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体裁分类

叙述体裁分类_广义叙述学

本书检查各种文献，对文本意向性问题的学术发展作一个简略回顾。各家理论、观点相当一致，只是论述重点有所不同。奥斯汀以言行事讨论，可能最为清晰;格雷马斯可能更为多变;雅柯布森可能更为全面;但是邦维尼斯特理论或许最为简洁明了——三种语态与三种时间对应，使体裁比较整齐地分为三种。

本书建议:叙述的所有体裁，可以按照邦维尼斯特的三语式论，分成以下三种时间向度: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种时间向度，在分析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它们把所有的叙述整齐地分成记录、演示、意动三个基本型。没有这样的三种时间向度关注，叙述就无法为接收者提供基本的文本意向性。

第一种:记录类叙述诸体裁，以小说和历史为代表。其中起主导功能的模态，是邦维尼斯特说的“陈述”，主导的语力是奥斯汀说的“以言言事”:言说本身就是目的(按奥斯汀的解释，“以言言事”注重“说话行为本身”。)。不是说记录类叙述不可能用来达到什么目的，目的性并非叙述的内在部分，而是意义的符用延伸:“以叙言事”这种功能占据了表意过程的主导地位，其他目的虽然在作品中也存在，作为体裁类型，叙述的目的就是言事。这种叙述——以历史、小说、新闻、壁画等为最典型体裁——倾向于使用文字、图像等人造的“特制”记录媒介，因为记录类的叙述朝向过去，以记录为主，媒介的持久性就可以保留给后代的接收者阅读。

第二种:演示型叙述诸体裁，以戏剧、比赛、游戏为代表。主导模态是邦维尼斯特说的“疑问”，主导语力则是“以言行事”，是“为施行某目的而叙述”(按奥斯汀的解释，“以言行事”是“说话中演示的行为”)。因此，“以演行事”也可以理解为“演示中演示的行为”。演示固然可以达到其他目的，一旦剥夺了演示的现在在场意义，演示就失去了最基本的情节推进动力。正如贝尔西对“疑问式文本”的描写:“哪怕这种文本不是如邦维尼斯特所说的‘试图从读者那里得到某种信息’，它们也是在邀请读者对文本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46]此类叙述——以戏剧、比赛、游戏为典型——使用“非特制”媒介(即不是特地制造作为符号传送用的媒介)，例如身体姿势、表情、言语、实物等。而心像作为幻觉与梦的叙述媒介，也可以算成演示类叙述的一个亚类。

第三种:意动型叙述诸体裁，以预言与宣传为代表，主导模态是祈使，主导语力则是“以言成事”，是“为促使听者实行某目的而叙述”，(按奥斯汀的解释，“以言成事”是“用说话演示的行为”，说话即为了达到目的)。意动叙述的“以言成事”可以理解为“用叙述达到某种目的”。意动性叙述体裁——以预言、祈愿、宣传、命令、广告等为典型——因为其意向张力特别强，不会因为媒介的物理性质而改变，所以可以用文字、图像等过去性媒介，也可以用身体、实物等现在性媒介，更可以用胶卷与电子等“过去现在”媒介。马戈林指出:“在预示叙述里，时态与情态基本上交织在一起(有人甚至会说，未来本身就是一种情态)。”^[47]的确，未来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模态，借用封塔尼耶的术语，这是意向的张力度最强的一种体裁。

瑞恩在《故事的变身》中提出一个三联式，即“回顾式—同步式—前瞻式”，^[48]这种看法与本书的“过去—现在—未来”三时态不谋而合，只是瑞恩的分类依据是媒介的性质，而本书从“文本意向性”出发，试图找出更深层次的原因，即叙述文本体现的“模态－语力”，模态－语力与媒介性质在本书的分类中是基本重合的。在现代符号学－分析哲学发展出来的命题理论里，三种模态－语力、三种时间方向，与三种媒介，三三对应，覆盖了各种叙述体裁与媒介。由此可以列出这样一个相当整齐的表格，这是从本书开头总表中拉出来的分表:

表三:叙述的“语气－时向－媒介”分类表

试用文字解释一下此表:按内在时间向度，本书对叙述文本做出以下的划分:

