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24日，这是黄先生踏入曼哈顿中国城的第一天。
黄先生在福建实验闽剧团当演员后曾在福建音乐学院进修过两年，有一定的音乐功底。在一位好朋友的介绍下，黄先生还没有落下脚便跑到酒楼去唱歌，一口气跑了两场。黄先生回忆说：“我当时行李还没有放下，就带着行李到酒楼去唱歌了，一晚上赚了150美金。”
接过“滚烫的”150美金，黄先生非常兴奋，跟朋友回了家，打算第二天开始找房子。
纽约曼哈顿中国城街景一瞥
黄先生说，到纽约的第一个晚上，懵懵懂懂，偷渡途中一路胆战心惊，奔波劳累，到朋友家就像是抵达了一座安全的避风港，心想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就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报平安。
朋友的住处也不宽裕，没有多余的床铺，初到纽约的黄先生只能蜷缩着睡在他们家的一个壁橱里。壁橱很窄，大概只有肩膀宽。黄先生的块头很大，蜷缩在里面，动弹不得。捧着绿油油的美金，实在是太兴奋了，迷迷糊糊却又难以入睡。就是这样一个肩膀宽的壁橱，黄先生一睡就是3个多月，直到自己找到落脚的地方。
第二天，黄先生从腰酸背痛中挣扎着爬起来讨生活。一开始，黄先生在朋友经营的位于东百老汇大街的花店打工。老板对他相当不错，但老板娘对他吆三喝四，待人刻薄，初到纽约的黄先生完全不适应，“我们在大陆都是当老板的，算是老大，到这边却变成了打工仔”。
黄先生说，没到美国之前，朋友告诉他美国不错，每年能赚4万美金，“心想不错，然后就来了，但来了以后才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下子变成马仔了，当马仔不要紧，还要被别人吆三喝四的，所以我就不干了”。
忍气吞声3个月，黄先生与另外的朋友合作开了一家花店，取名“如意花铺”。
“我原先打工的老板人很好，跟我是哥们，他背着老板娘偷偷拿出3000美金给我，帮助我开了一家鲜花店。老板对我说，你拿去用吧。既然你们（黄先生和老板娘）合不来，那你就自己干吧”，黄先生说，至今那家花店老板仍是他的至交。
因为花店不大，黄先生没有请其他人帮忙，里里外外只有他和他的合伙人打理。除了经营花店外，黄先生还在中国城担任婚礼司仪，凭借自己的唱功，在婚宴上为新人献唱赚取小费生活。
“婚礼司仪、唱歌、布置舞台啊，这些我都干。”
刚来中国城不久，第一次坐地铁，地铁上突然响起一阵广播。其他乘客满脸惊愕，迅速往外走，黄先生根本听不懂英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随着人群往外撤，从地铁站出来之后就迷了路，心中的恐慌久久不能平静。自那以后，黄先生再也没有乘坐过纽约的地铁，此后的近20年再也没有走出中国城。
黄先生说，他一直在中国城做生意，“我们赚的都是中国人的钱”。他说的是实情，至今中国城的不少华人也是靠赚取中国人的钱过活，也有人后悔当初选择来美国。
当地华人举办婚礼时会请他们去，黄先生既能担任司仪，又能唱歌。如果婚礼举办方需要有人跳舞助兴，黄先生就会请会跳舞的朋友帮忙。时间长了，他们有了一支自己的“婚庆队伍”，可以提供婚庆一条龙服务。
“你今天晚上办婚礼，请我唱歌，唱完歌，你包一个红包给我，100块（美金），就是这样”，黄先生说，客户一般也不要发票。按照福建当地风俗，婚礼一般在晚上举行，要请司仪，请歌星唱歌跳舞，营造气氛。
由于婚礼基本上在晚上举办，黄先生也只能晚上工作，白天休息，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用他的话说：“你的白天是我的黑夜”。
黄先生说，如果婚礼举办方既租赁他花店的花，又请他担任司仪、唱歌跳舞包含在内，一般会给他们包一个700或800美金的红包。以前，红包能超过1000美金，但现在中国城的婚庆公司比较多，竞争越来越激烈，小费也相应减少了。
