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由于我国学者目前已经提出了“新供给经济学”^[1],因此对于主要发生于20世纪的理论论战应称之为“旧供给理论论战”。彼时在理论领域围绕供给理论展开的论战,绝大多数是围绕税收刺激政策展开的,其一是拉弗曲线,其二则是单一税制。此外,在供给学派内部,除了一些基本共识外,也存在所谓“门户之争”。

1拉弗曲线（假说）

拉弗曲线（假说）的基本内容为,政府不可能通过无限提高边际税率来获得更高的税收收入,税率与税收间存在一条对称的倒“U”形曲线关系。这条纯理论曲线最早的思想论据是劳动力供给中收入与闲暇间存在反向替代关系,因此高收入税率会导致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上升、劳动力供给下降；除此之外,富人作为储蓄和投资的主力,高税率会导致他们的投资意愿被奢侈消费的意愿所替代,从而导致经济体中总投资下降,经济发展逐渐失去动力和活力,因此为富人减税就是打着供给政策旗号的保守派共和党所一贯追求的目的。

但要建立学术理论研究的范式,供给派学者们还需要梳理其理论思想和政策传导路径,为下一步的正规模型化和实证检验做好铺垫。

（1）政策传导路径

早期供给派学者们主要从刺激劳动供给和社会总投资的角度,给出了税率对宏观经济运行影响的基本传导路径和理论论据。其中Shapiro（1981）和Feldstein（1982）推演和梳理了滞涨的危害传导过程和减税刺激政策的传导路径。前者梳理了经济运行中的工作效应、资本形成效应以及二者结合的效应。其中工作效应为:“减税—增收—提高劳动供给—劳动引致的国民经济增长（其他情形不变；取决于已有资本存量也有可能不带来增长）”；资本形成效应为:“减税增收—储蓄提高—投资可能不同程度增加（凯恩斯主义投资需求不足）—投资引致的国民经济增长”；工作效应与资本形成效应结合即是劳动贡献与资本贡献等比例对应的国民经济产出。而Gwartney and Stroup（1982）则指出,高税率政策会导致现实的避税行为,从而危害投资,对经济长期健康运行有害。以上学者给出了供给理论的基本论据脉络。

然而将供给理论斥为“巫毒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的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们并不买账。其中最综合性的批判观点来自Mirowski（1982）基于Tobin和Solow等著名学者的反对意见,提出了关于拉弗曲线的四大批判:（1）减税刺激相关的弹性系数,认为劳动供给对税率的弹性要比现实估计的结果大16倍,才可能出现拉弗效应；（2）经验主义批判,认为拉弗曲线的量化或形状都是值得质疑的,此外供给学者万尼斯基（Wanniski）认为理性选民们知道拉弗曲线的税率最高点的观点也遭到批评,被认为其论述不过是在通过历史数据“讲故事”；（3）批评以拉弗曲线为代表的供给理论使用过度简化的分析框架,对潜在相关变量都加以忽略,而这些关键的变量恰恰可能影响其结果；（4）对所谓地下经济规模的估计的批评,认为现实中逃税规模始终很大,同时逃税行为相对于税率弹性很大,因此这一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三大批判:

第一,所有供给派学者都存在共同的错误:在引用实证结果时混淆了跨部门和时间序列的不同；同时税率降低时,即便人们想增加工作供给,也未必真的能找到工作或增加工时。

第二,供给派学者们误解或误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容——相对价格改变不会带来总收入效应（拉弗为首的观点）的说法并不正确。

第三,供给派学者们过度关注萨伊定律而忽视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而凯恩斯早已使用相关论证否定了萨伊定律的根基。

可见,凯恩斯主义者们将供给理论视为萨伊定律的蹩脚的复活。然而除了弹性系数的批评外,这些学者还是局限于原有的框架中；而弹性系数本身也只是基于历史数据计量的短效的政策中介变量,而不具备长期的政策指导意义。

