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文明之林中的拉丁美洲

通过以上的论述，本文想要表达这样的主题思想：全球化潮流和民族主义思潮是从不同方向影响近现代拉丁美洲思想文化构成和走向的两个重要因素。从外部关系看，在近现代欧洲－西方资本持续扩张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带动下，各种外来文化成分长期持续不断地输入新大陆，与此同时部分美洲土著文明成果残存了下来，因此现当代拉美思想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构成的混杂性。从内部要素看，拉美知识阶层的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原理在各个历史阶段借助不同的途径逐渐“渗透到文学、艺术和音乐中，从中产生不同的倾向和因地区而不同的形式”。这股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主要表现在主张坚持思想文化主权、捍卫美洲土著文明和重视本土文化成果方面。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现代拉美思想文化一直保持着它的民族特性。简言之，在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双重作用下，现当代拉丁美洲既持续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同时又保持着本土文化的核心部分，这就使得拉美文化既不同于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欧洲文化，也有别于北方近邻盎格鲁美洲文化，而是自立于当代世界文化之林的一个独特的巨大文化实体。因此，“拉丁美洲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认同”。

对于拉丁美洲文明独特的发展进程及其构成，当代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作了十分中肯的评论：“虽然拉丁美洲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后代，但它却是沿着非常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的道路演进的。它具有社团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欧洲的程度要小得多，在北美则根本不存在。欧洲和北美都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并且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虽然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拉丁美洲一直仅仅是天主教的世界。拉丁美洲文明结合了一些本土文化，这些文化不曾存在于欧洲，在北美也已被有效地消灭，而在以墨西哥、中美、秘鲁和玻利维亚为一方和以阿根廷和智利为一方两者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拉丁美洲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与流行于北大西洋国家的模式大相径庭。从主观上说，拉丁美洲人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上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说，‘是的，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声明，‘不，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的大量文学作品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文化差别。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或者被看作是与西方有紧密联系、但在它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独立文明。”①我们从这段引文可以体味到，由于在五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拉丁美洲被动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形成了明显不同于西欧和北美的经济基础、社会政治结构及宗教文化，此外，还有现实存在的土著文明，所以全洲具有自成体系的文明构造。鉴于所述的历史和现实，在此我们有必要简析一下影响拉美文化特性和走向的各种要素。

首先，如前所述，从全球化拉开序幕起，美洲就与西欧形成了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并由此打造成了失衡的文化流通渠道：欧洲－基督教思想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新大陆。即使在拉美国家获得独立后，经济落后、文化交流失衡的状况也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对此，英国学者作了客观的述评：“尽管伊比利亚统治的崩溃结束了对商业的限制，但拉美经济仍在一个由别人制定规则的世界中运转。由于无法闯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魔力圈，拉美一直处于外部影响居统治地位的外围地区。贸易周期、投资和消费格局、债务积累以及技术转让都是由拉美所无法操纵的力量驱动的。即使在内向发展阶段，外部事件影响内部动态的力量仍十分强大。”②正是在这种羸弱的经济基础上，在缺少经济自主权的背景下，拉美才智在近二百年的独立生活中仍然难以形成旺盛的文化创造能力，而只能追随欧洲的潮流。因此，持续欧化仍是独立后的主要文化倾向。

按照德国学者的分析研究，在近现代拉丁美洲社会曾出现过三次历史契机，但是都没有准确把握住，因此无法实现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他指出，“当第一次契机于19世纪的前三十多年中出现时，由于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软弱和大英帝国利益需要的缘故，当地的克里奥尔领导人在获得了可能的政治独立之后，比较成功地延续了传统的组织、控制和增长模式”。第二次历史契机是，“从1930年起，由于工业国家进口的暂时萎缩，一种内向的适应进口替代型工业战略需要的政策开始了长时间的向外发展。尽管这种简单的增长模式很快就失去了活力，但还是持续了六十年之久。这种模式缺乏增强技术竞争力、提高产量和改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刺激机制。除了满足少量的、增长缓慢的国内需求外，国家最终可能被‘掠夺’一空”。“第三次契机……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活力的下降使得经济政策转向了代表富裕阶层和工业国家利益的轨道。……最终，几乎所有的拉丁美洲国家都实行了彻底的市场导向。”“到目前为止，虽然经济与政治领导集团并无多大变更，但富裕阶层的单方面利益却表现在很多方面。收入集中与贫困化进一步加剧；政策调整过程中甚至连技术－工业赶超战略及现代社会渗透的重要问题都未曾展开讨论。”③