在中国城这样一个小地方，大大小小的婚庆公司有20多家，如果婚礼举办方只请他唱歌，小费一般只有100美金。如果请他担任司仪主持婚礼，小费一般是120美金，唱歌会额外增加100美金。
结婚旺季，黄先生大概每月能赚到1000至2000美金。如果是淡季，只能赚到几百美金，甚至不够支付房租。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不管每月赚多赚少，黄先生都尽量节省开支，希望存下更多的钱寄回老家，只留一小部分维持生活基本开销。
来美国之前，黄先生和妻子离异，他们在福建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30多岁了。当年，小儿子刚能扶着墙走路，黄先生便来到了美国。如今小儿子也已经在福建读大学。
来到美国的黄先生一直竭尽全力，在经济上支援两个儿子。
不过，大儿子不太争气，染上了赌博的恶习，把名下的两套房产都败光了。大儿子用父亲寄来的钱购买了一套新房，加上黄先生来美之前自己单位分的一套住房，大儿子名下一共有两套住房，但原本相当滋润的日子彻底毁了。
提起大儿子，黄先生言辞中透着无奈和愤怒。“现在，我基本上不跟大儿子来往了，我在美国辛苦打拼，赚的都是血汗钱，寄给你买房，你却给我挥霍掉了，房子卖掉之后我才知道这些事。”
令他欣慰的是，小儿子还比较有出息，经常替黄先生去看年过八旬的爷爷。黄先生的父亲在当地一家养老院里养老，因糖尿病视力越来越差，一直盼望着儿子有一天能回家。
黄先生回忆说，他离家那年，父亲亲自送他到机场，原打算去美国几年，赚到钱就回家团聚。“父亲当时根本没有一丝伤感，如今这一去就是19年。”
“老爷子现在有些迷迷糊糊的。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我说，爸，我是你儿子。”
“他说，儿子是谁？”
“我说我是你儿子，现在在美国。”
“他说，你在美国认识（阿包弟）吗？”
阿包弟是黄先生的乳名，神经错乱的父亲，脑子里依然惦念着远在他乡的儿子，即便躺在病榻上，嘴里一直念叨着“阿包弟”。
纽约中国城的华裔流动食品小贩
说到这里，黄先生哽咽了很久……
他对我说，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再回福建老家看望一下老父亲，尽一下孝心，在父亲去世的时候送他一程。
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小心愿，对现在的黄先生来说，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
几年前，黄先生还通过视频，见过一次年迈的父亲。现在，每逢寒暑假，小儿子都会去养老院看望爷爷，也会打电话告诉黄先生爷爷的身体状况。经过几年的辛苦打拼，黄先生终于可以在中国城租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月租530块美元。尽管只有8平米，黄先生却由此有了一份归宿感。
为了能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再跟别人合住，黄先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有时候，明知有的顾客会比较吝啬，给的小费不会很多，黄先生也会硬着头皮把活儿接下来。甚至有时候，黄先生一晚上连跑4场，唱完之后，嗓子哑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与黄先生合租的还有另外3户，黄先生住的这一间属于这栋房里的最大一间。旁边一间更小，但挤着4个人，上下铺，都没有合法身份，并且都是单身，从事装修行业，每天起早贪黑打“黑工”，除了做晚饭的时候能碰上几面，其他时候见面机会很少。
黄先生说，他们的居住条件在曼哈顿中国城还算不错的，“（中国城）最拥挤的一个房间住十几二十个人，有的甚至架上三层床，（上下铺）头探出来看起来跟鸡窝一样。”
