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是人类在20世纪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技术成果之一，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信息技术推动了网络的发展，将人们的生活空间从物理空间扩展到电子空间、数字空间，并将逐步造就出一个虚拟世界。如果说人类迄今为止一直拥有的是自然界与社会，那么，虚拟世界将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世界。虚拟世界的出现，将意味着人们生活在由自然、社会和虚拟空间构成的三个世界中，或者说，人们将要穿梭于这三个世界之间。虽然虚拟世界相比于自然界和社会而显得具有虚拟的性质，但它的虚拟性丝毫也不影响它的真实性，它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真实世界。尽管网络在今天还是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是社会生活以及交往的平台，但可以相信，要不了多久，网络的发展就会呈现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虚拟世界。即便是在今天这样一个虚拟世界尚未成型的时代，网络空间的不断开拓，也已经使社会生活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
对于政策问题建构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幅全新的景象。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所具有的高频率的流动性正在打破一切分割人群的边界，以致任何政策问题都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通过网络扩散到了广袤的空间。既然边界消失了，那么，人类在工业社会中所建立起来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就不再可能得到维持了。网络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领域，而且网络也必将引发人类社会的“去中心化”。在网络中，每个人都能自由进入政策问题建构过程，并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这些意见是有价值的话，也就肯定能够被人们所听取和接受。这样一来，政策问题建构权就不再受到某个中心的控制，而是散落在众多的网络终端。网络时代的政策问题建构，一方面，表现为政策问题建构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扩散；另一方面，由于政策问题被无处不在的信息流推展到了每个人面前，使政策问题变得更加具体。结果，政策问题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迅速地通达到每一个终端，并成了网络空间中的前沿地带，让人们必须通过对话与合作的途径去行使政策问题建构权。
信息技术以及网络不仅意味着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而且，也带来了人类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如果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的话，那么，信息技术以及网络将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启。吉登斯用“脱域化”来形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农业社会中，人的生活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每一项生活形式和内容都受到了“在场”的支配。也正是这一点，证明了农业社会是一个相对凝固和与外界隔绝的地域性社会。城市化、工业化打破了这种地域界限，人们开始流动了起来，从熟人社会走进了陌生人社会。不过，工业化时期的人的流动还仅仅体现在走出了祖辈们所留下的土地，并没有实现大范围的无界流动。这是因为，伴随着社会的脱域化，民族国家开始建立了起来。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建立起的现代性社会治理体系为人的流动划定了边界，“护照”、居民身份等让社会治理者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随时划出一条界线。
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是依靠抽象的制度开展的，而且，由于制度的确立，这种社会治理重新形塑了社会，以至于“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种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31]。抽象的制度建立在类别划分与界限确定的基础上，进而实现了对社会的分割，实行“分而治之”。具体地说，吉登斯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社会的领域分化。在黑格尔那里，这一社会分化被看作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在当代西方学者那里，则被称作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事实上，这是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的分立并在。
社会治理是从公共领域出发的，所实现的是对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的控制和调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我们所看到的图景是，虽然工业化使社会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日常生活领域，而且这三个领域也是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但在这三个领域构成的完整的社会中，却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虽然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可能会把不同的领域确认为这个社会的中心，而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公共领域则是确定无疑的中心，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都是受到公共领域控制和支配的边缘地带。所以，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拥有一个中心—边缘结构。正是因为这个结构的生成、存在和发挥作用，使政策问题建构权限制在了公共领域之中，并由公共领域中的中心——政府牢牢地把持着。在社会治理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政策问题建构权表现出从中心到边缘逐级分布的状况。从中心到边缘，政策问题建构权呈现出的是一个递次减弱的光谱。