1．陈述式过去向度(记录类)叙述:历史、小说、照片、文字新闻、档案等。

2．疑问式现在进行向度(演示类)叙述:戏剧、行为艺术、互动游戏、超文本小说、音乐、歌曲等，及其现代媒介化变体过去进行向度(记录演示类)叙述:电影、电视、录音、录像等。

3．祈使式未来向度(意动性)叙述:广告、宣传、预告片、预测、诺言、未来学等。

这三种叙述文本的真正区分，在于文本意向性指向的时间方向:过去向度着重记录，因此是陈述;现在向度着重演示，意义待决，因此是疑问;未来向度着重规劝，因此是祈使。它们的区别，不在于被讲述事件(内容)发生的时间:就被讲述事件的发生时间而言，可以用在完全不同的叙述之中。各种叙述文本讲的“故事”可以相似，文本体裁的内在意向性，却让它们的意向指向了不同的方向，叙述文本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向性。

正如弗雷格和雅柯布森都提到过的，陈述句很容易转换成疑问句，同样，记录类叙述也可以转换成演示类叙述，反过来也一样。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努力区分“叙述”(diegesis)与“模仿”(mimesis)，对西方叙述学界成了很久难以逾越的障碍。西哲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以历史与小说为核心的西方叙述学，一百年来一直难以从“叙述必过去”的公式中脱身，直到最近才很不情愿地放弃这个不必要的“原则”。^[49]而在本书中，演示类占据了相当核心的地位，这不仅是理论上的纠偏，更是当代文化发展的要求。

应当说明，表三中对应的媒介，是现代之前的媒介。现代胶卷、模拟与数字电子技术，把演示类媒介记录了下来，形成电影、电视、录音、录像等新的体裁，它们记录了现场表演，供后来者接收，这样就打乱了演示与记录两大类，形成了一个新的大类“记录演示叙述”。此类叙述，实际上是置于过去的现在，类似于语句的“过去进行时”:在记录的当时，这些叙述文本是演示式进行时，本质上依然是现在。无怪乎许多电影学家坚持说电影的本质时态是现在进行时，这点将在“广义叙述时间”一章中详谈。

此外，上面这张表更不包括当代文化花样百出的“多媒介”叙述(例如展览或旅游叙述，其中文字图像、演示、实物之混合)，媒介复杂化后，会有很多混杂情况出现。但对于媒介的基本模式，表三的对应，还是能成立的。

【注释】

[1]Umberto Eco，Interpretation＆Overinterpret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64．

[2]关于符号意义的三个阶段，请参见拙作《符号学》第二章第三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50页。

[3]Kaye Mitchell，Intention and Text:Towards an Intentionality of Literary Form，London:Continuum，2008，p.x．

[4]“He is trying to cause something to be the case by representing it as being the case”，John R Searle，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Cambrid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1983，p.172．

[5]Ronald McIntyre and David Woodruff Smith，Husserl and Intentionality:A Study of Mind，Meaning and Language，Dordrecht and Boston:D．Reidel，1982，pp.2－3．

[6]关于“文本自携元语言”，请参见拙作《符号学》第十章第四节“元语言的构成”，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232页。

[7]赵宪章:《文体形式及其当代变体刍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6期，第57页。

[8]F．R．Palmer，Mood and Mod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9]多勒采尔认为“叙述模态”有三种:义务体系(deontic system)、道德体系(axiological system)、认识体系(epistemic system)。其中的义务体系，涉及目的(命令、期盼、催促等)等，这三个“体系”共同构成叙述文本的意义－价值。Lubomir Doleze，l“Narrative Modalities”，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Vol．5(1)，Jan，1976，pp.6－7．

[10]罗曼·雅柯布森:《语言学与诗学》，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84页，原文见Roman Jakobson，“Closing Statement:Linguistics and Poetics”，in Thomas A Sebeok(ed)，Style and Language，Cambridge Mass:MIT Press，1968．

[11]罗曼·雅柯布森:《语言学与诗学》，见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178页。

[12]同上，第177页。

[13]笔者至今没有考实究竟是雅柯布森受到邦维尼斯特影响，还是相反。雅柯布森的六因素论，讲话时间是1958年，但是出版却是到1968年。而邦维尼斯特《一般语言学诸问题》前后两卷分别出版于1966年与1974年，其中收集的诸文却是他25年中陆续发表的。看来这两位符号学的开拓者独自得出了他们的结论。