背井离乡的中国人大多怀有强烈的“同乡”观念，平时也会互相帮忙，在纽约华人职工会（Chinese Staff and Workers' Association）里，黄先生认识了老卢。两人因比较谈得来成了朋友，有空还能小聚一下。
老卢，来美国之前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1992年，老卢从洛杉矶获释到纽约以后，先在中餐馆打杂，这是老卢来美之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因为没有社会安全号（SSN）和工作许可，到中餐馆打黑工，通常是来美华裔非法移民从事的第一份工作。
“我一开始只能在中餐馆打杂，餐馆有大厨、炒锅（等工种），老板包吃包住，一个月700块美金”，老卢说。
在中餐馆打杂很辛苦，但老卢一干就是十多年。“打杂的时候，没有钱租房子，吃住都在老板的餐馆，几乎没有休息，常常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周末更忙，最多一天16个小时的时候都做过”，老卢说。
“不过，现在好些了，每天工作8个小时。”前后十多年，老卢都在中餐馆打杂，但前后换过好几家餐馆，“哪里给钱多，就往哪里跑，后来最多的时候，老板给2000多（美金），一开始，老板才给700块，做了两三年。”
“1400块干了两三年，1600干了一年多，1800干了两年，2000多、2100、2200都做过”，老卢说。再到后来，听朋友说送外卖不错，除了中餐馆的固定时薪外，还能额外收到小费。于是，老卢便从打杂转为送外卖，成为一名外卖郎，这一送又是十多年。
现在，老卢固定给一家中餐馆送外卖，每天的工作从送晚餐开始，晚上6点半至11点，4个半小时，老板每月给的固定工资1100美元，包一顿晚餐。在此之前，老卢也干过打散工的日子，给好几家餐馆送外卖，打散工有时候虽然钱多，但是不固定，缺乏安全感。
除固定工资外，送外卖还可以拿到小费。“最重要的是小费，加起来一月能赚到两三千”，老卢说。
2014年年初，老卢和一些工友成立了华人维权组织——华人互助联盟工会。老卢被推举为华人互助联盟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白天，老卢在工会，帮助会员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晚上骑着电动自行车送外卖。
2013年4月25日，纽约市议会通过了一项针对电动自行车的禁令，规定任何人不得驾驶、出售或者出租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违者将被处以500至1000美元不等的罚款。禁令于2013年11月11日正式实施。
禁令实施以来，纽约市的警察严抓违规者，其中受波及最大的便是中餐馆的外卖郎。老卢说，外卖郎频吃罚单，现在的外卖都是电脑下单，一单外卖有时候要跑出几十个街区，不骑电动车根本完成不了，尤其是他这样50多岁的外卖郎，禁止骑电动车将导致他们失业。
“老板要你快，客人又追单，还要躲避警察，送一份外卖太难了。”
在纽约工作的不少外卖郎都是没有合法身份的人。
老卢说，很多吃到罚单的外卖郎会向华人互助联盟工会求助，希望通过工会帮助解决问题。 “一些（华人互助联盟工会）会员语言不通，也不知道到哪里上庭，吃了罚单跟警察也说不清楚。”
中国城的外卖郎，不少人跟老卢一样，即便在中国的时候也根本没有读过书，中文都说不好，更不用提英文。来到纽约之后，老卢说，他原先在华人职工会的时候学过几句简单的英文，在警察盘问的时候勉强可以应付一下。
“现在，一些工友找到我们，我们帮他们找人看罚单，上诉，带他们上法庭，办理会员入会，他们有的国语（中文）都讲不清楚，现在白天就忙这些事情，晚上出去送外卖。”尽管纽约警察查得紧，但不少外卖郎为了养家糊口依然铤而走险，也有一些外卖郎无奈停工。
2013年12月24日下午，美国华人互助联盟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曼哈顿中国城东百老汇35号1楼成立。华人互助联盟工会成立的宗旨是“团结社区民众，互助互利，公平公正”，为工友争取权益，抗议不公平的法案和规定，由老卢担任筹备委员会主席。