由此看来，尽管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历了近二百年的政治独立生活，但是由于没有把握住历史机遇，没有从社会的深层次展开变革，从而彻底打破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保守传统，所以大多数国家尚未构建坚实的经济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停滞不前的历史进程，所以文化创新精神及其能力明显不足，正如德国学者所剖析的，“拉丁美洲缺少一个有抱负的、排挤传统势力的、风格特点鲜明的市民——他们能通过构建社会的价值、神话、符号及大众文化的方式给内在潜力的发挥指引方向。……就创新动力而言，他们还缺少一种不知疲倦的精神，尤其是一种现代的创业精神”。④

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或现代化程度高低对于文化认同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指出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⑤确实，这一现象是存在的。比如，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其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都是令人瞩目的。正是在这一时期拉美主要国家的本土思想意识特别活跃，文化创造趋于繁荣；出现了一系列思想文化创新成果：庇隆主义、瓦加斯主义、解放神学、依附理论、文学“爆炸”、建筑艺术新发展，等等。

除此之外，“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⑥确实，在拉丁美洲，运作效率较高的经济一体化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三国集团（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场，重新证明了欧洲联盟的经验：“当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之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可以说，以经济为基础而组建成的各个国家集团在思想文化关系方面也能够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

在当代，已卷入全球化潮流中的拉丁美洲，由于其经济结构比较脆弱，易受外部因素的冲击而遭到损害，这种弱势经济地位也使得拉美思想文化难以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开始在西半球强加其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但是采用这一模式的拉丁美洲却陷于深刻的危机，这使之在世界政治文化体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拉美学者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曾对这一现象做了十分悲观的描述：“90年代之初，即将跨入二千年之时，大多数国家独立一百七十多年之际，拉丁美洲则陷入其最深刻的危机，从而使得其债权人高兴，它在世界经济之内地位下降，被排除出投资、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活跃进程，越来越依赖一个强权，同时在巴尔干化的国际竞争中丧失了阵地，因为它缺少自己某种连贯的方略，而受到别人的、对立的新自由思想支配而行动飘忽不定。”

20世纪末期拉丁美洲经济确实陷入严重的危机：实际上，在1973—1981年全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2.1%，但是在1981—1989年期间累计下降9.4%。⑦

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指出，“世界经济中主导倾向的分析揭示了拉丁美洲的这种衰退不只是短期可克服的整个不利环境情势的结果，而是与世界经济运动中决定性倾向相联系的一种结构性现象。而这些倾向逐渐走向排斥拉丁美洲，使之在贸易、投资、信贷、技术工艺的活跃潮流中处于边缘地位，现今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这个地区已不能指望从外部得到推动力，而是处在借助这些潮流形成一体化的巨大区域之外”。⑧正是在所述的20世纪末期经济危机趋于深化的背景下，拉丁美洲社会文化也面临危机：“在一个本来缺乏凝集力与团结的社会中，不顾社会责任与社会一致的完全的市场导向，抑制了这个社会的自身活力。实施民族国家现代化计划的趋向再次表现出虚弱无力。由于拉丁美洲的制度和技术文化潜能没有靠自己的力量并面向未来充分调动起来，拉丁美洲被纳入其他的现代精神中，尤其是技术学习过程将渐趋停止。”⑨

在当代拉丁美洲，除了脆弱的经济结构阻碍创造精神和能力的成长之外，在其社会政治制度方面社团主义和军人独裁传统也是先进思想文化发展的严重阻力。

拉美的普力夺社会结构的形成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正如亨廷顿所分析的那样：“拉丁美洲国家在赢得独立之际，继承并维持了一个实质上是封建的社会结构。它们试图把美国和革命的法国的共和政体照搬过来，安在它们的这种封建的社会结构之上。但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制度对于一个封建社会并无意义。建立共和政体的早期努力，给美洲留下来一批软弱的政府。这些政府直到20世纪仍缺乏权威和力量去实现社会现代化。”确实，拉美独特的历史给一批国家留下了软弱的文官政治体制；同时，仿效西欧和北美的拉美国家宪法由于不符合社会实际，也“变成一纸空文”；这样，“制度真空就只好由暴力和军人统治来填补”。

20世纪末，拉美政治民主化主要借助内外各种强大的压力，迫使军人维持“还政于民”的格局，但仍保留了普力夺社会的某些特点。正如阿根廷的一位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你以前读到过军事政变的传统模式，但军人重返舞台的危险似乎并没有完全消除”。确实，直到21世纪初，拉美地区仍然存在军人干政的土壤。2009年6月28日，在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军人发动政变，数百名军人强行扣押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并将他驱逐出国。这就是“普力夺社会”残存的最新表现。

