明的黄金朝代里，似乎也没有广泛使用偶像的现象——无论是石头的、木质的还是陶制的。而我们知道，宗教发展到高级阶段就会日益抽象化，日益针对人的心灵。比如说基督教就反对偶像崇拜，上帝无须经过世俗形象也能在人的内心生根。而中国先秦也是因为不崇拜有具体形象的神灵才促生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

以10世纪为转折点，玛雅宗教略失水准。除了继续建造公共大型宗教场所和偶像雕塑之外，政治贵族、宗教祭司和社会贤达们也都在各自的家中设立了小型祈祷场所和私人专拜的偶像，私下里做着祷告和献祭。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偶像多得令人瞠目结舌，感觉似乎是神祇都不够用了，只好把几乎每一种动物或昆虫都当成一种神来崇拜。一位17世纪的西班牙传教士在描写佩腾—伊扎湖畔最后一个独立的玛雅城堡塔亚沙尔（Tayasal）时写道：“他们的公共偶像，就像鳞次栉比的街道房屋一样多。”有人说玛雅偶像有10万个以上，甚至有人说有上百万个。即使这两种说法有夸大其辞、言过其实之处，但几乎所有当年游历过玛雅地区的人全都同意有着巨大数量的偶像存在。实际上，每个玛雅人，无论是贵要还是祭司，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全都有他自己的偶像崇拜物。

◆　征服者阿尔多南，科尔特斯被奉为羽蛇神（〔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第277页，文良文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

在这一大群神灵中，有许多是专职祭司的创造物，我们不妨称这种“创造”乃是祭司们欺骗人民的手段。普通玛雅人，即那些种玉米的农夫，用血汗维持着整个庞大复杂的政治、社会、宗教体系。他们认为人之所以能活着，是得了雨神恰克（Chac）的恩赐；假如神一发怒，他们也就要遭殃了。这样一套观念及其在世俗生活中的功能，构成了玛雅人世界的“真实”。中美洲各民族普遍信奉羽蛇神。这个大神，在阿兹特克文明中地位很高，也就是说在玛雅文明区以北的墨西哥盛行，而在玛雅人中的地位则有所不同。早先的玛雅人很可能也是敬奉它的，例如古典时期，玛雅“真人”所持的权杖，一端为精致小人形，中间小人的一条腿化作蛇身，另一端则为一个蛇头。但是，从玛雅祭祀活动和神话中看，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羽蛇神。而到了后古典时期，权杖上的蛇形出现了多种变形，基本形态完全改变，成为上部为羽扇形、中间为蛇身、下部为蛇头的羽蛇神形象。

后古典时期的玛雅人确实对羽蛇奉若神明，甚至可说至高无上。事实上，它是一个舶来品，是北方墨西哥的托尔特克（Toltec）人入主尤卡坦半岛玛雅地区时带来的北方神祇。羽蛇神的名字叫库库尔坎（Kukulcan），是带来雨季，与播种、收获、五谷丰登有关的神祇。很显然，只有中心转移到干旱的尤卡坦半岛的后古典期玛雅文明，才需要这样一位能带来雨水的神灵，而古典期玛雅文明地处热带雨林区，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宗教需求。

羽蛇神与雨季同来，而雨季又与玛雅人种玉米的时间相重合，因而羽蛇神成为玛雅农人最为崇敬的神。在现今留存的玛雅古城奇布查，就有一座以羽蛇神库库尔坎命名的金字塔。在金字塔的北面两底角，雕有两个蛇头，每年春分、秋分两天，太阳落山时，可以看到蛇头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与许多三角形连套在一起，成为一条动感很强的飞蛇，象征着在这两天羽蛇神降临和飞升。据说，只有在这两天里才能看到这一奇景。所以，现在它已经成为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而在当年，玛雅人可以借助这种将天文学与建筑工艺精湛地融合在一起的直观景致，准确把握农时的同时，也准确地把握了崇拜羽蛇神的时机。

◆　奇布查祭坛与金字塔

羽蛇神的形象还可以在玛雅遗址中博南帕克画厅等处看到。要说它的形象，与中国人发明的牛头鹿角、蛇身鱼鳞、虎爪长须、能腾云驾雾的龙着实有几分相像。起码在蛇身主体加腾飞之势（羽蛇的羽毛）的基本组合以及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如云纹、弯须之类，相象度很高。许多到过玛雅遗址的中国人，都惊异于这种相似性；外国的一些学者中间，也广泛流传着类似的猜测。此外，如画厅一室屋顶上画的羽蛇头、玛雅祭司所持双头棍上的蛇头雕刻，与龙头也极为类似。而且，羽蛇神崇拜和中国对龙的崇拜都与祈雨有关。然而，要证明中国龙与中美洲羽蛇神的传播、吸收关系，难免有很多牵强之处，不能简单地在羽蛇神和中国龙之间画等号。

玛雅地区的水资源是非常不平衡的。尤卡坦半岛的整个北部地区几乎没有河流，干旱的气候与美国弗罗里达中南部相似，降水量极为有限。玛雅地区越往东南越湿润，热带雨林气候特征越明显。降水的地区性变化与地形地貌的差异相结合，造成了玛雅地区资源状况与经济生活的差异。从北部广大的平原说起，这片土地上现存着玛雅后古典时期（也即新王国时期）最重要的几个城市中心奇布查、玛雅科潘和乌希马尔的遗址。10世纪以后，玛雅文明的重心转移到这里。这片土地的自然条件与古典期文明中心所在地区完全不同，这也使得后古典期玛雅文化出现了异变。

干旱地区的玛雅人，生存的第一问题是水。所以，辉煌的奇布查城就建在两个大型石灰岩蓄水坑边上，这两口天然井也就成了玛雅人的“圣井”。奇布查若逐字转译，即是“伊察人的井口”。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天不下雨，于是，玛雅宗教史上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出现了——雨神恰克（Chac）日益受到崇奉，地位大有凌驾第一大神天神伊扎姆纳（Itzamna）之势。这就好比中国常为祈雨操心的古代农民变得不敬玉皇大帝、专奉龙王爷一样。我们固然可以把这些变化归之于来自墨西哥托尔特克人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缺水问题才是导致上述宗教变化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玛雅人对雨神的崇拜（实则是对水源的渴求）极为虔诚，才使得他们的献祭活动愈演愈烈，献祭的规格越来越高，最后竟出现了血淋淋的人祭。退一步说，即使人祭活动确系舶来品，那么其“发扬光大”也与对水的迫切渴求有关。

玛雅祭司们的主要工作从后古典期开始也变成了求雨，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还曾有来访者目击——小村子里一位年届八旬的老祭司主持祈雨迎神活动，向恰克祈祷：“啊！云，我恳求您马上来临，带给我们生命。雨神恰克啊，我奉献面饼和肉食给您……我对您的请求是给农民以生命，下雨吧，在他们劳动的地方，重新给他们生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