老卢说，很多工友希望他带头反对已经执行的禁止电动车法案，他之前也组织过一些工友抗议，向纽约市议员陈倩雯写请愿书，呼吁取消禁令，保护外卖郎的合法权益，“现在工会有10个理事，还有一些义工”。
“外卖郎辛苦一个月才能赚2000块左右，还要养家，一张罚单500块美金，根本受不了，不少送外卖的已经罢工了。有的工友没有身份，电动车被警察扣留以后，根本不敢去要，希望工会能替他们出面”，老卢说。
如果加入华人互助联盟工会，他们会给工友办理一张工会身份证明（ID），警察一般会先将外卖郎放行，但还是会开具罚单。
纽约唐人街的双语标识街道
每天，数以千计的外卖郎穿梭于纽约的各个街区。由于中餐的走俏，送外卖工作辛苦，收入低但风险高，没有合法身份的华人成为外卖郎的主力军。尤其是在冬天，纽约气温低，外卖盒里的饭菜在寒风中很容易变凉。外卖郎为了能拿到小费只能争分夺秒，被称为“车轮上的洗碗工”。
为了抢时间，看到红灯，有的外卖郎根本不停直接闯过去，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外卖郎招致不少纽约市民反对，此外，他们也经常因为乱停车而遭到投诉。
2002年，老卢刚从打杂转行送外卖不久，对中国城的路不太熟悉，有时等找到顾客地址，顾客却说等候时间太长，外卖不要了。不用提小费，连饭钱都拿不到的情形也遇到过。有一次，老卢冒着大雪跑了几十个街区，碰到的顾客非常吝啬，只给了他1美元小费。
如果路近，一天能送上百单，如果路远，能送30至50单。一般顾客会给餐费的10%当小费，比较慷慨的给15%至20%，但那一单外卖，老卢只收到1美元小费，那也是老卢来美国十多年后第一次流泪，“接过那1美元的小费，我转过身，眼泪哗地一下子流了下来”。
纽约市电动自行车禁令实施已有一段时间。明明知道骑电动车违法，但就像老卢一样，不少外卖郎迫于生计，还是照骑不误，“如果遇到刮风下雨，骑自行车送外卖根本跑不动，赚不了钱”。老卢说。
按照老卢的说法，纽约警察执法明显有种族歧视。一些披萨外卖店的外国人骑电动车很少被抓，被抓的大多是华裔面孔，“警察我不怕，我有工会的会员卡。”
有一次，老卢送外卖时被一名警察盯上了。警察叫停他之后进行盘问。
老卢说，“他（警察）问我有没有ID（身份证）”。
“我说，No ID（没有身份证）。”
“为什么没有ID？”
“I do not know。（我不知道）”。
“我骂他（警察），我说20年了，（美国）都没有给我ID。”
“他（警察）说，要把我送回（中国）去。”
“我说 OK，没问题，然后就把手伸给他，让他铐起来送我回（中国）去。我说，twenty years, No wife，（与老婆分开20年了，都没有再见过老婆一面），但他也不收我。”
“我说，Fuck American lawyer，pay too much money, nothing for me.（去他妈的美国律师，我花了那么多钱，什么都没得到。）”
“ No green card， No ID.”
“警察我不怕，花了这么多钱，也不给我绿卡。我也没有做错事情，骑电动车送个外卖，很环保，你凭什么抓我？”
老卢一天书也没有读过，2002年送外卖时遭遇一起车祸，腿被撞断了，此后的4年时间内没能做工，完全靠赔偿金生活。在律师帮助下，老卢得到一笔20万美金的赔偿，也是在这4年期间，老卢在工会里学习了一些简单的英文，遇到警察时能 “东一句，西一句”，抵挡一下。
除去付了30%的律师费，老卢将20万赔偿金的一大半寄回了老家，帮家里盖起了一栋两层高的小楼。儿子如今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老卢的妻子现在和儿子住在一起，帮儿子带孩子。
“我在大陆的房子很大，但在这里只剩受苦。20多年了，老婆只看得着，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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