在当代拉丁美洲，天主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创造方面逐渐失去主导作用，相反，新教却更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信徒，这一现象有可能逐渐影响拉美思想文化的构成和走向。塞缪尔·亨廷顿曾揭示了这种宗教信仰变化的现象：拉丁美洲的新教教徒人数从1960年的大约700万增加到1990年的约5　000万。拉美的天主教主教们1989年承认，新教成功的原因在于“天主教会不能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技术性和教会结构有时也使它不能对现代人们的心理需要作出反应”。而一位巴西牧师认为，与天主教不同，新教教会满足了“个人的基本需要：人情温暖、治疗、深刻的精神体验”。新教在拉美穷人中的传播主要不是一种宗教代替另一种宗教，而是宗教信奉和参与的巨大净增，即由名义上的消极的天主教徒变成积极而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亨廷顿认为，“像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正经历着一场与现代化相关联的复兴，在拉丁美洲它采取了新教而不是天主教的形式”。由此看来，在当代拉美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天主教会已逐渐失去对文化教育的控制权，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影响力也趋于削弱，因此在思想意识和文化创造方面宗教的力量日趋式微，而世俗化的趋势则是不可逆转的。

在此，我们以危地马拉的天主教会在玛雅人中的影响为例，来说明它的颓势。在20世纪中后期，政府的“自由派政策趋向于逐步取消天主教派，缩减它在传统上保持的财富和权力空间。主要空间之一无疑是它通过教区神甫的存在和行动对农村社会实行的控制。关闭神学院和教士培养中心之举就使教会注定逐步丧失了它在农村教区的存在和行动。40年代，天主教会通过发展世俗组织采取主动行动并实行了新战略，旨在夺回特别是在玛雅人农村村社失去的空间。但由于社会基础业已分裂，教会被迫原路撤回，直到退居守势”。

正是由于其经济基础不甚坚固，且对外经济关系十分重要；同时民主政治体制尚未完善，“普力夺社会”结构残存；此外，天主教的保守传统仍然存在，所以当代拉丁美洲思想文化明显不同于西欧和北美而具有独特的个性。

第一，在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以欧洲－基督教文化为主体、以美洲印第安文化和非洲黑人文化为次要成分的杂交文化结构一直保持至今，因此，当代拉美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种族和文化的混杂性。正如《多种文化的星球》一书中所指出的，“种族混杂在拉丁美洲文化的形成中是个明显的要素。殖民化以前的土著人口，他们在为数众多的安第斯国家和中美洲国家中占优势地位，而在五个世纪的殖民化和移民运动以后又有了欧洲人，主要是西班牙和地中海民族的后裔。在好几个国家里，尤其在加勒比地区，还有源于非洲的居民，那是在三百多年奴隶买卖的历史中形成的。一方面，在这些为数众多的种族群体中发生了一个广泛而缓慢的杂交过程，产生了一个被某些专家称为新的种族群体，这便是常常被视为与现在的拉丁美洲和民族主义成一体的那些人”。

第二，当代拉丁美洲文化明显具有外向型和开放性特征。如前所述，由于拉美很大一部分居民是各种混血种人（印欧混血种人、黑白混血种人、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人，等等），还有来自欧洲各国的殖民者后裔和移民，以及来自日本、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移民，所以他们在新大陆没有根深蒂固的文化根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他们在美洲与其他各种族居民混居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世界主义倾向，在文化习俗方面逐渐形成了开放的性格，因此他们易于实现同其他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对于不同的风俗习惯，思想流派一般持有宽容的态度。

所述的开放性格体现在内外两方面：“其一，拉美内部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其二，同外部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拉丁美洲的历史进程表明，各种异质文化之间已逐渐形成了相互调和、妥协交流和对话的关系，“在过去的好几个世纪中，这些文化之间从第一次接触起便建立了一种对话，实际上正如现在所说的是一种‘两个世界之间的遭遇’。这种对话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心平气和或彼此容忍的，但仍不失为一种对话，导致了一个文化适应过程，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拉丁美洲文化”。在所述的过程中有些机构借助其教育、文化和传播手段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天主教会，早在殖民地时代便作为征服者的精神武器，在摧毁土著文化核心、传播欧洲－基督教思想文化，并使征服者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相互调和妥协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由于上述的历史和现实要素的作用，“拉丁美洲文化的未来，其特点无疑将是这种对话的加强，它一方面受到日益增长的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另一方面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众的某些部分、尤其在美国的流行所鼓舞”。

二战后，拉美文化创作成果的特点就能充分说明全洲文化的这种开放性。实际上，20世纪后期拉美文学的发展方向和特点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密切相关，因为后者不仅为拉美文学树立了榜样，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培育了拉美的新一代作家，为他们提供了流行的新艺术和表现技巧。这样，拉美就成为各种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的汇集地，结果这个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世界主义倾向。