Askenazy and Erhel（2012）针对法国的研究认为,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供给侧政策刺激方面,不仅成本高昂,且至少一半的投入是完全无效的,同时还加剧了该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低技术化。Katkov（2012）则分析认为,美国发生本次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国家宏观经济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需求管理转向了支持供给侧。本研究认为,供给政策作为长期性政策,其效果无法简单以成本-收益框架来时点化对应衡量,但也不应为本次金融危机承担全部责任。对应地,Seidman（2012）从凯恩斯主义框架分析了小布什执政时期的供给减税政策,也指出自2008年开始的消费税减免等政策不能被认为是无效的。

除凯恩斯主义学者外,其他学派的学者处在相对中立客观的立场。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riedman（1982）从利率机制对减税政策的效应进行了解释,认为里根政府的政策体现了从管制向自由的方向性转变。此外,Elba and Smith（1984）分析了庇古、帕廷金（Partinkin）和供给学派的分析的区别,尤其是后两者与庇古在财富定义上的差异。他们认为,财富与消费的正向关系也仅是前二者的一个假定,而非供给学派的假定,因此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存在分析框架上的一些差异。Sen（1983）回顾了供给理论的政策在政界被接纳的历程,认为货币政策的搭配是深刻影响其效果的外部因素。Reynolds（1984）则详细梳理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思想的争论过程,认为事实上供给学派主打财政政策,而要求同时配合紧的货币政策与货币主义的主张不谋而合。但Schettkat（2010）在反思本次经济危机时也指出,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供给不平衡的情况下,去通胀导向的货币主义政策会妨碍经济从衰退中恢复。因此,货币主义政策对供给政策未必总是正向效果。

Anderson and Kliesen（2011）则指出,监管当局对生产力驱动的供给侧冲击的态度可能是摇摆不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通胀的担忧。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指出,监管部门需要在厘清供给侧传导路径的基础上,平衡短期与长期的政策效应,避免政策的摇摆倾向。

本研究认为,供给理论所提出的政策传导路径,是在当时经济现实的归纳、总结基础上,对原有凯恩斯理论的修正和补充,因而这也为后来融合凯恩斯学派和供给学派理论观点、建立综合性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市场结构等内生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对供给政策的传导路径重新进行梳理,根据现实进行调整；同时各国国情不同,具体的传导路径也会存在一定差异,需要予以考虑。

（2）正规模型

现代经济学家的语言,无疑是图表、数学模型和实证数据检验。对于拉弗曲线最早的正规表述自然是来自拉弗本人。Laffer（1981；1982）以图示的方法,通过对劳动征税和对资本征税的等收入曲线,逐步推导得到对称的拉弗曲线形态。而Shapiro（1983）则从闲暇-收入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以图形法推导得到拉弗曲线。

另一名供给派学者Gutmann（1979）早在拉弗前,就讨论了拉弗曲线假说中减税率反而能增加税收收入的条件,考虑地下经济的影响提出了峰值相对于拉弗曲线靠右的、形态上不对称的Gutmann曲线（拉弗曲线的另一版本）。Moszer（1982）也以图形法推导了峰值靠右的拉弗曲线形态,同时从地下经济与正规经济的比例推导了存在多个峰值的拉弗曲线形态。这些努力可视为对拉弗假说的深化。

相对于图示法,更为规范的表达是通过数理模型的推导。法国学者Théret and Uri（1988）最早从传统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出发,考虑资产负债表效应,从理论推导了拉弗曲线的假设。此后大部分供给数理模型都是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常用的效用函数作为推导起点,并延续至今。譬如Spiegel and Templeman（2004）的文章就展示了从消费和闲暇的效用方程如何能推导反向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从而给出拉弗曲线的数学表达；他们还认为拉弗曲线可能有两个（或多个）最高点,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工资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他们的研究更规范地表述了此前Gutmann和Moszer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今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卢卡斯批判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需要体现微观基础。供给模型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如Leeper and Yun（2006）就从微观理论的角度推导了拉弗模型。他们使用多种模型表达财政理论,考虑赋予经济体的一次性税和生产经济体的比例收入税等不同前提假设,从财政理论的微观视角,计算税变动的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重估值效应的斯勒茨基-希克斯分解。而类似的研究又进一步加入新的假设,对拉弗曲线假说进行了再深化（Thorsten Upmann,2009）,加入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率条件,还引入了垄断联盟模型、经营管理权范式、内部人主导模型和有效纳什博弈。除上述模型外,同样存在货币主义框架中研究拉弗曲线的尝试,如Gutiérrez and V zquez（2004）在两个最优化货币的模型中分析“通胀-税”的拉弗曲线关系（ITLC）的存在。

