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文化视域下的现状分析

从两种文化的视域来审视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现状，笔者发现无论是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理解，还是对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个案分析，均存在有待修正的若干个偏差。

就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理解而言，一方面，侧重于文化哲学大而全的理论架设，将生态文化的现实追求消解在浩瀚无边的文化海洋里。另一方面，侧重于生态环境小而精的规划与设计，将生态文化的宏观瞻望疲惫于形色多样的生态现实。如果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显然前者侧重于人文知识分子的文化操守；后者侧重于科学知识分子的现实建构。

就对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个案分析来看，所谓的“生态”与环境生态等同，未能较大限度地突出生态文化的文化意义。将此个案分析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下，笔者发现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天平上，无意识地向科学文化的一端倾斜。即使是对人文文化的理解，也存在窄化为民俗文化的嫌疑。可见，当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十分有必要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之中，并深化对两种文化与生态文化的理论理解与逻辑分析，从而更好地在具体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建构并逐步完善生态文化的核心理论，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光添彩。

一、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

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是对当下生态文化理念的具体实践。其理论建构既要考虑到鄱阳湖文化生态的现状，又要兼顾生态文化的基本理论与原则。所以，在讨论与建构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时候，必须清楚地了解生态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水平，同时，要熟悉鄱阳湖当下的文化现状，并寻找到其生态文化建设的可行性依据。相比较而言，前者是基本的理论操守，后者是生态文化理论的具体化。但在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方面，两者却产生明显的脱节。

目前，关于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纯粹理论研究，较为稀缺。或许，人们潜意识中已经将生态文化的理论直接等同于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从而导致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基本上宽泛为一种文化哲学，没有顾及到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定位。而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的现状研究，更是滑向了纯粹的民俗特色文化分析或特色文化产业建设。前者有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傩文化数字化保护方面的研究；后者有对赣鄱生态饮食文化品牌方面的研究。例如，有学者提出，“江西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中部崛起新跨越的发展进程中，必须重视餐饮业的发展，加强赣鄱生态饮食文化建设，促进餐饮业又好又快发展，使之成为江西经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新助力”^[1]。此举固然注意到了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定位，却又有可能忽视鄱阳湖文化建设中生态取向的人文意义。

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落脚点，应该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毫无疑问，其必须为此服务。但是，这种服务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服从。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其理论上应该重视文化属性中独特的反思与批判效能。所以，从理论上分析，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响应与监督。

作为一种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最大的特点当然是经济区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的核心是顾及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文化的层面，表征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和谐共处问题。所以，对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建设，有必要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来。

从两种文化到生态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两种文化的分裂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直接表现为技术的异化和人类价值观的扭曲，间接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极度恶化和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与文化的连接点就是人类文化在总体走向上是逐渐地远离自然，排斥自然。生态危机暴露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也暴露了人类文化的危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而非技术和经济问题。生态危机提示人们，如果人类文化仍然以人与自然的分离对抗为主题，那么这种文化很难再继续发展下去，而生态文化的产生正是适应了这种时代要求”^[2]。显然，两种文化问题是生态文化出现与发展的文化背景，也应该是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历史锲入点。

在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下，鄱阳湖生态文化是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中科学文化导向的重要监督，有必要时刻警醒我们，在经济区建设过程中的现实利益诉求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求得较为合理的平衡，这就需要人文文化方面无现实功利性的宽广胸怀与长远眼光。但我们又不能因噎废食，全盘否定科学文化的积极作用。可以肯定，在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可以有效地避免滑向文化哲学大而全的理论架构，也可以较好地防止偏向生态环境或民俗特色方面细而精的设计与规划。

二、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个案分析

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具体标志性实践事件，是2010年11月中下旬隆重举行的首届中国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这次文化节“是中国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后江西省举办的首次大型生态文化盛会，以‘生态中国、绿色江西’为主题，以招商招展和交易为核心，全力打造面向国际、面向未来的生态文化产业和生态文化产品交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反映国际国内生态文化建设的成果，传播生态文化理念”^[3]。

仅就这届文化节的主题而言，“生态中国、绿色江西”的大气磅礴，寄托了人们对环鄱阳湖地区乃至中国的未来发展的美好希望。生态的和谐诉求，绿色的健康发展，无不是对当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高耗能、高污染等问题的重要纠偏。这个美好主题显然在当今冷漠的经济社会氛围中，充满了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似乎有意识地疏远了科学文化的利益诉求。然而接下来的招商、产业、产品等却又强化了文化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固有观念，没有有效地突出文化独特的反思、批判与监督的效能。而最后传播的生态理念究竟是什么，只有到具体的文化展区去各自感悟了。

具体来看，首届中国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共设立了八大展区，分别是生态文化产业项目展区、生态文化创意展区、特色生态文化展区、生态生活文化展区、国际及港澳台生态文化展区、生态艺术作品展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生态文化大看台等。生态文化产业项目，主要展示江西省生态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生态艺术作品，主要是“大美鄱湖”鄱阳湖国际生态摄影作品和生态文化大看台即小剧场演出；国际及港澳台生态文化，主要展示全国及来自世界各地和港澳台地区的生态文化；生态文化创意，主要包括文化演艺、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报业、动漫游戏等；特色生态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展示客家文化、畲族文化、茶文化、竹文化、雕刻文化、园林文化、农村特色文化、宗教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等；生态生活文化，主要展示生态服饰文化、农业生态文化、林业生态文化、饮食文化等生态生活文化建设成果以及产品。