如果说工业社会是一个实现了脱域化的社会，那么，它所实现的还只是地理意义上的脱域，即人们走出某个地域。在信息技术以及网络的发展中，人类社会再一次进入了脱域化的进程。这一次脱域化将不仅彻底地打破地域的限制，而且也正在突破领域、族阈的限制。特别是在政策问题建构方面，也许你从事的是不同的专业，也许你分属于不同的人群，也许你早已脱离了你的祖国而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国民，却完全可以有着共同关注，并对某个社会问题发表意见，直至促成这一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可见，信息的流动跨越了地域、领域以及族阈的界限，实现了在网络覆盖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在网络终端所及之处，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对某个社会问题给予了可能是同样的关注。
在信息的高速流动中，“所有的边界都是可以穿过的，因此，所有划出的边界在本质上都是无效的，至少是临时的和可更改的。所有的边界都是脆弱的、不坚固的、有漏洞的。所有的边界都具有易消失性这种新特征：边界在被划出的同时就被擦掉了，留下的只是曾经划过边界的记忆。地理上的非连续性不再重要，因为速度—空间笼罩着全部的地球表面，它把每个地方几乎都变成了同样的速度—距离，使所有的地方都彼此接近。”[32]的确如此，20世纪后期以来，网络逐步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全覆盖，任何关于政策问题的信息都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任何地方性的政策问题也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首先呈现在了网络之中，也可以说恰恰是网络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信息流动无视任何边界和随意跨越一切边界时，“社会生活都已经被非领土化了；因而，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社会科学家们如果再要试图把社会生活的一致及其协同作用归因于发生这些活动的那个地方性区域，那就不应该了。从一种社会性的意义上来讲，地区性已不再具有任何明确无误的重要意义了；毋宁说，地区成了多种世界共存的场所。”[33]在过去的“硬件”时代，权力与知识都附属于地域，是“地方性的”；而在覆盖了全球范围的网络空间中，任何政策问题都无法继续被视为某一地方性的问题了。
形塑政策问题的力量也正在发生变化。显然，在地域性的社会中，地理位置相近是友谊、合作、仇恨、冲突等各种各样的邻里关系的基础，而现在，网络技术所推动的“脱域化”则使一切关系都超出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在数字化世界里，距离的意义越来越小。事实上，互联网络的使用者完全忘记了距离这回事。在互联网络上，似乎距离还往往起了反作用。”[34]任何网络终端都能随时随地地收发信息，从而使人们克服阻碍彼此接触的地理上的空间障碍，从而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和文化经验，进入此前从未遭遇过的社会和自然情境。这样一来，自然场所与社会境况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可以成为在异地演出的“现场”观众，人们不必亲临现场却能直接观看，人们无需彼此直接接触却能营造共同的体验，并生成思想平台。
当人们克服了距离的障碍而在这样一个“无界平台”中自由地体验与表达时，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偏远角落的问题都可能在整个网络范围内引发讨论。在这样一个平台上，民族国家的身形变得模糊了，控制机构隐身了，网民代替了公民，形成了一种超越了国家边界的新的力量。而且，他们在许多社会问题面前都不再能够被区分为“当事人”与“旁观者”，而是在对社会问题的共同关切中生成直接感受，以共同的期待而促进社会问题向政策问题转化。事实上，我们已经拥有了这方面的经验，已经有很多社会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共鸣，加上现代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甚至可以令社会—经济活动所赖以存在的空间距离和领土界限消失。而且，网民的影响力也不断地得到证明，现在的许多政策问题能够得以建构，在其背后，往往包含着网民的影响力。
随着政策问题建构权在网络上的重新分布，引发了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一些新的矛盾。一方面，塑造政策问题建构过程的信息分散到了无数的网络终端，在网络中流动、聚集和离散，而掌控着政策问题建构权的政治行动机构却仍然被束缚在原地。社会问题往往在网络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无界空间得到热议，而最终决定社会问题能否成为政策问题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却仍然属于地方性的“头头”。这些“头头们”待在某个城市中，被有形无形的围墙挡住了视线和阻住了脚步。当某个社会问题（如恐怖主义）正在遥远的地方发酵时，他们却仅仅关注地方性的事务，直至这个问题已经走近了他们并撞击着他们的躯体时，才急忙去寻求对策。即便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仍然是用解决地方性问题的观念和思路去认识这一问题，用原先处理地方性问题的经验去对待这一问题，或者说，他们只能处理地方性的问题。“它们尤其缺乏一种令其独立、有效行动的力量。地方政治相对失权的对立面是超地域网络空间中政治的缺乏，那才是真正的权力发挥的地方。”[35]
由于网络这样一个流动性空间的出现，权力与政治流向了不同的方向，人们希望将权力与政治重新合并到一起，却又无法在民族国家中再次让这对正分离开来的“老搭档”重新结合。在网络空间中，任何问题都是全球性的，是不可能接受地方性的解决方案的。“我们不可能用区域性的方案来解决全球问题——尽管现存的政治制度热心地，然而是徒劳地，寻求区域性的解决方案（需要指出的是，截止到目前，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我们集体设计出来的惟一的政治制度，我们仅仅拥有这样的政治制度）。难怪，所有这类制度都是区域性的，合理（合法）行动的最高权力受到了地域的限制。”[36]传统的政治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的内涵，民主政治的开放性也只是地方性的，民主政治的参与权是限定在具体的区域和人群中的。然而，现今的政治所面对的问题却因为网络而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由于距离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依靠空间的界限来划定政治权力作用范围的时代结束了。同时，与信息高速流动相关的是，一个全新的“速度时代”开启了。因而，政策问题建构权的分配、配置以及分布，都正在脱离传统的政治框架。
