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英 沙丽娜
满足文化诉求是人类共性，也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前提之一。跨境民族因其特殊的分布格局与族群、国籍身份，其文化诉求，包括宗教诉求中就显现出跨境互动与共享的特殊性。伴随信仰主体的跨境流动，还存在着宗教仪式、宗教文化产品等的跨境流动。刊发于2014年6月《世界宗教研究》的《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以中缅边境地区信仰基督教跨境民族为个案》一文，探讨了跨境民族宗教诉求及其实践的特殊性，并关注其对边疆稳定、国家安全的影响。
本文在梳理20世纪以来中缅边境地区基督教发展历程基础上，发现传播初期的跨境互生、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运动时期基督教在中缅两国的空间位移、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跨境流动三个历史时期的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基督教的跨境流动而实现的。而且，首先是传教士的跨境流动，从早期的外国传教士，到之后的跨境民族自己的传教士，无论是传教，或是学习神学知识，都存在着双方或多或少、或频繁或稀少的跨境流动。与此同时，伴随教牧人员与信徒的跨境流动（其中不少是为主持或参加宗教仪式），还带来了宗教用品的流动，如跨境民族文字的《圣经》《赞美诗》《圣经知识读本》，以及为教堂唱诗伴奏的吉他、电子琴、电吉他等乐器，以及录音磁带、CD、DVD等。总之，经过百年的发展，基于中缅基督教信仰跨境民族的族源、地缘、教缘所导致的跨境宗教流动已成为其文化传统之一，从而凸显出其基督教发展中的明显的地域与民族特色。
但不可否认的是，宗教的跨境流动，根本上是跨境民族的宗教诉求所致的。前人对于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发展的研究，有的从信仰主体的文化传统考虑[1]，有的从信仰主体的社会发展程度角度探讨[2]，有的则以信仰主体所处社会环境来研究[3]，也有的从传教士的传教策略找原因。[4]总括起来，不外乎就是基督教在中缅跨境民族地区的本土化过程中逐渐内化为信仰主体一种强烈的宗教诉求——其背后就是社会、信仰主体与传播者的交互作用，而使外国传教士与本民族传教士在这些跨境民族当中找到了传播的“宗教市场”[5]。既然是“市场”，就意味着通过市场场域而发生场域内外的人的流动、物的流动。具体而言，即是宗教的跨境流动。
已然成为文化传统的跨境流动，尤其是宗教跨境流动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不仅仅就是一个宗教文化的跨境交流问题，而是关乎边疆、民族、宗教等一系列敏感问题。但是，假如跨境民族所属国家、所在区域、所属教会（如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暂时不能供给其民众满足宗教诉求的产品——神学修养丰厚的教牧人员、丰富的宗教用品之时，也无政策供其通过正常、合法的途径进行跨境交流而使其宗教诉求得到满足之时，主流话语中的“偷渡”“渗透”[6]等跨境流动行为就难免产生，这必然牵涉到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问题。如此，在满足民众的宗教（文化）诉求与国家宗教安全、边疆文化安全政策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悖论，这是宗教研究者与管理者皆需要特别关注的。
综上所述，由于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原因，在中缅边界两侧及其延伸地带广泛分布的哈尼、拉祜、傈僳、景颇、阿昌、怒、佤、独龙、德昂、布朗、勒墨人（白族支系）等跨境民族，在近代缅甸沦为英殖民地的背景下先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7]这些跨境民族尽管跨中、缅两国（甚至多国）而居，但因其共同的族源、相邻的地缘、相同的风俗习惯、相同的语言文字、相同的宗教信仰，彼此间一直存在着跨境交流互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已成为一种基于文化诉求的以跨境文化互动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文化传统，宗教诉求及其宗教跨境流动亦然。这种文化传统在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带来的跨境（教职人员、信众、宗教仪式[8]、宗教用品等）流动也更加频繁。对于跨境民族宗教诉求与跨境流动的系统梳理，有助于推进跨境民族宗教研究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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