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进步零散而蹒跚，诚然如此，但自启蒙时代以来弧线在向动物弯曲，如此细微但从未止步，正如我们过去几十年中在实验室动物待遇的案例中看到的那样。一个世纪以来这一换位思考的转变一直在继续，因为我们开始理解我们自己与动物之间的连续性，以及动物权利运动与其他权利革命的关联，后者的成功提升了每个人的道德意识，认为要把道德范围拓展得甚至更广，广到至少可以包括某些动物。
例如，一份2003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绝大部分美国人称动物至少应该得到某些避免伤害和剥削的保护，有四分之一的人称动物应该得到和人类一样的保护。”禁止医学研究和医疗产品测试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另外，虽然有猎犬的家庭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从大约30%下降到了大约20%，大多数美国人反对绝对禁猎。然而，知道这个结果是令人鼓舞的：“96%的美国人称动物应该得到至少某些避免伤害的保护，而只有3%的人称动物不需要保护，‘因为它们只是动物’。”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所有美国人中有25%称动物应该得到“和人完全一样的免于伤害和剥削的权利”。[68]
这值得关注，因为涉及人（或者有感觉的存在者）应该拥有（deserve to have）的积极权利时，讨论是模糊的，争论甚至超过人有权/资格拥有什么（医疗保健、社会保险、残疾保险等。）但免于伤害的剥削的自由仅仅涉及消极活动的中止（痛苦和受苦的诱因。）例如，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美国人以62%对35%支持通过有关农场动物待遇的严格法律。”[69]
关于动物食品消费，2012年素食资源组织委托国家哈里斯民意调查机构调查“美国人多久吃一次素食餐？”以及“美国有多少成年人是素食主义者？”（指没有肉、鱼、海产品或者家禽。）结果是：4%的美国人一直吃素食餐，这其中1%是严格素食主义者（没有乳制品和蛋类），3%是素食主义者。以更加温和的标准来看，15%的美国人“很多”时候都是吃素食餐（但不到一半时间），同时另有14%一半或者以上的时候（但不是全部）吃素食餐，差不多一半人（47%）一年中的某个时候吃过素食餐（一个存疑的统计，因为一碗格兰诺拉燕麦片可能算作一次素食餐）。[70]一份2012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给人多了一点点鼓舞，总共有2%的严格素食主义者和5%的素食主义者。[71]我怀疑在数值如此之低的情况下，差异在于统计噪声。尽管如此，过去几十年的趋势线毫无疑问是向上的，如图8-2所示。
另一个对动物福利支持者来说鼓舞人心的趋势是最近肉类消费的下降，当作食物饲养的动物数量也相应下降。这似乎主要是因为采纳适度混合的饮食习惯的人增加了，如“弹性素食者”（弹性的素食主义者），例如他们说实行“无肉的周一”或者是“下午六点以后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又或者每周只吃一次红肉等。举例来说，据美国农业部数据， 2007年到2012年间肉和家禽消费下降了12.2%。[73]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也不小。半素食主义者的数字更加鼓舞人一点，按照人道研究委员会数据，占美国人口的12%到16%；半素食主义者是指一半以上用餐不吃肉的人们。比例更大的是“活跃少食肉食者”或者“自称吃肉比一年前少的人”，占美国人口的22%到26%，也就是大约四分之一，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74]
图8-2 素食主义的发展趋势
自二战以来，欧洲国家比美国政治上更加左倾，这为动物们在欧洲扩展了更广阔的道德范围。在一些欧洲国家关母猪（雌性猪）的板条箱不能小到不能转身，关母鸡的笼子要大到可以展开翅膀。在英格兰，收集皮毛的动物农场现在是非法的。瑞士把动物的身份从“事物”改为“存在者”，而德国是赋予动物宪法权利的第一个国家，他们在责成国家尊重和保护人类尊严的条款上加上了“和动物”这几个字。
医学上已经证明，肉类饮食——尤其是经常吃红肉——不健康，并且是很多人（但不是全部）心血管疾病的主要致病因。从环境上讲，工业牲畜农场产生大量动物粪便和温室气体甲烷，以及许多其他污染物。这些污染物臭气熏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参加穿越美国自行车赛时经过得克萨斯州达尔哈特的经历，那里有全美最大的畜牧场。数英里外你就能够问到臭味。除了习惯这气味直到浑然不觉，我想象不出当地人还能怎么办，而这本身可以看作是动物面对的整体待遇的一个隐喻——人类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痛苦和受难。
流血娱乐如斗鸡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都已经被禁止，甚至斗牛也在被取消的路上。一份2008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差不多十个美国人中有四个称他们赞成禁止涉及动物竞赛的运动，如赛马和赛狗。[75]打猎和钓鱼的人也在减少，1996年到2006年下降了十个百分点，至15%，并且这不是因为人们待在家里玩电子游戏或者看电视，而是因为野生动物观赏和生态旅游在同一时间段有了相应数量的增加。[76]据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称，2011年有一千三百七十万猎人和三千三百一十万垂钓者，但“差不多有六千八百六十万人在家周围观赏野生动物，有两千两百五十万人远足到至少离家一英里的地方主要是为了观赏野生动物”，总共达到九千一百一十万。[77]比起杀戮，野生动物观赏要多得多。
过往几十年，我见证也自身经历了这个转变——1960年代，那时我还年轻，我的继父经常带着继兄弟和我去打鸽子和鹌鹑。我不像喜欢打棒球那么喜欢打猎，但这没有让我觉得用霰弹猎枪把鸟儿打下天空有什么为难。事实上，这有点让人兴奋，因为在远处击中移动目标很难，比起试着击打棒球，这变成了某种挑战。（我们吃掉猎物的事实有助于为之辩护。）我也没少参与垂钓——包括湖中和深海——但今天捉与放的方法变得流行，给了垂钓者钓到鱼的兴奋而又保住了受害者的生命。1980年代一种生机勃勃的是商业行为开始起步，我既参加也领导了许多野外旅行，“只带走照片，只留下足迹。”今天我管理的怀疑论者协会会常规性地举行我们所称的“峡谷旅行”，去诸如大峡谷和深谷这样的地方，我们从来不缺顾客。但今天我无法想象去这些地方去做我年轻时候做的那些事。
要知道过去几十年视角有了何等改变，可以比较下面两部电影的制作：1979年的《现代启示录》，电影拍摄时一头水牛的肩胛骨被砍刀削开，差点遭斩首；2011年的《战马》，对于那些正在刻画一战期间被杀或者死亡的四百多万匹同类的战马“演员”，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拍摄时极力避免伤害它们。举例来说，《战马》中有一个镜头，马在无人地带被带刺电网缠住了，但电网实际上只是被涂成银色的苯乙烯泡沫橡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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