[14]Emile Benvesnist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Coral Gable: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p．110．

[15]Emile Benvesniste，“The Formal Apparatus of Enunciation”，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Coral Gable: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p.82，p.91．

[16]参见拙作《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版，第六章“伴随文本”，第143～159页。

[17]关于格雷马斯学派与范迪克理论立场之相近，可以参见Irmengard Rauch，Semiotic Insights，Cambridge MA:MIT Press，1999，p.97。

[18]Teun van Dijk，“Grammaires textuelles et structures narratives”，(ed)C．Chabrol，Semiotique narrative et textuelle，Paris，Larousse，1974．

[19]A．J．Greimas，“Les actant，les acteurs et les figures”，(ed)C．Chabrol，Semiotique narrative et textuelle，Paris，Larousse，1974．

[20]Jacques Fontanille et C．Zilberberg，Tension et signification，Bruxelle:Mardaga，p.224，转引自张智庭:《激情符号学》，《符号与传媒》2011年第二期(总第3辑)，第8页。

[21]热奈特:《叙述话语研究》，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22]李显杰:《电影叙事画面的“语式”功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

[23]Michael A Dummett，“Sense，Force and Tone”in(ed)S．L．Tozohatzidis，Found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1994，pp.195－202．

[24]Michael A Dummett，Frege，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p.308－309．

[25]J．L．Austin，How to Do ThingsWith Word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6．

[26]John R．Searle，Speech Act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27]参见邱惠丽:《奥斯汀言语行为论的当代哲学意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7月号，第37～42页。

[28]塞尔·约翰:《心灵、语言和社会:实在世界中的哲学》，李步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29]Michael Johnson，The Body in the Mind:The Bodily Basics of Meaning，Imagination and Rea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30]Lionel Talmy，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Cambridge，MA:MIT Press，2000

[31]见马歇尔D．维尔曼:《语气、语力即语法在比较哲学中的作用》，《社会科学》2008年11期，第131～135页。

[32]Peter Simons，“New Catagories for Formal Ontology”，in(ed)Rudolf Haller，Invesigating Hintikka，Amsterdam:Rodopi，1995．

[33]Emile Benveiste，“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et le langage”，tudes Philosophiques，18(1963):pp．3－11．英译文“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Language”，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Coral Gables: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pp.231－238．

[34]Paul Ricouer，The Rule of Metaphor，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p.77．

[35]Re Christina Lafont，The Linguistic Turn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Cambridge:MIT Press，1999，p.167．

[36]Nachum Soroker et al，“Processing of Basic Speech Act Following Localized Brain Damage:A New Light in the Neuroanatomy of Language”，Brain and Cognition，2005，Vol．57，pp.214－217．

[37]Gillian Einstein and Owen Flanagan，“Sexual Identity and Narrativesof Self”，in(ed)Gary Fireman，Narrative and Consciousnes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11．

[38]Catherine Belsey，Critical Practice，New York:Metheun，1980，p.91．

[39]贝尔西:《解构文本》，《符号学文学论文集》赵毅衡编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576～585页。

[40]胡亚敏:《叙述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9页。

[41]D Hanna-Kaisa et al，“Addressing the Consumer in Standardized Advertisements”，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No．12，2006

[42]唐淑华:《论“语用设计”对广告语言语力的制约与促进》，《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年3期。

[43]最早把言语行为三分型与戏剧相对比的是Kari Salosaari。见埃罗·塔拉斯蒂:《表演艺术符号学:一个建议》，《符号与传媒》，段练、陆正兰译，2012年秋季号，总第五辑，第231页。

[44]乌里·马戈林:《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时态、体式、情态和文学叙事的性质》，见戴维·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9～113页。(此书与其他中译叙述学著作一样，把这位学者姓名女性化，译成“乌里·玛戈琳”，其实Uri是犹太男性名字。)

[45]同上⑥，第102页。

[46]Catherine Belsey，Critical Practice，New York:Metheun，1980，p.90．

[47]乌里·马戈林:《过去之事，现在之事，将来之事:时态、体式、情态和文学叙事的性质》，见戴维·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48]Marie-Laure Ryan，Avatar of Story，Minneapolis:Univeri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p.12．

[49]参见赵毅衡“代序”，普林斯《叙述学词典》，2003年新版“叙述”条目，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要，2011年版，IV～V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