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余—契丹道

扶余—契丹道，亦是古今未能确指的渤海西行契丹的交通古道。《新唐书·地理志》仅记“扶余契丹道也”。扶余府是渤海西部的边防重镇和交通要冲，“常屯劲兵扞契丹”^[88]，由此道通往契丹必发自古扶余。渤海扶余府的故地，过去多从金毓黻先生的推论认为，“当在今农安城的西南百里之外求之，则今长春县之西南隅怀德、梨树等县地”。并认为“古扶余国当在是处”^[89]。但从《辽史·地理志》“东京道通州条”和“龙州黄龙府”条的记载对照来看，辽初的渤海扶余府，为扶余国后期的王城。而辽初的黄龙府才迁置在今农安。辽景宗保宁七年（975）南迁，仍名黄龙府。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又迁回原地，即今农安。黄龙府迁回原地后，将南迁的黄龙府改名为通州。经实地考察可知，扶余王国后期的王城和渤海的“扶余府”，均不应在农安县城，今农安只是辽代黄龙府的所在地。辽初继承的渤海“扶余府”，经调查应在今松花江畔的龙潭山城或上游辉发河流域的柳河县罗通山城^[90]。这是沿浑河上游和松花江上游诸川（扶余川）通向古扶余的重要东北亚古代交通。其中该道上确认的“长岭府”（桦甸苏密城）和“扶余府”（罗通山城）以及“扶余川”应是其重要的地理坐标。

关于从渤海扶余府通往契丹的路线，因缺乏记载，亦众议纷纭。据《辽史·太祖本纪》载，天赞四年（925），契丹太祖从上京出发，在木叶山、乌山、撤葛山祭祀后进攻渤海，十二月“次商岭，夜围扶余府”^[91]。商岭当今柳河罗通山一带，从松花江上游的山川地理形势、古今交通道路以及古城分布的情况可以推知，从渤海之上京龙泉府（今宁安），西南去“契丹道”，应循牡丹江上游“旧国”敦化境，过牡丹岭而进入扶余故地今松花江中游吉林市，故史称“扶余契丹道”。由古“扶余城”，沿松花江上游至桦甸苏密城即“长岭府”。过长岭府，经柳河、东丰后，应进入开原、西丰境的寇河或清河一线。再西过辽河新民北，经彰武、阜新塔营子西行，经今医巫闾山北麓的“牵马岭”，至“兴中府”（朝阳）和辽“中京”。沿大凌河西北上，出大青山关隘。最后沿乌尔吉木伦河到达“永州”或巴林左旗辽“祖州”契丹故地，为基本的“扶余—契丹道”走向。按上述路线推定，以当代考古发现的扶余、渤海和其后辽代古城址的连线，可确定其大体走向：发自“扶余川”上的吉林龙潭山或南城子（古扶余城）—西南桦甸苏密城（长岭府）—柳河罗通山城—东丰山城镇—开原东（八棵树古城）—老开原（咸州）—康平小塔子（祺州）—法库四家子古城（熊山县）—彰武苇子沟（洪州）—阜新塔营子（懿州）—阜新红帽子（成州）—兴中府（营州）。然后由朝阳西北出大青山（青峦岭）关隘，至今赤峰宁城以北的古契丹部族之境。是为从古“扶余故地”到“契丹故地”的唐代渤海与契丹间的“扶余契丹道”草原交通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