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环境税收政策

环境税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庇古认为运用税收或者补贴可以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他以环境污染为例解释外部性，并指出最优税率水平等于污染造成的边际损害。后来，人们将这种税收称为“庇古税”，这是环境税的雏形。到20世纪80年代，环境税种日益增多，90年代环境税收政策迅速发展，如今，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环境税收政策体系，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环境税具有“双重红利”作用（“双重红利”这一术语是Pearce提出来的），至于何为“双重红利”，学术界看法不一。一般认为，“双重红利”包括：一是环境税的征收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也称为“绿色红利”；二是环境税的开征能消减其他税收的税收负担以及对市场的扭曲，促使经济效率提高，增加就业水平，这被称为“蓝色红利”。对于“蓝色红利”，学术界尚存争议，但是对“绿色红利”，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

在我国，环境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并没得到遏制，要遏制与减缓以及最终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开征环境税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而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种，如今已经设置的资源税也没有充分节约资源与减少污染的功能，并且开征的范围仅限于矿产、盐等。在我国，建立与完善环境税收政策制度十分必要，这对规范企业排污行为以及激励企业进行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作用重大。

首先，环境税收政策能规范企业的排污行为。在我国，主要的污染物排放并未纳入税收调节体系。2006年至2011年，我国氮氧化物与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中，工业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76%，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86.5%，但并未对企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征收任何环境调节税。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生产过程的污染物产生量与排放量最大，但是该环节缺乏约束性税收手段介入，环保力度偏弱。而对工业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征税，将税收用于环境污染的专项治理，可缓解环境问题。并且，征收环境税也能促使企业主动进行污染治理，当企业缴纳的税收高于治理成本时，企业会主动对污染物进行处理，减少污染排放量，进而促使企业将经济利益转化为环境利益。

其次，环境税收能激励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以及不确定性等属性，决定了环境技术创新中政府规制的必要性，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技术创新以矫正市场机制下创新不足的缺陷。鼓励环境技术创新的税收制度，应该覆盖投入、研发、成果转让的各个环节。在投入阶段，应该采用税收抵免制度，以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在研发阶段，可以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如鼓励产学研结合，给予科研人员工资、奖金或股份并实施税收优惠，对环境研发使用的先进设备允许加速折旧。^[17]政府要明确环境税收激励的重点产业，并且这些产业应该包括节能产业、资源循环利用产业、污染治理产业以及新能源产业等。对于重点产业，除了给予环境税优惠之外，可以与其他税收（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等）相配合，形成优惠税收组合，以促使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

总之，我国当前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中小企业众多，环境保护力量有限，若仅以政府监管来解决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势必导致监管成本居高不下，而实施环境政策将有利于规范企业的排污行为，促进企业环境技术创新，更好地保护我国日益恶化的环境，提高环境质量。