事实上在供给派学者们试图正规化拉弗假说前,凯恩斯主义者就已经开始使用模型来攻击拉弗假说。早期凯恩斯主义者从自身的模型出发帮助供给派学者推演拉弗假说,然后加以攻击。譬如Heller（1981）利用一个基于Weintraub在1980年给出的简单线性模型进行推导,其结论全面推翻了供给学派,尤其是拉弗曲线假说的各项政策主张。但该模型过于简单,甚至不属于常规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而Henderson（1982）直接对拉弗曲线本身理论假设的准确性、所谓禁止性区域（prohibitive region）、减税政策效果和减税的经济意义四个方面进行了质疑,认为拉弗曲线的论证基础是站不住脚的。Husain（1997）认为只有过强的假设才会导致过度举债和税阻碍投资带来政府处于拉弗曲线的“错误”区域。而Krause（2009）对检验拉弗曲线的文献进行了充分的回顾后,使用一般均衡模型和税制改革背景检验拉弗假说。他试图在非常一般的情形下进行检验,结论认为,拉弗效应需要两大前提:其一,劳动收入税率要“高”；其二,劳动供给对工资收入的相应弹性要“大”。他认为除了直觉结果,政府最优化时不应当在拉弗曲线的右侧方区域外,拉弗曲线的前提在现实中很难存在。但本研究认为这只是在形态上而非从根本理论上攻击拉弗曲线,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视作其理论完善。本研究也认为,在目前各国的经济实践中,降低税率反而能提高税收的情形极为罕见^[2]。

还有一些学者认识到了凯恩斯模型的缺陷,并试图在原模型中加入对供给侧的考虑。如Harck（1981）就基于Kalecki的模型给出了一个后凯恩斯的两部门模型,并在其中融入了对供给侧的考虑。Mundell and Adams（1982）则在传统的IS-LM框架基础上,讨论了短期和长期中的负斜率的拉弗曲线假说；同时认为未来需要在动态化路径和均衡稳定性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模型。此外Klein（1982）也针对1970年的Wharton模型,认为其中存在供给侧的因素,并可用以考察能源价格和税收政策的刺激效果。Marini（1987）在理性预期模型中,考虑了供给政策和需求管理在名义工资由Gray Fisher劳动合同假定所决定的情况下的相对效果。Torres and John（1989）则在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背景的INTERLINK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尝试加入考虑供给侧的因素。

本研究认为,在现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考虑税率对供给侧的影响,对于提高减税效果预测的准确性,从而指导减税刺激政策很有意义。

从以上理论论战的过程来看,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在理论前提假设上存在很多争议,而这恰恰为综合二者的思想提供了基础。如果将二者的前提纳入更大的框架中,视为不同的特殊情况分类分析,则能达成一定的矛盾统一——这正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做法。现代宏观经济模型则通过建立微观基础,某种程度上避开了一些二者争辩的前提假设矛盾。

（3）实证角度

实证和计量分析是凯恩斯主义学者最擅长使用的工具。在卢卡斯批判以前,回归分析几乎在政策决策和学术分析中一统天下。Garrison（1991）研究了从供给理论的视角能否解释20世纪60至90年代的经济现实的问题,指出剩余产能因素和减税的替代效应未被考虑；当存在过剩产能时,凯恩斯模型可解释减税对消费、投资、储蓄和雇佣的效果。同时他也攻击供给理论缺乏实证数据支持。