所有上述展出的文化及文化产品，虽然都被冠于生态之名，却不免有民俗风情之嫌；虽说确是文化成就，却有时被科技创新喧宾夺主。问题还在于一些艺术品，虽为手工制作，其材料如瓷板却是高耗能或高污染之产品，实则与生态之意相抵触。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首届中国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就两种文化方面而言，虽然不免令人感受到似乎重在对科学文化的张扬，而传统的人文文化不过是搭台唱戏的陪衬角色，但是，此次文化节从主题到具体的内容，至少有意或无意地已经触及到了生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文化背景，即上述所谓的两种文化问题。

从“生态中国、绿色江西”浓厚的人文底蕴、民族民俗文化的自然天成，到现代文化产业及产品的科技创新，无不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交相辉映。尤其是现代文化产业，正是两种文化互融共存的时代产物。真正能够作为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具体个案，应该是能够彰显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氛围的文化行为及产品等。就文化层面而言，应该是可以令人感受到两种文化互融共存的趋势与可能，而不是两者分裂的危机有增无减而难以弥合。

三、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展望

两种文化的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无论是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还是具体实践的继续探索，均有待于多方面的再接再厉。既然两种文化问题与生态文化建设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就要求我们在此视域下进行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需要有一个总的思路：积极改良科学文化，开放引入人文文化。因为科学文化的霸权地位助长了人们对科学万能的迷信，不仅仅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万物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敬畏自然的心灵。这直接导致现今呼吁生态文化的现实语境：环境的巨大破坏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难题。

要解此难题，人文文化的哀怨情调不应是置身局外的嘲笑与讥讽，而应是与科学文化尽弃前嫌、携手共进。这就需要科学文化放弃独享尊贵的霸权地位，积极接受人类自觉自发的改良行为，并同时秉持开放的心态引入其他文化，尤其是人文文化。如此，方可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化，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未来福祉建言献策。

当然，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下的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需要借鉴并拓展当下生态文化理论的已有成果，并需要这些理论成果在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而又积极的指导作用。例如，生态文化理论所提出的生存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等原则，均可作为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实际上，所谓的生存原则与可持续发展原则，无非是从文化的角度警示人们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应该秉持正确而又可行的价值取向。当然，两者又存在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科学文化内部的自我纠偏，那么，生存原则则是人文文化的强势干预。因为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免仍然打上了科学文化的主客二分法或“以人为本”的烙印，而生存的原则，则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彰显了“物我共生”的主体间性思想。

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环境主义的观点；生存原则是真正的意义上的生态主义的观点。“二者在人类中心与生态整体至上、二元对立与整体合一、自然对象化与自然主体化、征服掠夺与和谐共享、占有与生存、欲望满足动力与人格完善动力、消费文化与简单生活观、违反自然规律与遵守自然规律、可持续发展与可承受发展、科技至上观与绿色科技观、环境保护与生态保护、改良思想文化与变革思想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持不同的态度”^[4]。诸如此类关于生态文化的核心观点，均有必要在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借鉴，并进行卓有成效的深化拓展。

另外，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优势，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理论的建设，可以立刻在具体的文化实践中发挥现实的具体作用，应该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的导向作用与前瞻性效果。类似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具体实践，就是一次难得的践行生态文化理念的机会。

当然，在具体的文化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避免走向两个极端：一是与生态文化的理论过于疏远，从而导致类似文化节的纷繁复杂过度消解了文化本应该具有的反思效果；一是与生态文化理论的亦步亦趋，从而导致对具体的文化行为的边缘化解读。前者常常将丰富多彩的文化行为，僵化为某种政策或措施的传声筒，失去了文化与生俱来的大众亲和力。后者有可能导致将自发古朴的文化行为，贴上现代时髦的生态标签。解决前者的问题，如果将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的建设限定在两种文化的视域下，或许可能就会达到更好的文化效果。解决后者的难题，则需要尊重文化的个体差异性与生态的群体同一性特点，并理顺生态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当然，究竟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还有待于人们的继续尝试和更深入的研究。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经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后，反思历史尤其是反思工业文明后提出的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和可持续发展模式”^[5]。作为生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生态文化是在综合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更为健康持续的新型关系。

而就更为具体的鄱阳湖生态文化建设而言，无论是在生态文化理论的创新与拓展方面，还是在生态文化实践的继续完善方面，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一方面，鄱阳湖生态文化的理论建设应该纳入到两种文化的历史与现实视域中来，重点突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共存、互生共长。另一方面，类似鄱阳湖国际生态文化节的文化实践，应该与鄱阳湖生态文化理论建设齐头并进，而不是各自为营导致实践与理论的脱节。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鄱阳湖生态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将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整体规划中，为建设美丽和谐的环鄱阳湖地区，发挥更大的文化导向作用和前瞻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