由于网络以及信息的流动，政策问题建构权一部分转移到了国际社会，或者说，一些社会问题在信息和网络的时代更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因而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民族国家不得不考虑国际影响而将这些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这样一来，使得民族国家原先那种强大的力量显得弱化了，在政治上也不像过往那样具有闪转腾挪的灵活性。“民族国家便既不再能够抑制那些生活在它的疆土之上的人们的抱负，也不能独占他们的注意力了。民族国家与其公民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分离，还决没有达到完全彻底的程度；但确实已经推进得很远了。”[37]民族国家若想继续拥有既往那种控制权和行为自信心，已经变得不再可能，政府因为民众眼界的拓展而决定了它非常习惯的原先的社会治理方式已经无法再被使用，甚至在回应社会问题时显得稍有迟钝或不慎都会招致激烈的批评。政治家以及政府在过去数百年来积累起来的权威、合法性等，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
如果说近代早期的怀疑论是指向认识对象的，那么在今天，人们的怀疑往往直接指向了实践中的行动者，即指向了政府和政治家们。如果说人们在几个世纪中都一直对政府和政治家抱有依赖的心态，那么，现在都被当作泡影而刺破了。与此同时，来自于非民族国家的力量却显现出日益壮大的趋势。网络以及信息的流动使那种曾经在民族国家中凝聚起来的经济、军事和文化权力发生了奥菲所说的“内爆”，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同时发生碎裂与遭受侵蚀。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种“后现代转向”，使得知识精英对政治制度的支持和总体信任逐步衰减。这两者又导致了公众所关注的问题与焦点的新的消散、碎片化与急剧波动。结果，“政治的行动者失去了他们的作用和活动范围的确定性，因为后工业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无法继续为‘生产系统中的各种位置’提供明确的分类，而这些位置曾是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政党，社团，工会）的支柱。”[38]
在一些激进的学者眼中，所有这些方面带来的后果都指向了主权的丧失，“主权变为有名无实了，权力匿名化了，权力位置也已经空心化了。”[39]也许在今天就预测主权的消失还为时尚早，但无论主权的状况是否发生了改变，有一点却是不容争议的，那就是网络以及信息的流动正引发文化上的变革，从而使人的政治观念、生活观念都脱离了近代早期所确立起来的基本框架，甚至会扩展到要求对代议制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政府进行重新评估的行动之中去。
网络以及信息的流动使政策问题建构的力量散布到了开放性的全球空间，虽然这个时候民族国家的政府依然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危机管理来试图掌控政策问题建构议程，但所有这些做法都很不成功。新闻发言人上午说的和下午说的不一致，甚至片刻之间就必须改口或自我否定。这本身就说明政府已经无法迫使人们服从自己的意志了。既然政府、政治家无法一贯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那么在手段的选择上，就需要因时因地进行调整，这样一来，传统的那种有目的的行动和理性的管理也就陷入了不确定的状态，甚至显现出了失灵的状况。“伴随着所有引人注目的‘进步’进入人类沟通，并成为‘在远方发挥作用’的工具，控制手段似乎无法跟上需要被控制的诸多力量，它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控制它们。当前的社会状况表明，我们似乎无法逐渐限制并最终消除风险，无法减少人类方程式中的未知变量。未来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变成一个确定性的王国。未来的确是失控的；可信的猜测是，它注定依旧是失控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这样的。”[40]
在网络所改变了的社会中，民族国家及其政府不管如何努力去做，都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其权威总是受到某种形式的挑战和怀疑，甚至可以断言其昔日的荣光不再。在网络以及信息的高频流动中，似乎没有哪个部门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项行为都是有效的，曾几何时对“强国家”的那种无论是表现出来的还是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着的崇拜，也变得越来越淡。原先，人们总以为民族国家及其法律和民主制度是公民权的保障，也是公民权得以实现的框架。然而，在今天，它所表现出来的却似乎是对公民权的更多威胁。所以，对“强国家”的崇拜不仅正在走向消失，而且，对强国家的怀疑之声也随处可闻。
另一方面，基于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的传统，有着一种似乎拥有更强话语权的“弱国家”理念被灌输给了公众。但在网络以及信息的流动所带来的或引爆的无序之威胁面前，人们似乎又希望国家能够有所作为，即包含着对一种“强国家”的渴望。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强国家还是弱国家之中，政府都是“前沿地带”，就政府运转的情况来看，总是面对着每日都在成倍增长的公共服务方面的要求，政府往往都像奥菲所总结的那样，以“无可选择”（TINA，即There is No Alternative）来回应。这也说明，无论是“强国家”还是“弱国家”，在面对全球性自由的要求与话语时，都无法继续保持自己的荣耀与威风，而更多的只能是作出无奈的抉择。
当网络把更多的行动者置于同一个平台上时，人们行动的不确定性迅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充分考虑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继续谋求国家及其通过政府的社会治理方式方面的局部调整和改善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陷入极其被动的状态。所以，网络时代首先意味着社会治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特别是拥有中心—边缘结构的社会治理模式，正面临着“去中心化”的要求。网络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话语权的分散，而在这种话语权的分散背后，则是政策问题建构权散布到每一个角落。因而，通过政策工具而实现的社会治理必须面对权力集中不再可能的现实，必须在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历史趋势中去谋求重建社会治理模式的方案。在此过程中，政策问题建构显然是一个“弱政治”的领域，从此入手，既能避免政治的失序或动荡，又能科学地安排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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