然而在拉弗曲线被提出前,供给派学者们就已经开始利用实证研究抨击凯恩斯主义教条——菲利普斯曲线了。Laffer and Ranson（1971）基于传统的凯恩斯假设、货币数量论和有效市场理论,提出了所谓的Laffer Ranson模型（LR）或OMB模型,使用美国实证数据对凯恩斯主义中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反驳,认为并不存在通胀率和失业率此消彼长的现象。但这一研究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MacRae（1972）在LR模型的基础上,使用了朝鲜战争时期的数据重新进行估计,却得出相反的结果:其中短期模型支持菲利普斯曲线；同时他认为LR的长期模型中隐含了自然失业率的存在这一假设,导致短期估计支持菲利普斯曲线而长期不支持。

供给派学者们还利用计量工具的预测功能作为减税政策的论据。Eckstein（1982）从经济运行的实证数据和情境模拟的角度出发,论证和预测到,如果政策对商业、投资和劳动者给予税收刺激,未来就有望改善美国经济的衰退状况。Evans（1982）分析了此前需求管理政策的弊端,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减税的三种可能情境进行了模拟,试图对减税的积极效应和由于刺激作用带来的抵补效应进行估计和预测；然而其预测结果与实践差距较大。

对于拉弗曲线最直接的支持莫过于直接拟合拉弗曲线的形状并检验,然而实证研究中也往往发现,所谓的禁止性区域偏向右侧,且峰值税率较高。Feige and McGee（1983）的研究认为拉弗曲线的形状和位置,取决于供给侧效应的强度、税制的累进性和地下经济的规模这三种参数。他还估计了瑞典的拉弗曲线的形状,得到其峰值税率在56%—62%之间。Ravestein and Vijlbrief（1988）使用理论推导加数据拟合关键参数,估计了荷兰的拉弗曲线,并得到边际税率70.1%为最高点。Koskela and Virén（2000）对公共部门雇佣人数、总产出和总真实需求（按市场价）建模。数值模拟显示关系是非线性的,先正后负。使用OECD国家1960—1996年数据估计并检验,支持非线性假设,即拉弗假说。Hairault et al.（2008）基于法国的数据,在社会保险体系中研究了“让个人有足够激励延迟退休”对“几乎不提高退休金来帮助融资偿还预期赤字”的特殊的拉弗曲线关系。对拉弗曲线的一个比较另类的实证来自Sutter and Hannemann（2003）,他们以行为实验方式来证明拉弗假说。他们设计了一个二人间的真实努力实验,发现努力程度会随着税率上升而下降；实验得到的拉弗曲线的顶峰税率在50%—65%。

针对拉弗曲线禁止性区域过于偏向右侧的问题,Tobin（1982）对美国历史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实际拉弗曲线的峰值点过高（大约75%的边际税率）。同时他也提出投资刺激的效果应是即时发生的,此外拉弗的理论也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等因素。而Dalamagas（1998）利用针对13个OECD国家的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拉弗假说,表明其前提在某些国家并不成立；经验证据表明,拉弗曲线的形状依赖于挤出效应假设和对税的负刺激效应；但该研究考察国家数目较少,因此结论需要谨慎对待。

除直接研究拉弗曲线的形态外,还有一些研究对拉弗假说引申的减税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如Chakraborty（1997）检验了其成文前数年的税率降低是否带来了税基扩大,结论是直接税有所上升、间接税大幅下降,且造成税收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拉弗曲线在某些时间（取滞后）对某些税种是有效的。Bianchi et al.（2001）则选用来自1987年冰岛的9274名工人的样本（来自180557人）,进行减税对劳动力供给的分析。他的研究基于三个原因:冰岛在当年把工人收入税率降低到零；边际税率减少了仅一年而（1986年）当年税依然要付,从而收入效应被降低；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其他要素可能通过提高工资来提高劳动供给。结果研究发现:劳动供给弹性变高,男性比女性弹性高一些；免税年劳动供给对前一年税率（20%—40%）是正的方程但独立于此前所有时间范围的税率；年轻工人和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明显增加而男性工人下降。