最后，随着现当代拉丁美洲人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其思想文化的本土化和民族特性日趋明显，因此，拉美可以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如前所论，在后冷战初期，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政治活动空间受到空前的压缩，这种不利于自身发展的现实反而促使拉美的知识界增强民族自主意识，主张通过自身努力寻求政治经济出路。A·费雷尔在这方面提出了深思熟虑的见解，他认为，面对全球化约束和限制着发展的可能性，拉丁美洲应当作出自己的选择：“在一个全球化世界上，克服发展面临的挑战仍然要靠每个国家所拥有的行动自由的程度，这种自由度是仅限于无条件地接受既定的游戏规则，采取不可行的战略，还是足以用来走上自我为中心的，开放式的新的发展道路，这主要是取决于内部的因素，而不是外部环境的限制。这些因素包括领土与人口规模，文化与政治传统，社会的凝集力，和精英阶层的领导素质。”

当新自由主义模式经受严重危机时，拉美学界积极争取自主话语权，寻求全新的发展战略思想。一位拉美学者指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它的可靠性、必然性、有效性和可信性——呈现出明显衰落迹象的时候，在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等层次上酝酿出一项变革战略是有可能的，这项战略不以新的模式为基础，而是诸如和平、发展和民主等原则为基础”。在这个前提下，他主张：“地缘文化应当居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上。面对来自上层、也服务于上层的全球同质化，必须强化本土文化的多样性和多种多样的特质。”同时坚持认为，“拉丁美洲不能，更不应当放弃和脱离跨国流通渠道和大市场（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太平洋国家联合体），但也不能以服从由北方以单边方式确定的日程、优先事项和游戏规则的形式加入进去”。正是在新世纪初拉美民族自主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下，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开始进入式微时代。

面临冷战后国际新格局，拉美学者明确提出，“拉丁美洲要寻求自主的空间，或较少地对美国的依附，并且经常想象要利用今天正在复原的古代欧洲大都会的保护伞”。为扩大自主空间，拉美从宏观战略上看，可采取以下措施：“……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增加了拉丁美洲谈判的可能性，以便同样加快拉丁美洲的一体化，提高它同外界的谈判的能力。不管怎样，拉丁美洲的一体化依赖于增强它的国际竞争能力，使它摆脱同美国的单边关系，扩大它的自主决策领域和确定发展政策的能力，以使它的人民能参与到现代化生产体系中去。”他还疾呼：“坚决放弃从世界强国那里进口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模式的打算。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只有部分与我国相同，而他们把我们当做扩张的一个场所。因此，我们不能完全重复他们的发展模式。”

历史已经表明，从门罗主义的提出直到当代后冷战时期，它从未取得显著的成果，其虚幻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盎格鲁美洲和拉丁美洲之间存在巨大的文化传统鸿沟：“美国和加拿大具有得到本地实用主义支撑的盎格鲁－撒克逊理性经验主义的传统，而拉丁美洲各国则具有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和美学的世界观。这些形成对照的文化的内在价值并未引起争论：……文化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区别。问题不在于比较的价值，而在于这些不同文化导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北美与拉美必然沿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轨迹发展，不可能被人为地糅合在一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拉丁美洲在现在和将来都是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一个实体。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1页。

②［英］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475—476页。

③［德］克劳斯·埃塞尔：《受制约的拉丁美洲现代化》，载于［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177页。

④［德］克劳斯·埃塞尔：《受制约的拉丁美洲现代化》，载于［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

⑤［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⑦Osvaldo Martínez，Neoliberalismo y Crisis en América latina＼Insertado en Neoliberalismo，Reforma y Revolu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Editorial Nuestro Tiempo.A.1996，pp.17，18.

⑧Osvaldo Martínez，Neoliberalismo y Crisis en América latina＼Insertado en Neoliberalismo，Reforma y Revolu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México，Editorial Nuestro Tiempo.A.1996，pp.21，22.

⑨［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181页。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75页。

“普力夺”，系Praetorian的译音，原意为“古罗马执政官的”，亨廷顿用来指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人干政倾向。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3，184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84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02页。

［阿根廷］鲁特·曼迪亚：《拉美军人以另一种方式重返政治舞台》，载于阿根廷《号角报》2001年5月13日。

［委］何塞·安东尼奥·里瓦斯：《后现代的拉美救世主》，载于委内瑞拉《分析报》2001年6月5日。

［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

［德］赖纳·特茨拉夫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美］塞·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97—98页。

［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墨］埃德加·萨穆埃尔·莫拉莱斯·萨莱斯：《地球村中的拉美文化》，载于墨西哥《美洲手册》1996年第60期。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293页。

［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60—561，579页。

［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82，593页。

［巴西］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98，599页。

［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