但反对意见也同样存在。Goolsbee et al.（1999）总结了税收政策改变的一系列历史文献,并对美国数十年历史数据估计拟合,认为实证检验的结果并不支持拉弗假说。Stine（1988）则研究了拉弗曲线引申的一种特殊情形:短期收入最大化与长期财政健康的矛盾。他通过使用纽约州各个城市数据估计短期和长期的财产税税基弹性,认为提高财产税率并不能有效提高短期税收却会降低长期收入。

Candler（2010）总结拉弗曲线的实证研究时指出,尽管Galbraith等供给派学者提出了高边际税率会损害经济,需要削减边际税率,但Krugman、Paul Samuelson等学者一再批评在只有70%左右的边际税率情况下,减税政策可能才是有效的；这一点甚至得到了Niskanen和Gwartney等供给派学者的赞同,认为在40%以下既有边际税率条件下的供给减税政策是完全无效的。Knowles（2010）也指出,目前美国和欧洲都确定地处在拉弗曲线的顶点左侧,其中美国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资本所得税率即可增加6个百分点的税收,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劳动所得税可增加30%的相关税收；欧洲若提高1个百分点的资本所得税率后税收可增加1%,提高1个百分点的劳动所得税率可增收8%。

本研究认为,过往研究表明了拉弗曲线尽管很可能成立,但并不具备实际操作意义。目前各国的经济实践中,通常都处于拉弗曲线的峰值左侧。然而拉弗曲线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政策含义值得注意:其一,拉弗曲线所提倡的降低税率而非总量减税的思想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对于我国目前的结构性减税政策而言,注重前者而非后者对微观主体的刺激作用可能更有效；其二,在测算减税政策的效果时,要充分考虑由于刺激政策带来的抵补效应,从而更准确地推算减税政策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对于量化刺激政策的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还需注意的是,过往的实证研究,皆是基于累进收入税等针对劳动力的直接税的减税效果研究。而在我国,尽管同样执行了累进税率,劳动者面临的实际税率相对较低；而企业面临的间接税,不论边际税率还是占总税收比例都相对较高。因此如果针对我国间接税尤其是中小企业减税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与西方很可能相异。

2单一税制与国际税

以拉弗为首的供给派学者一直提倡将累进税制改为单一税制,其理由是:单一税能够在劳动力和投资市场上形成永久性的预期,从而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发展（Laffer,1982；2010）。Correia（2010）则以简单模型研究美国现行税收体制后认为,改革为单一税制后,可降低收入不平等、让穷人受益；但最终效果取决于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方式。然而来自实践的反对意见却同样存在,Keen et al.（2008）在单一税率制度被很多（欧洲17国）国家采用的背景下,实证研究了该政策的效果。他认为,欧洲各国采取单一税得到了深刻的教训:改变税制后并没有拉弗式的反应（减税率增税收）出现；税务的法律合规方面仅在俄罗斯有改善；分配效应和收入两极分化逐渐加剧；采用单一税制没能解决资本收入税的问题；税收的自发稳定器作用被加强了。他认为,欧洲各国采用单一税制的主要原因,是从原先苏联的体制下向着市场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此他预期未来这些采用单一税制的国家会逐步放弃单一税制,而不是供给派学者们期望的,有更多国家加入单一税制的行列。

本研究认为,对单一税制的实证研究,表明了供给学派的一些政策主张过于激进和理想化。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将供给理论应用于指导政策实践时,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与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绝不可直接拿来。

供给理论中很少涉及政策的国际效应,尤其是针对税收政策；但这样的研究也并非完全不存在。Mendoza and Tesar（1998）在供给侧的动态模型中考察了税制改革,在全球经济背景下讨论美国和欧洲的税收政策,指出世界资本市场的消费平滑和收入重分配效应能够改变对封闭经济的预测结果。他们的研究指出,对外国利息不收税,将导致美国的收入税税率因此提高34个基点,而以此为代价,欧洲的消费和闲暇也会产生相应损失和资本永久性流出；对比之下,如果外国利息被收税,同样的税制改革将降低美国福利0.7个百分点、提高欧洲1.8个百分点。实际上,这项研究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说明了税收的刺激效应,同时认为本国不应当对外国的投资收税。但本研究认为,该研究只是针对美欧而言,并未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相应后果,因此存在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